今（2026）年二月，我規劃了一趟前往中東阿曼（Oman）與沙烏地阿拉伯（Saudi Arabia）的獨旅。
當我告訴親朋好友要隻身前往時，收到的多半是擔憂與疑惑：「阿曼在哪裡？」「中東不是有戰爭與恐怖份子嗎？」「穆斯林國家安全嗎？」「為什麼要去這麼不安全的地方旅遊呢？」他們的擔心並非空穴來風。老實說，在此之前，我也對中東抱持距離與想像。黑紗、戰火、極權主義──這些印象幾乎自動浮現腦海，或許就是我們長期處於西方資訊下游的現實。
去（2025）年在克羅埃西亞（Croatia）旅行時，我曾與一位懷抱南斯拉夫情懷的老婦人長談。她強烈批判西方資本主義與民主如何改變他們的生活，並為共產體制辯護。她的部分觀點頗具爭議，但那場對話卻讓我首次意識到，自己腦中的世界觀與價值正義其實存在著盲點。
我們從小到大身處在台灣的媒體環境，並長期接受西方主流媒體的資訊投餵，我對世界的理解就像是一盆長期被人細心修剪過的盆栽。
從那之後，我開始找尋不同立場的資訊與書籍，如薩伊德的《論巴勒斯坦》，也關注非西方媒體的敘事視角。對我來說，中東已不再只是新聞裡的地緣衝突，而是一塊蘊含歷史厚度與文明張力的土地，因此我決定親自走進這片被貼滿標籤的地方。
阿曼：走入伊巴德派的「靜謐哲學」
抵達阿曼首都馬斯喀特（Muscat）時，從機場的乾淨典雅，到市區街道的井然有序，以及在接機大廳等我的租車行老闆第一句話：「Welcome to Oman！The safest country in the world！」（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阿曼！）處處讓我感受到極致的舒適與安心，完全顛覆了我對「中東國家」的刻板印象。
行駛在阿曼，我發現這裡並不像鄰國杜拜那樣高樓林立、光影閃爍，而是低矮、米白色調的建築，構成一種和諧的視覺秩序。這並非因為阿曼沒有錢，其貨幣里亞爾是長年名列全球最強勢貨幣之一，而是因其政府刻意維持低樓層，避免摩天大樓破壞傳統建築與歷史景觀的視覺連續性。阿曼懂得保存文化、歷史及自然景觀，並與之共存，將之帶給每位旅人。
中東大多數的衝突源於遜尼派（Sunni，沙烏地阿拉伯代表）與什葉派（Shia，伊朗代表）的千年恩怨。但阿曼境內的多數穆斯林則多屬於伊巴德派（Ibadi Islam），在伊斯蘭世界中相對小眾，強調節制、社會和諧與理性，避免激進論述與教派對立。
因此，在文化與宗教表達上，阿曼人更加包容與務實。這樣的個性同樣體現在社會生活與公共空間──阿曼人低調有禮，對差異保有尊重而不強求一致，形成一種柔性而穩定的社會氛圍。
或許也正因這樣的教派，阿曼在區域政治中，長期扮演調停者角色。在伊朗與西方之間、在海灣國家彼此角力中，阿曼往往低調斡旋，而非高調站隊。地理上，阿曼控制荷莫茲海峽（Hormuz Strait）南側，卻不以軍事姿態示人，而是以「和平中立」維繫安全，顯示出一種「小國智慧」──在強權夾縫中，找到不張揚卻穩定的生存之道。
沙烏地阿拉伯：如何玩轉地緣政治局面？
若說阿曼是「靜謐」，沙烏地阿拉伯則是充滿「張力」。
抵達沙烏地阿拉伯（下簡稱沙國）首都利雅得（Riyadh）機場後，我立刻注意到指示牌上出現大量簡體中文。搭上地鐵 single 車廂（註），裡頭幾乎都是南亞外籍移工。根據沙國官方統計數據（GASTAT），沙國外籍人口比例超過 4 成，城市運轉高度依賴移工體系。
走出市中心後，市內高樓與建設工地交錯，與阿曼形成鮮明對比。這一切都指向《Vision 2030》──由沙國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推動的經濟轉型計畫，試圖降低對石油依賴，發展觀光、科技與娛樂產業。
去年年底，中國與沙國簽署了旅遊免簽協議，加速兩國旅遊與經濟上的合作與往來。因此，無論是在首都或綠洲城鎮歐拉（AlUla），我遇見的觀光客幾乎全是中國旅客。從中國資本與基礎建設參與程度逐年上升，可見沙國已不再甘心當美國在遠東的「加油站」或「小弟」，而是要成為連接歐亞非的獨立權力中心。
從資料來看，我認為沙國可說是地緣政治中「最強牆頭草」：以戰略自主為中心，安全靠美國（美國的航母與導彈防禦系統，中國暫無法取代）、經濟靠中國（中國的市場、資金與技術，是沙國轉型最快的推進器）。這個國家似乎正告訴全世界：「我可以穿著傳統的長袍、用中國 5G，同時買著美國的戰機。」這種雙軌外交，是當代中東值得觀察的現象。
在沙國，為什麼英文不那麼普及？
沙國旅途中，有件事讓我印象深刻：當地英文的使用程度，不如我想像中那麼普遍。
我在利雅得搭計程車到必訪的德拉伊耶（Diriyah）時，遇見的司機完全不懂英文，甚至用翻譯軟體說：「我只講阿拉伯語，不講英文！」此外，在前往麥地那（Medina）路上的加油站，員工也只能以極簡單英語或手勢溝通。可見即便這個國家推動現代化、開放觀光與商業改革，阿拉伯語仍主導日常生活與社會運作。
這不僅是教育體系或人口結構的問題，也是一種文化防禦（cultural defense）──在追求現代化與競爭力的同時，沙國試圖保留自身語言與文化核心，不讓英文主導文化同化。也就是說，雖然教育改革與《Vision 2030》確實將英文作為提升國際競爭力的一部分，但阿拉伯語仍然是社會身分、文化認同與主權的象徵。
對習慣以英文穿梭世界各地的旅客，沙國用更強烈的語言優先秩序提醒：「這裡不是西方的後花園。」阿拉伯語在宗教生活、社會交往與空間識別中的優先性，是一種對自身文明的堅守，而非排外，表明著：語言不只是溝通工具，更是主權與文化身分的主張。
在國際政治層面，這種語言上的主權意識，恰好反映了沙國與美國關係的變化。如前所述，過去數十年間，沙國在安全及軍事上與美國深度合作，但近年學會利用美中競爭，獲取更多自主空間：一方面從美國引進技術與安全承諾，另一方面則擴大與中國及其他亞洲勢力的經濟與基礎建設合作。
這種雙面玲瓏的多極策略，讓沙國可以更靈活地在國際力量間，爭取最大利益。
中東旅行帶回的「第三隻眼」
在阿曼與沙國的旅途中，我慢慢意識到：我們從小習慣的「世界規則」，其實也是某種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當一套價值觀被廣泛傳播、視為普世標準時，它帶來秩序與效率，但對某些文明而言，那未必是唯一合理的解答。對擁有宗教體系、語言傳統與歷史記憶的社會來說，如何在現代化與自我保存間取得平衡，本身就是一種艱難抉擇。
阿曼選擇低調中立，不急於選邊站或證明誰對誰錯；沙國則在快速轉型中，仍緊握語言與文化的主導權。兩種不同路徑，都透露出同一個訊號：在全球化的浪潮裡，保有定義自己的能力，比加入某一種敘事更重要。
旅行結束後，我再看中東新聞時，已不再只有單一聲音。
我們長期透過西方顯微鏡觀察世界，卻忘了顯微鏡本身也帶有角度。偏見最危險的地方，不在說謊，而在於它只說了部分真相，卻讓我們以為那就是全貌。中東的情境十分複雜，它迷人卻緊繃，保守卻野心勃勃。阿曼讓我看見溫和可以是一種力量，沙國則提醒我，改變不必放棄自我定義。
這趟旅程帶回台灣的，是一隻「第三隻眼」──不是推翻既有價值，而是多一層觀看世界的角度。在資訊快速流動的時代，我們更需要放慢判斷、多查證、多比較，為自己保留理解的彈性。世界從來不是黑白分明，當我們願意親自走進那些被貼滿標籤的地方，也許會發現，真正需要拆除的，不是邊界，而是心中的單一視角。
註：利雅得地鐵目前依照生理性別，進行物理性區隔車廂措施，共分為 single、family、first class 等不同車廂，單身男性幾乎都會待在 single 車廂。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