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h, là là！」電視機前傳來一陣慨嘆，公婆說他們熟悉的法國影壇，已然走入歷史。
女星碧姬芭杜（Brigitte Bardot）在歲末辭世，享年 91 歲。在 2026 年的法國，日曆翻了新頁，電視畫面卻沒有跟著向前，當地電視台接連幾天輪番放映著黑白與彩色交錯的影像──從《上帝創造女人》（Et Dieu… créa la femme）那個解放與反叛的年代，到她退隱後對動物的奉獻與極端言論引來的爭議──碧姬芭杜這個名字儼然成了法國社會的縮影，一場原本屬於文化記憶的集體告別，也無可避免被推向價值審判與政治激辯的風口浪尖。
昔日「美好年代」的象徵
對部分法國人來說，碧姬芭杜離世，喚起的是一幀逐漸模糊的美好風景：戰後復甦的自信、國力上升的幻象，以及對所謂「純正法國文化」的自豪感。
《紐約時報》前巴黎分社社長諾賽特（Adam Nossiter）精闢形容，那是法國總統與強權領袖平起平坐（對比）的時代，那是法國雪鐵龍（Citroën）汽車在高速公路疾馳的時代──更重要的，那是他們記憶中，「膚色一致、血統純正」的美好年代。
也因此，碧姬芭杜從來不只是演員。她的成名軌跡牢實鑲嵌在法國「光輝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的歷史敘事裡，使她成為整個世代情懷與想像的投射。
但同時間，她從當紅時到息影後的種種爭議，也讓這位曾經的時代寵兒，從來未曾與輿論風暴絕緣：
「性解放」代表，還是女性被物化的極致？
如英國《衛報》影評人布萊德夏（Peter Bradshaw）指出，在性解放、新浪潮與女性主義成為顯學之前，「已經有碧姬芭杜」。她在《上帝創造女人》中挑釁般的存在，撼動了傳統社會對道德的絕對詮釋。她的身體語彙不為迎合誰，那樣的倔強與狂放，在當時猶如一把重錘，擊碎了法國天主教資產階級的禁錮。
然而同時間，身為「性感尤物」的她，也毫無疑問地成為被大眾凝視與物化投射的對象。正如西班牙《世界報》（El Mundo）所言，碧姬芭杜既是流行文化的群像，也是女性被物化的極致，同時又被視為性解放的象徵──「矛盾，從一開始就寫進了她的神話裡。」
另一方面，法國《世界報》（Le Monde）提出更為殘酷的觀點：碧姬芭杜終其一生，其實是「B.B.神話」的受害者。「B.B.」是她名字的縮寫，在法文中諧音「寶寶」（bébé）。自 15 歲起，碧姬芭杜就活在鎂光燈與狗仔的圍獵下，持續到 39 歲事業邁向巔峰，她斷然息影，潛居法國蔚藍海岸聖托倍（Saint Tropez）。這場退隱與其說是優雅轉身，更像帶著憤怒的遁世。
「動物權益提倡者，兼種族主義者」的複雜身分
息影退休後，碧姬芭杜對動物的溫柔愛憐、全力投入照護與倡議，與她對移民、穆斯林及性少數族群的敵意，則形成難以忽視的巨大落差。
自 1990 年代起，碧姬芭杜多次因「煽動種族仇恨」的公開言論，被法國法院定罪並處以罰鍰。她流連記憶中「純淨、白皙、有序」的社會，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法國繁榮背後的殖民歷史與移民勞動。這也使她成為法國極右派罕見而極具價值的文化標誌。
《紐時》專欄作家史匹格曼（Nadja Spiegelman）進一步剖析了這份複雜性。她將碧姬芭杜視為一代法國女性的縮影：貌美、獨立、拒絕被支配，卻也往往尖刻、殘忍。這些女性追求的是「不依賴任何人」的個體自由，而非建立一個更加平等、包容的社會。她們可以接受女同志，但嘲諷著某些女性主義流派；她們反抗父權，卻轉身擁抱民族主義。史匹格曼說，那是一種不受道德約束的絕對自我，哪怕建立在他人的傷痛或排外之上。
這樣的生命軌跡，反映的或許也是戰後歐洲某種「自由想像」的極限。當極右翼政客紛紛呼籲為碧姬芭杜舉行國葬時，法國社會黨領袖佛瑞（Olivier Faure）給出了最清醒的註腳：「她璀璨奪目，深刻影響法國影壇；但她也背棄了共和價值。」最終政府決定不給予國葬待遇，無疑是在文化貢獻與人權底線之間做出的艱難權衡。
「黃金年代」中被忽略的敘事
碧姬芭杜引發的爭論，對於同樣身處價值轉型、世代記憶拉扯的台灣而言，並不陌生。懷念經濟起飛、社會安定的「黃金年代」沒有錯，但那些排除在敘事外的異質聲音，會不會在有意無意間被忽略？一個世代的進步，有時可能僅留在表層解放，未必真正走向更深層的共融。
筆者認為，碧姬芭杜曾用肉體解放了一個世代，卻在晚年以忿恚禁錮了自己的思想。成熟的紀念或許不是盲目歌頌或全盤否定，而在承認：她曾推開一扇通往自由的門，卻也親手關上另一扇體現兼容並蓄的窗。理解這份矛盾，或許比任何國家級致敬，都更接近歷史的真貌。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