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幾個月前被診斷出患有動作協調障礙（Dyspraxia），那讓我重新思考自己是什麼樣的藝術家、創作者。」英國藝術家安妮・愛德華茲（Annie Edward），在我們的 Podcast 專訪中這樣說。
出生於威爾斯的她，畢業自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雕塑碩士，目前任職於英國史特勞德藝術學校（Stroud School of Art）。她的創作一路探索自身身體、神經差異與醫療文化間的張力，並常以肢體、表情與感官為媒介，揭示人類在「控制」與「失序」間的矛盾狀態。
我與安妮的相識，始於一次書本合作。透過交流與策展出版，我逐漸理解她的創作核心，也看見她如何以藝術處理「身體的不同」。
談起診斷，安妮毫不避諱分享：「這讓我明白，自己的思考與行動模式，原來早已被這種『差異』形塑。」但她也笑著補充，只要面對需要明確步驟或流程的事，就容易感到混亂，而焦慮更會加劇這樣的狀態。「不過，了解這一切、重新認識自己，其實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不同於一般人可能對診斷感到焦慮或抗拒，安妮選擇讓這份差異成為創作能量。她在藝術中不尋求同情，也不迎合期待，而是誠實地呈現自己。而她的故事，不僅關於個體經驗的調和，也讓人聯想到「神經多樣性」，如何在全球被重新理解與定位。
什麼是「神經多樣性」？
神經多元運動（Neurodiversity Movement）一詞最早出現於學術文章，是在 1998 年，由澳洲社會學者、同時也是自閉症（ASD）患者的朱迪・辛格（Judy Singer）在碩士論文中提出。她主張，神經多樣性應被視為如性別、種族或文化差異般的自然變異，而非需要被根治的「錯誤」。這一概念強調，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自閉症、讀寫障礙、動作協調障礙等，都是大腦結構與肢體神經的多元表現，而非病理上的缺陷。
隨著理念逐步擴散，歐美學校開始出現實際行動。劍橋大學、史丹佛大學等校陸續成立神經多樣性學生支援辦公室，推動人權倡議與相關研究。企業也在 2013 年起陸續推出「神經多樣性招聘計畫」，調整面試機制與工作環境。到了 2021 年，聯合國與歐盟正式將「神經多樣性」（Neurodiversity）納入政策用語，列入人權與職場平等報告。
根據經濟合作貿易暨發展組織（OECD）及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官方資料，神經多樣性包含自閉症、ADHD、動作協調障礙、計算障礙（Dyscalculia）、閱讀障礙（Dyslexia）與妥瑞氏症等類型。相較之下，台灣對此的研究仍屬初期階段。
《基督教論壇報》4 月推出的報導曾指出，根據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統計，2024 年兒虐通報個案中，就有近兩成案例為患有 ADHD 或發展遲緩的兒童。在亞洲文化與污名壓力之下，他們經常被冠上「怪小孩」與「壞小孩」的標籤，卻鮮少前往診所就診。根據衛福部 ADHD 衛教資料顯示，台灣實際接受完整治療的孩子僅有 1%，這樣的隱性壓力使許多人選擇隱藏自身差異，長期下來可能引發憂鬱、躁鬱等心理困擾。
不過，相關對話及討論正逐漸展開。國教行動聯盟於 2025 年 4 月聯合台灣認知功能促進協會、立法委員及多個家長教育團體，推動「神經多樣性」正名運動，呼籲減少兒少精神疾病的標籤化與汙名化。同年 6 月，則與亞東醫院聯合舉辦「2025 台灣青少年神經多樣性生活導師國際研討會」，希望從教育與臨床層面深化理解。
若將視角從社會運動拉回個體生活，對許多人而言，理解「差異」的歷程，往往始於與自己的關係。
我與 ADHD 共處的青春矛盾
ADHD 一直如影隨形地跟著我，還記得在台灣唸高中二年級的時候，因為一次帶領全班段考成績作弊被抓，加上過去累計的警告與小過，學校召開校務會議，要求母親出席。她被迫在「讓我退學」與「接受校外心理輔導」兩個選項間做出抉擇。
在診療過程中，心理師向她與學校告知我確診 ADHD，並開立藥品協助我集中注意力。每週的診療與藥物控制下，我的課業成績逐漸有了起色，但也讓我的生活陷入另種困境。
沒服藥的時候，我反而更難專心做事，也無法好好觀察周遭環境變化。課堂中，我常因為感到無聊，時不時需要站起來或走動。那段日子，負面影響壓迫著我的生活與對世界的認知，我深刻感受到藥物與自身狀態之間的矛盾，也因此產生「擺脫藥物」的念頭。
為了徹底戒掉藥物，我開始迫切想了解自己，我需要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及它將如何影響我的一生。最重要的是，如何與它共存，讓它成為我強大的工具，而不是人們認知中的疾病。
於是，我嘗試理解什麼是過動症，我與醫師討論身體狀況，試著建立能讓我專注卻不依賴藥物的生活節奏。最終我發現自己無法長時間專注於單一人物，反而在同時處理多件事情時，思緒更集中、效率更高，這是屬於我自己的專注方式。
然而，我依然有一個問題需要解決──在班上，我仍然被視為「怪人」。我試著隱藏與解釋，但多數時候，「理解」並不會因此發生。
正因如此，我更確信「理解差異」不只是他人的課題，也是社會結構需要面對的挑戰。
當「不同」成為創造力的起源
「不一樣」，不代表錯誤，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而我們應該為此感到自豪。成長在台灣的教育環境裡，家長、老師與社會總希望我們成為社會的「正常人」──考高分、拿學歷、追求好工作，但我們不是工廠出場的零件。當我們一味追求一致與效率，反而更容易被體制與科技取代。
社會應該「反映」人，而不是反過來「塑造」。就像科技原本是人類的工具，如今卻在不知不覺中主宰著我們的生活節奏，影響工作、人際關係，甚至幸福。越來越多人因此隱藏真實的自我，只為尋求歸屬感。對我而言，ADHD 已不再是疾病，而是構成我之所以為「我」的重要部分。
像我一樣，世界上許多創業家、創作者、運動員與科學家都與神經多樣性共存，也在重新定義「不同」的價值，並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專屬的生命節奏。
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ck）曾在《SNL》節目上，自揭自己患有亞斯伯格症，這或許影響著他，但如今他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企業家之一，跨足汽車、媒體、太空產業等產業；知名美國女演員珍妮佛．安妮斯頓（Jennifer Aniston）直到成年才發現自己有閱讀障礙，並重新認識自己與學習。
英國模特與演員卡拉・迪樂芬妮（Cara Delevingne），則在童年時期被診斷出患有動作協調障礙與 ADHD，15 歲時，她開始出現焦慮與憂鬱情緒。她曾於 2015 年《Vogue》封面專訪中坦言，那段經歷幾乎將她吞沒，但也成為她認識自己的關鍵時刻。
所謂的「不同」，從來都不該被恐懼或修正，而應透過理解、尊重與認同去面對。每一條神經通路，都是大腦與世界互動的獨特語言。或許，「正常」這個概念本身，就該被重新定義。尤其在人工智慧、量子科技與科學發展浪潮中，我們更需要在多元中前行，讓差異成為推動人類創造力與共感力的基礎。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