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廖宥甯 Jocelyn Liao
在中國社群平台「小紅書」上，許多發文皆對上海的「女性友善」有所歌頌，例如：上海是中國最「西化」的城市，相較於中國其他地區，上海對 LGBTQ+ 群體更加包容，隨處可見「全女空間」的商店和女性主義書店；女性也因為能受到更多尊重，所以多選擇到上海生活。
中國去（2024）年的女性電影《好東西》同樣以上海為背景，不僅票房已賣破 5 億人民幣，在小紅書上也獲得一片好評，稱其「為女性主義走出一條新路」，更不吝於稱讚《好東西》是「年度最佳」。
有鑑於接收到太多有關上海女性主義的溢美之詞，我決定在上海復旦交換期間，選修 3 門與性別研究相關的課程，一窺上海作為中國女性權益的領頭羊，究竟「進步」到了何處。
不過，當我踏入教室後，我承認這些課程內容稱得上跌破我的眼鏡。
【我的上海交換手記】系列文章：
上篇請見此：中國大學生真的比較「捲」嗎？復旦交換行，顛覆我想像的 5 種經歷
首篇請見此：我在中國被統戰：一名台灣交換生在「統戰行程」中的第一手觀察
大學才在教「社會性別」、每門課都在讀蓋兒魯賓？
在中國上性別研究課，撲面而來的文化差異，就是我選修的 3 門課中，第一堂課都會問學生同一個開場題：「什麼是社會性別？」
我感到意外的是，「社會性別」在台灣應是國中公民課就會教到的內容，而中國要到大學的選修課──甚至不是必修課──才會教授給學生？而且這些性別研究課的男女學生比都相當失衡，班上的生理男性大概可以用一隻手數得出來，那麼不就代表有許多男性學生，沒有（或鮮少）接觸到性平觀念普及教育嗎？
除了每堂課都問「社會性別是什麼」這個問題外，在復旦大學的 3 門性別研究課堂上，老師們也不約而同地將人類學家蓋兒魯賓（Gayle Rubin）的〈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經濟學」初探〉一文，列入指定閱讀。但我想，背後的動機還算容易了解，作為一個自詡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度，其性別研究課程著重於社會主義女性主義（Socialist feminism）流派，也是十分合理的。
我在性別研究課堂上，受到的那些文化衝擊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老師在課堂上曾說：「西方的社會學研究側重於種族、階級和性別 3 個面向。中國的種族問題，沒有美國等西方國家嚴重；在社會主義國家，我們也沒有階級，所以不談階級；因此現在公眾場域中，才有這麼多關於性別的討論。」
但是，在中國研究性別問題，真的不需要討論到「種族」和「階級」嗎？就算中國的種族問題沒有美國明顯，但漢人對少數民族的剝削依然存在，我就曾接觸到關於中國西南少數民族女性，被賣到沿海地區當生育機器的研究。
至於「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就不討論階級」這個論述，也完全是在自欺欺人。中國的社經地位分佈日趨兩極化，更別提「紅 N 代、官 N 代和富 N 代」在中國社會中的壟斷性地位。不同社會階級的女性自然處境不同，撇開階級不談，等同於拋棄了中國性別研究的核心之一。
另外，還有一位老師在強調女性也需要家務勞動的幫手時，使用了「人人都需要『第二個妻子』」這句話，讓我在台灣受到的「政治正確」教育警鈴大作。拿「妻子」代指負責家務勞動者，怎麼想都覺得這個稱呼不妥。
而我在課堂上受到最大、沒有之一的文化衝擊，則是有老師告訴我們：在中國，並沒有一個特別指稱「女老師的丈夫」的稱謂，由此可見女性在中國社會中的弱勢地位。我當時的心情可謂詫異到近乎驚恐：在台灣十分日常的「師丈」，竟然在中國並不存在？
從搖籃到墳墓，每一階段都如履薄冰
在復旦的性別研究課堂上，令我收穫最多的是，深刻了解到中國女性的處境有多艱難：生老病死、食衣住行各面向都會面臨重重困境。
有位老師告訴我們，她指導的幾名來自山東的「90 後」（西元 1990-1999 年出生的人）博士生，在高中前並沒有戶籍，因為一胎化政策的限制，家裡想要把戶籍留給未來可能出生的弟弟，只好犧牲大女兒的權益。這些姊姊們直到高中後，為了高考，家裡才不得不幫她們報戶籍。
聽完這個案例，我在網路上查到中國 2015 年才結束一胎化政策，這意味著和我同齡的「00 後」（西元 2000-2009 年出生的人）中國女性，也可能遭遇相同的窘境。除了無法擁有戶籍，這些女孩甚至有可能在剛出生時，就被父母親手結束生命。我實在無法想像與我同齡的人，要面對這些仿若「封建時代」才會發生的駭人處境。
同樣令我感慨並訝異的是，在中國，男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齡不同，現行法規規定，男性最多在 63 歲可退休，女幹部是 58 歲、女職工則是 55 歲。男女退休年齡不同的設計，可追溯到當初中共建國，預設女性需要承擔生育和撫養小孩的工作，因此規定女性較早退休。
上述法規美其名曰「減緩女性的負擔」，但在今日這個女性未必生養下一代的時代，早就該修法了吧？男女退休年齡不同帶來的另一個影響，便是女性因為工作時間較男性短，退休後能領取的退休金也比男性少，所以在退休後的家庭生活中，女性的經濟地位極有可能仍處於弱勢。
除了退休金問題，中國退休的中老年女性還面臨「代際剝削」的難題。在中國，有許多父母為了養家活口，無法盡到教養子女的責任，這個重擔只好交給祖父母，因此隔代家庭在中國城市、鄉村中都相當常見。不過，由於性別分工的觀念仍根深蒂固，最後依然是由「祖母」扛起更多撫養孫子女的工作。
梳理這些在課堂上學到的中國女性困境，再加上最近讀到的中國「衛生棉之亂」、政府遭控為「三孩政策」監控女性生理期時間、女碩士生被「收留」13 年等新聞，不禁讓我感嘆：在中國當女生真難啊。
「全女空間」正流行？
此外，有位同學在課堂報告時，提及中國目前極為流行的「全女」空間，包含全女咖啡廳、全女餐廳及全女車廂等。顧名思義就是該空間僅允許女性進入，某種程度上可以保護女性不受男性騷擾，但代價是需要收取額外費用。
「如果『全女車廂』比其他普通車廂的費用多出 10 元人民幣，你願意花這 10 塊錢嗎？願意的請舉手。」當同學問出這個問題時，我竟是全班唯一沒有舉手的女性。我的想法是，在任何空間中享有安全與舒適，是我本該擁有的權益，憑什麼要我多付錢才能享受這些基本權利？
「如果在台灣，各大眾交通工具的營運公司敢收這筆錢，絕對會惹毛很多女生，引發抗議。」下課後，我和朋友們聊起這件事時，我如此評價。
中國女性的年齡焦慮與擇偶趨勢
這次交換，除了在上海讀書，我也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看見上海以外的女性們，如何看待自己身處的環境。
我在一間深圳青旅，遇到一位正在當直播主的 28 歲女生，她一上來就開始和我宣洩各種焦慮：擔心直播帶貨是「青春飯」做不長久、擔心 35 歲後找不到工作、擔心買車買房、擔心 30 歲前無法結婚生子、擔心正在接觸的男生財力不夠卻想生兩個孩子⋯⋯。
「為什麼想結婚呢？」我問。她非常理所當然地回答我：「我看很多女明星都在 30 歲左右結婚，就算她們後來離婚了，但我想這個年齡段就是該結婚了啊！」
回想復旦某門性別研究課的老師，和我們分享她的一項觀察：現在中國有許多女性，會在小紅書上列出男性追求者們的外在條件，例如有幾車幾房、年收入多少、身高幾許、有無城市戶口等，然後再問廣大網友們，該選哪個男人比較好？
「從前，門當戶對是父母的要求；如今倒是年輕人自己主動追求『門當戶對』。」那位老師認為，在今日中國年輕人普遍經濟能力不佳的情況下，在婚姻中把物質條件放在首要考慮因素，是一個既合理又無奈的舉動。
結語
平心而論，在上海生活 4 個月以來，我遇到的各種騷擾，應該超越我過去在台北居住兩年──甚至是在台灣生活 20 餘年的被騷擾總次數。身邊的朋友們也各有各的「鬼故事」，所以現在的我看到小紅書上對上海「女性友善」的歌頌時，難免有些不以為然。
至於獲得好評的女性電影《好東西》，在觀賞後，我認為《好東西》或許是中國國產片的「年度最佳」，但若是要和該年度其他世界各國的女性電影比較，如《可憐的東西》、《墜後真相》等，我認為《好東西》的一面倒佳評不免言過其實，更像是一部中國女性主義的樣板戲。
總而言之，在上海學習性別研究的經驗，讓我深切感受到：在中國，作為一個生理女性是多麼不容易。
《關於作者》
廖宥甯 Jocelyn Liao
是 Z 世代成員也是九年級生，想進入新聞業的歷史系學生，未成年即在臺灣各城市間漂泊的彰化鄉下小孩，姓名第三個字為了平仄和諧請讀二聲。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