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息夢
我不知道為什麼，當一個人試圖讓自己變得更有價值時，制度卻會成為阻礙。
明明這是社會鼓勵的方向──進修、提升、專業、責任──但當我真正開始這麼做時，整個體系卻彷彿拿著尺，在我腳邊劃出一道道無形的線，把我圈在原地。
我是一名護理師，也是一名年輕的基層工作者。我並不是來控訴護理這個職業，因為我對這份工作依舊懷抱熱忱。我想說的是，這其實是一種結構性的壓迫，一種在老舊體制裡長年滋長的慣性，它不僅出現在護理，也在各行各業的基層，影響著每一位年輕、還未站穩的人。
白色巨塔的「階級剝削鏈」
從踏入醫療職場那一刻起，我便深刻體會了「資深」二字意味著什麼──資源壟斷、話語掌控及責任轉嫁。
身為基層的我們，輪花班（編按：指一週內輪值 2-3 種班別）、不能請假、薪資低，更不用說我們在決策體系中的微弱話語權。每當事情出了差錯，第一個被叫去寫檢討報告的是我們；即便過失源於醫師疏失，我們卻要代為解釋，僅因為他們「太忙」沒空下樓。
這不只是人力資源的調度問題，而是根深蒂固的階級轉嫁──錯，往下推；功，往上堆。
在白色巨塔裡，這種權力結構更為顯明。醫師的權威幾乎不容質疑，他們可以拒絕親自進行侵入性處置，卻不願對延誤造成的後果負責，而病人，只會看見我們──那個推床、打針、解釋、安撫、道歉的護理師。
久而久之，護理師已不再只是照護者，而是替制度背鍋的「醫療緩衝墊」。這樣扭曲現象，其實也與我工作的組織文化密不可分。這間由資深院長所創立的醫療體系，承襲戰後台灣工業化初期的威權管理邏輯，院方高舉「奉獻、忍耐、服從」的教條，卻對「合理、支持、共識」隻字不提。
我曾在夜班工作時目睹一位同仁被不合理指派兩倍病人數，只因行政主管認為她「年輕有體力」；我也曾因反映不公待遇，而被提醒「再吵就換人」。那瞬間我才理解──我們的專業知識從未被尊重，而是被濫用。
這樣的系統性剝削，不只是內部結構的問題，更是種對人權的漠視。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中明確指出，每個人都應享有公平工資、安全環境與進修機會。但當我們被迫用特休換取進修、為了提升專業而四處奔走募款，這已不只是一個職場問題，而是侵犯我們作為勞動者基本教育權與發展權的社會機制。
進修夢想的現實高牆
我今年二十多歲，在一間中型醫院的小夜班輪值，每天面對重症病人生命的進出。插管、抽痰、維生監測、緊急應變，還要安撫家屬的焦慮與誤解──這些，我都還能承擔，也願意承擔。
但當我想再往前一步，進修中部醫學中心的重症照護課程時，制度的阻力卻無處不在：課程不補助、上課不用公假、甚至還要自費 2 萬 7。我實領薪水 4 萬 7，要付房租、孝親費和生活開銷，還得硬擠出這筆進修費用，用僅有的特休與積休去換，只為許自己一個夢想。
說到薪資，我還必須指出另個長期被掩蓋的事實──政府公布的「護理人員平均薪資」，與我們實際拿到手的，根本是兩個世界。
報表上的數字被年終獎金、津貼平均灌水，掩蓋了多數人實際的低薪狀況。醫院以「成本控制」為名，從我們的勞動中攫取利潤。護理師被描繪為「助人的專業」，但醫院本身卻是企業，從病人的病痛、從我們的勞動中賺取報表的光鮮。
為了籌措進修費用，我附上明細與說明，一封一封地寄信給慈濟、基金會及企業單位，得到的回覆卻是：「金額不多，你可以找朋友幫忙。」但我沒有「那種朋友」，他們和我一樣，是剛出社會不久的普通人，有貸款、有壓力、連自己都顧不來。這社會彷彿對我們這些「中產之下、貧困之上」的人視而不見──我們不夠窮，得不到補助，但也沒有富到可以揮霍未來。
看到回信那刻，我覺得自己像個乞丐，明明想用知識與技能爭取尊嚴，卻要四處低聲下氣地懇求資源。難道只有街友、流浪漢才值得同情？我這樣日夜監測生命徵象、與死神搶時間的人，就不配得到支持嗎？我只想進修幫助更多病人，卻像個社會邊緣人一樣被忽視。
我開始思考，是因為護理師多為女性，才讓這個結構理所當然地要求我們「承擔、忍耐、配合」？長久以來，護理師被浪漫化為「白衣天使」，卻從未被正視為「專業勞工」。我們被期待無限延伸柔性與韌性，卻遭制度用剛性管理方式壓制，可見這不是性別的偶發現象，而是系統性的不平等。
根據衛福部統計，全台護理人員女性比例高達 9 成以上，這樣高度性別傾向的勞動結構，不僅反映在薪資待遇，更深刻反映在工作尊嚴與社會支持的雙重缺位，正如學者指出的「性別化照護勞動」──女性在照顧角色上被制度性地忽視與壓榨。
我的父母是典型的中產階級，無力負擔我的訓練費用，還需要我每月提供孝親費；我姐姐遠在海外，也無力支援。這不是抱怨，而是闡明一個現實：我真的已嘗試了所有能做的事，但體制回應我的卻只有冷漠。
被浪漫化掩蓋的護理職場
諷刺的是，我想做的不是逃離，而是留下。我想學習更高階的照護技術，投入急重症醫療、內外科照護，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成為病人的代言人──讓病人知道自己發生什麼事，為病人的知情權與選擇權爭取更好的照護。我熱愛安寧療護的溫柔，但我也著迷於治療過程中與時間賽跑的緊張與專注。
我不畏科技變革與學習挑戰，只怕社會連起跑線都不願劃給我們。
這一切阻力的根源，可以追溯回我們老舊的勞資文化。在那一代的邏輯裡，勞工應當服從、忍耐、感謝「被雇用的機會」，但我們這一代不是：我們相信專業、要求公平、堅持尊嚴勞動。我們求的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尋找能讓價值被發揮的環境。舊時代的「忍忍就過」思維，在這個知識密集與高壓照護的現場，已不再適用。
總有人說：「辛苦是一定的」、「大家都這樣走過來的」，但這不是理由，過去的不正義，不該成為複製壓迫的藉口。我們這代不怕苦，但我們需要被理解、需要有說「不」的權利；需要制度性的支持，而非一句帶著安慰語氣的敷衍話語；需要能夠請假的公假制度、支持進修的補助金，讓我們得以堅持走下去。
每一次我領到那張寫著「態度禮儀獎金」的薪資單，都像一種微妙的羞辱，彷彿用一些溫情的措辭，就能掩飾壓迫與忽視。我們不是天生願意犧牲的人，我們只是努力在找一個出口。
寫給所有尚未放棄的人
這封信寫給所有仍願意努力、仍沒放棄的人，我們或許還沒成功，但我們的困境是真實的。我們是還沒被承接的力量，是還在奮力掙扎的可能。我寫下這些文字，不讓這段努力淹沒在社會的靜默中，更希望讓同樣掙扎的身影明白：你並不孤單，我們都曾為了那 2 萬 7，翻遍所有的抽屜，只因不想放棄成為更好的自己。
如果這封信讓你感到某種共鳴，或許我們可以一起改變什麼。無須摧毀體制，只需一步步讓社會真正「看見」──我們不是天使，而是人；我們的熱忱不該被消耗，而該被滋養；願意承擔的人，都值得被善待。
這封信給社會，也給還沒放棄的我──給那個仍願意學習、想為病人撐起尊嚴的人，也給所有用自己的青春與健康，換來專業與責任感的人。我們不是邊緣人，更非乞討者。我們從來不是弱者，只是在等待這個社會學會如何接住努力的人，等待制度願意與我們同行的那一天。
因為我們不是一群只會承受的承受者，而是每個日夜仍站在崗位上、心中仍懷有希望的行動者。我們的身體是制度的前線，但聲音不該永遠被推到幕後。制度或許冰冷，但人性不該跟著冷漠。政府與社會的責任，不該止於口號與統計表。
如果社會需要更多護理人員，請從讓他們活得有尊嚴開始；如果社會期望基層勞動者撐起運作的齒輪，請從還他們一個公平透明的勞動條件開始。
我要的並不多，不是特權，也不是破格的照顧，只求一個讓人能夠誠實面對努力、誠實追求成長的社會。問題從來不只是 2 萬 7 的訓練費，而是為什麼一個全職、專業、誠懇的醫療人員，連追求成長都要如此艱辛？誰從我們的勞動中獲利？誰在我們需要幫助時選擇袖手旁觀？
我期盼更多人質問：為什麼一個願意為病人與社會努力的專業者，會在這樣的結構中被壓得透不過氣？我相信，問題並非無解，只需我們不再沈默，需要更多年輕工人站出來、揭開傷口，讓人看見這非關個人脆弱，而是體制的病灶。
如果你是制度的制定者、醫療現場的管理者、企業負責人，請你記得──我們不是你報表上的一欄勞動成本，我們是會痛、會累、也會夢想的活生生公民；若你是與我相同的青年、工人、護理師，希望你不要低頭，你絕非孤單，更非懦弱。我們未被承接的力量，不該淪為制度的墊腳石。
這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從這封信開始，我們不再被動承受，而是要求改變、要求被聽見──因為每個努力的人，都值得更好的未來。
《關於作者》
息夢
目前任職於台灣地區醫院急性病房的護理師，曾於醫學中心短期歷練外科加護病房，也有居家照護與護理之家工作經驗。
關注醫療體制內的結構性壓力、勞動者人權與照護勞動的性別處境。喜歡與病人對話、理解疾病背後的故事，也致力於追求更專業且被尊重的照護實踐。
寫字，是為了替那些在制度中默默撐住的人留下證明。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