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年，因為疫情與中國電檢標準收縮的緣故，已少有中港合拍、上億人民幣預算的大型商業電影，香港創作者多轉向小成本製作，改拍喜劇、愛情等類型，亦在本土市場偶有佳績。其中，鄭保瑞導演的近期作品或許可以作為這一現象的寫照：他於 2017 年執導的中港合拍片《智齒》，因久未取得映演執照而遲至 2021 年才在香港小規模上映，於是在下一部片《命案》回歸香港中型本土製作，放手處理命理、風水等無法在中國過審的宗教題材。
不過，《九龍城寨之圍城》的出現，似乎又展現了中港合製的一線生機──這部由鄭保瑞執導，斥資 3 億元港幣的動作電影，重現了 80 年代的九龍城寨，描述偷渡來港的難民陳洛軍（林峯 飾），誤打誤撞進入因政治因素而成為「三不管地帶」的城寨討生活，進而認識城寨大家長龍哥（古天樂 飾），並與其他黑社會手下結為生死之交，一同對決黑道「大老闆」（洪金寶 飾），展開一場城寨爭奪的復仇之戰。
從武打、兄弟情，到絕症設定與復仇故事，《九龍城寨之圍城》集結了港產片黃金年代的各種商業元素，更在中港合資的背景下，仍發展出了社會隱喻的空間。對照鄭保瑞導演近年的創作轉變，可說開啟了中港合拍片的新可能，更代表著香港商業大片的回歸。
註：以下將提及部分電影劇情
非寫實的「港式癲狂美學」回歸
乍看之下，《九龍城寨之圍城》裡力於重現城寨的髒亂窄巷、破敗街景的美術嘗試，依然有著鄭保瑞電影中小人物苟且偷生、與蟑螂和老鼠為伍的生猛氣質。然而，相比起其過去作品中激發出角色野獸本能的破敗環境，「九龍城寨」儘管空間混雜、電線叢生，本質上更是一個具有商業性質的非寫實舞台，讓一場接一場的武打戲可以透過在立體空間中四竄的攝影機運動輪番上演。
比起由甄子丹與劉德華主演、同樣設定於九龍城寨的《追龍》，仍貼近於街頭群架的武打設計；《九龍城寨之圍城》裡的黑道各個武功高強，一切以華麗視覺而非寫實設定為前提。從龍哥丟起一根菸後制伏對手再接起香菸繼續吞吐，到練成硬氣功而刀槍不入的反派王九（伍允龍 飾），以及操著各種奇門兵器的黑道打手，《九龍城寨之圍城》明顯不拘泥於寫實情節，而有意向 80 年代旨在展示各路武術、甚或神鬼奇觀的功夫與神怪片致敬。
如此風格化的設定，或許來自於電影所改編的、司徒劍僑的同名漫畫，而片中角色扮相，也延續著漫畫中的《格鬥天王》式美學。當然，如主角陳洛軍的寸頭造型仍與原著相去甚遠，然而無論是白髮飄逸的秋哥（任賢齊 飾）、蒙面摔角手風格的四仔（張文傑 飾）、癲狂捲髮配墨鏡的王九，都為電影注入了有別於城寨風景的日系美學。
因此，在片商宣傳上主打「還原度高」的城寨風景，比起鄭保瑞過去作品中「隔著銀幕都能聞到味道」的黏膩潮濕感（片中甚至沒有出現一隻螞蟻或老鼠），更是為了打造出服務華麗視覺的格鬥台──兩層樓相通的叉燒店讓陳洛軍與仇敵打上打下、天井空間是為了讓龍捲風能在關鍵時刻吹起布簾救場（甚至在文戲中，破碎而精巧的空間設計也是為了以大量凝視來鋪墊陳洛軍與龍哥之間的關係），搭配大量縱向移動的攝影機運動，《九龍城寨之圍城》捨棄寫實包袱，找回當年香港電影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癲狂魅力。
商業製作中夾帶社會隱喻
可貴的是，在濃厚的商業氣息與中港合拍的背景下，《九龍城寨之圍城》仍暗藏著香港創作者對於當今香港社會的期許。
首先，在選角上，電影明確地以黑社會的兩代人物對比香港的兩代演藝人員；而在劇情上，前一代傳奇人物陸續退場（包括古天樂、郭富城、洪金寶、任賢齊），則讓位給了新生代完成最後的決戰戲碼（除了林峯以外的劉俊謙、胡子彤等人）。
然而，戲外的傳承意味，也因為戲裡的敘事主題而有了更多層次的詮釋空間。電影中，陳洛軍因為上一代的糾葛而成了黑幫大佬的復仇對象，然而從未見過父親的他，不認為自己有義務承擔生父的罪孽，而動搖了龍城會三大佬的兄弟情誼。有趣的是，電影後半段由陳洛軍展開的復仇戲碼，卻是出自於另一種非血緣上的傳承，且不限於私人的師徒情結，而更接近於一種為傳承龍哥待人處事精神的使命感。私人的、血緣的恩怨可以放下，然而朝向公眾的社會精神卻值得誓死捍衛。
在個人的「傳承與不傳承」的曖昧界限之外，是對於一整個社會「變與不變」的明確期許。電影刻意將故事限縮於九龍城寨之中，而幾乎沒有對城寨外的香港進行描繪，無非是要將九龍城寨的邊陲特質──尷尬不清的所有權歸屬、投機者虎視眈眈的外在威脅、多重文化交疊的曖昧空間──推至敘事核心（而不再是帶有負面意涵的社會毒瘤），以此對應今日的香港社會。
而在電影中進出這個小世界的陳洛軍，則是一名在開場時亟欲取得身分證的難民，卻在後段發覺到自己早有的香港身分後，仍不顧九龍城寨即將衰敗的悲觀前景，依然帶著實質的身分認同回到城寨、捨身拯救眾生。
因此，在電影最後，眾人於城寨高台看著飛機飛過、重申著城寨的不變價值之時，《九龍城寨之圍城》即在艱困的現實條件下，道出一語或許樂觀過頭，卻也足夠浪漫的期許。對比起近年來香港本土製作多在以煽情走向作為最終敘事解方，以在亂世中傳遞正能量；《九龍城寨之圍城》並未明說的，是儘管主角們復仇成功，仍無法改變城寨終將被拆除的結局，因此更顯孤注一擲，反倒更貼近現實。
比結局更具宣示意味的，或許是工作人員名單旁的畫面設計。比起讓主要角色的劇照登場謝幕，電影反而將畫面讓位給九龍城寨中的市井小民，並著重於小吃料理、日常勞動等細節呈現，不但呼應著電影最後對於市民社會之不變韌性的呼喚，更是以電影的魔力來重現或保存那些將逝與已逝的、專屬於香港的文化資產。
結語：當懷舊成為號召
當然，《九龍城寨之圍城》仍存在著少許敘事缺陷，例如本就頗具設計感的身世之謎與其後的父子對照，在電影前段缺乏線索提示觀眾的情況下，不僅讓真相揭露的瞬間頗為唐突，也使得電影前段、陳洛軍融入城寨生活時缺乏危機感，而稍嫌拖累了節奏。
不過，粗糙的角色和情節設計，反倒也成了懷舊的一環，包括武功開外掛而象徵舊時代的反派角色（族繁不及備載的公公們）、患有絕症而大限將至的正派師傅（族繁不及備載的武功大師們），都召喚了某種香港電影的典型，並將之與其它更新穎的商業元素橋接、拼貼。
鄭保瑞再次面對限制重重的中港合製，卻在明顯的作者風格轉變下，回望香港電影的經典元素，以此對照電影裡暗藏的社會隱喻。面對動盪的現實與混沌的未來，看似保守的懷舊與緬懷，似乎也成了一種足夠有力的號召，提醒著我們那些銀幕上的、與銀幕外的，未能被輕易動搖的精神。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