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的第一天，倫敦飄下初雪。彼時，我坐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一家溫暖的咖啡廳，突然看見朋友分享了一則消息：住在法學院街角的無家者爺爺去世了。
一年級的時候，我每天上學都會經過那裡，有時候，會看見爺爺臥躺在睡袋裡休息，但大多數時候，他都是一個人專注地讀書看報，也不曾向路人乞討。雖然我未曾與爺爺交談過，但是他閱讀時的神情，已經成為了我熟悉的街景之一，是日常裡的一部分。
在那個沒有紅綠燈的街口，他的身影獨立，夾雜在往來不絕的行人與車輛中，景象猶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為此甚至還有人猜想過，他會不會其實是學校哪個有個性的教授？
作為校園一隅特別的存在，無家者爺爺之死引發了學生們的注意與討論，除了哀悼與緬懷，還有許多對社會階級的反思。其中，有個來自同校學生的評論，提起了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下稱 LSE）這所培育世界政商菁英的學校裡，許多人的感受卻是「菁英不渡世人」。以下摘錄自部分原文：
學生紙上談兵、高談闊論著如何打擊不平等、保護人權，以及促進社會流動。可事實上，我們下課後東拼西湊完萬字長文，領了畢業證書，最後各奔東西。牆外淒風冷雨，坐著我們課堂裡剛剛提到發誓要幫助的鮮活生命，直到有一天不留痕跡地消逝。這個世界似乎變了，又好像從來沒有變過。好處在既得利益者的手心中越攥越緊，閉環流動。世界是個草台班子。
看到這一段評論，我開始思考教育在當今菁英體制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樣的原因，讓看似「人生勝利組」的名校學生，產生了這種對現實的無力感呢？
理論大於實踐的教育，是問題所在嗎？
之前和同校的英國朋友們聊起「模擬聯合國」這個話題時，我們也想起了這位無家者爺爺。模擬聯合國是許多高中和大學的傳統菁英社團，透過模擬聯合國的會議，去探討國際議題的解方。
朋友提到，未經世事的我們，在會議上大談理想，並且為弱勢群體做出決策。但是比起正在街角經歷著苦難的無家者，又有多少人能對這些社會議題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還是更多的，其實是偏差值不一的誤解？這個觀點，與前段學生的評論有著類似角度，批判的是教育形式與社會實踐之間的差距。
一方面，我認同作為學生，有時候越是了解一個議題背後複雜的成因，越是會感受到自己的渺小，並認知到學習書本上的知識，與解決真實世界的問題，是存有一定差距的。
然而，極端的學術無用論並不能解釋導致「菁英不渡世人」的原因。正因有知識的交流，才能幫助學生在複雜的社會結構裡，超越自身在行動力上的限制，去理解事件的運作機制，從而產生改變的動機與方法。
「知識理論」和「社會實踐」是相輔相成的工具。知識和理論，教會我們思維模式以及價值規範，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將想法轉化為實質行動；而每一次具體行動，也都有助於我們對既有的知識框架進行驗證、批判或反思，讓下一次行動，可以更靠近我們的理想。
學生的無力感，源自菁英體制本身？
我認為，造成「菁英不渡世人」的根本原因，不在個人，也不在特定的教育模式。雖然高等教育的確是出產社會菁英的搖籃，也存有一部分理論和實踐失衡的問題，然而，要探究「為何菁英不再有社會使命感」這個系統性的轉變，我認為整體的社會與經濟結構才是答案。
不同於歷史上世襲的貴族階級，當代的菁英體制推崇的是：人人平等，成功來自個人的能力與努力。哈佛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便指出，在這樣才德至上的社會，容易導致名校學生忽略自己被隱藏的「特權」，像是養成菁英所需要花費的成本。
以英美的大學教育為例，在 LSE，一年學費約落在 26,000-27,000 英鎊（約新臺幣 104-105 萬元），美國常春藤盟校則可以多達 6 萬美金以上（約新臺幣 180 萬元）。觀察臺灣的大學，雖然收費沒有如此高昂，卻也反映了菁英家庭更容易將孩子送入名校的現象；研究指出，家戶所得高的孩子，進入臺大的機率是低所得家庭孩子的 6 倍。
有鑑於「教育資源反向重分配」這個現象，臺灣政府也於 2023 年 6 月時，推出「拉近公私立學校學雜費差距及其配套措施方案」，讓私立大學學生每年獲得新臺幣 3.5 萬元的學費補貼。不過此舉引發許多議論，像是有關「私校生不努力讀書，憑什麼讓納稅人幫忙負擔學費」、「考試考不好，就該多付錢」的觀點，在網路上層出不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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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人人平等」的標準化考試制度下，個人的努力和智力，似乎成了進入好大學的唯一標準。當菁英的成功，往往也是經歷自己辛苦的歷練與競爭得來的，便容易導致特權意識的消失，自然也就不再有為社會服務的道德感。
再以美國常春藤名校為例，這些錄取率在 5% 以下的頂尖學校，會透過評估學生的多元表現，包括申請文書、學術成績、課外活動、獎項、推薦信等來篩選申請者。因此，想要在如此競爭激烈的入學機制中脫穎而出，學生們往往必須付出更多努力，他們的家庭也需要在教育中投入更多資源。
再者，即便名校學生認知到自己的隱形特權，但若要維持社經地位，他們仍然要想辦法在畢業後進入特定領域的窄門。以 LSE 為例，由於為數眾多的學生嚮往進入同類型的工作，不僅導致實習申請陷入白熱化的競爭，也對學生群體間的人際連結與社群凝聚力，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
這些高報酬、高競爭壓力的職業，雖然得以讓名校學生們獲得當初投資在菁英教育的回報，卻可能也因此埋沒了他們原有的天賦與熱情。如同耶魯大學的法學教授丹尼爾馬科維茨（Daniel Markovits）在《菁英體制的陷阱》一書寫下：「菁英體制迫使一個個焦慮不安又虛偽不實的菁英，陷入一場為保護所得與社會地位而殘酷無情的終身競賽。」
在被濫用的菁英體制底下，名校學生既是被體制篩選的勝利者，也是被體制綁架的受害者。當今的社會經濟結構，促使他們去追求世俗的金錢、權力、社會地位，與此同時，卻也容易忽略個人內在價值的需求──像是情感、夢想、人際關係等等。而這些內在成就不僅是一個人感到快樂的來源，也能幫助每個人在社會中適得其所，一起朝向共好的目標前進。
無家者爺爺帶來的改變，正在發酵
放學以後，我來到無家者爺爺生前常在的那個地方，從對街遙望，他的身影已經不復存在。然而，當我走近一看，卻驚訝地發現原本清冷的角落，如今佈滿了一片鮮花與蠟燭，在為他的離逝哀弔與祈福。
牆上，有人執筆寫下對這位陌生人的祝福，也有人為救援無家者的組織張貼募款資訊。這些來自學生們匿名的溫暖，讓我明白從教室到社會、從理想到行動，很多時候只在一個起心動念。
正如美國心理醫生史考特派克（M. Scott Peck）的一句話：「作為成年人，整個一生都充滿選擇和決定的機會。接受這個事實，就會變成自由的人；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永遠都會感到自己是個犧牲品。」
雖然「菁英不渡世人」是一個時代的產物，但與其被動地接受這樣的世界觀，如果我們能反思這個體制的缺陷，並且走出自己的同溫層，去理解不同群體在這個現況底下的困境，就已經在創造改變了。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