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香港環球貿易廣場（ICC）頂樓 118 樓，俯瞰香港島的夜景，我就這樣和 S 談起了在香港工作的大小事。
我說：「我實在不敢想像如果我在臺灣上班，到底會過著怎麼樣的生活。」
S 譴責我這是「凡爾賽式」的假設（編按：根據百度，凡爾賽文學是以低調的方式進行炫耀的話語模式）。
「為什麼當初會想來香港？」
S 是我的大學好朋友，那天恰好來香港找我，我們剛看完草間彌生的展覽，便在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The Ritz-Carlton）的酒吧，各點了一杯雞尾酒，開始東扯西聊，估算著在臺北的薪資以及必要開銷，才發覺我們「出走必有因」。
S 和我是在香港念書時認識的，2018 年我以學生身份來到香港，起初很討厭這個浮華熙攘的城市；但 5 年一過，現在已經可以用流利廣東話點餐的我，漸漸熟悉這個矛盾的地方，因為每一處景點都充滿著回憶。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來香港呢？」
身為臺灣人的我，已經回答了這道問題無數遍。
出走的原因不無其他，歸因現實。香港的大學在我高中畢業那年積極來臺招生，對臺灣學生祭出豐厚的獎學金，拿不到獎學金的學生，也被留港工作看似光鮮亮麗的生活吸引，光是跟我同一所香港大學的同屆臺灣人就達到 60 幾位。在香港的金融業畢業生工作薪資可以達到臺灣的 5 倍以上，雖然消費支出高、生活品質不如臺灣來得舒適，但所得稅低、國定假期多，可以說是亞洲商學院學生畢業後的「兵家必爭之地」。
但是，在這麼崇尚自由資本主義的城市中，社會結構也是十分畸形的。在香港，你可以在深水埗買到 33 塊港幣、份量十足的便當，或是在中環 Asia Top 50 酒吧中，點一杯港幣 150 塊的雞尾酒；你可以於星期日看到在街道上擺著地墊聚會的移工們，背景是各家精品店：Armani、Rolex、周大福；你可以穿著西裝，經過在陽台晾著衣服的老舊大廈，嚷嚷薪水還是太低、會議開不完；你也可以租一艘船在維多利亞港中開派對，望著岸上高樓的炫目繁華，自我膨脹。
即使薪資高，我仍對未來感到恐懼
在這個 2022 年人均 GDP 高達 4.9 萬美元的城市中，2023 年 5 月剛通過了新更改的法定最低工資：由每小時 37 港幣調升至每小時 40 港幣（截至 2023 年 6 月 4 日，港幣兑臺幣為 1：3.91），是個非常難以想像的數字。
在今年，臺灣把基本工資從新臺幣每小時 168 元調升至 176 元，看似比香港還要高，但是領取在最低工資邊緣的臺灣人卻比香港多更多。若非特定起跑線較高的產業，一般剛畢業的年輕人仍擺脫不了低薪的命運。剛畢業的年輕族群遇到萬物齊漲的環境，薪資漲幅還不及手搖飲的價格增幅，只好雙手一攤，躺平。
我對 S 說：「雖然我工作的薪資水準比一般人要高更多，但是我已經開始對我的未來感到恐懼。」這可能是剛出社會、所有為大公司「搬磚」（編按：根據百度，該詞引申為工作辛苦、重複機械、賺錢不多的工作）的年輕人的迷茫，在這裡似乎可以看到我一成不變的未來，想回臺灣卻也發現路途艱難。
薪資停漲與階級僵化，似乎已經成為了這一代年輕族群的無奈，亦是回不了家的門檻。
喝著一杯過辣的雞尾酒，S 招招手請服務生幫我換一杯酒，服務生還很年輕，跟我們年紀差不多，似乎是在 The Ritz-Carlton 的實習生。
S 跟我都算是幸運的人，我們都過著「令人稱羨」的生活；但當我環顧四周，多少跟我年齡相仿的年輕人還在為了前途而焦頭爛額，又有多少人因為來到了這個地方而變得紙醉金迷。
我們這一個「厭世代」，仍不斷向前奔跑，找尋機會與安身立業之地。在臺灣，資源壟斷的牆太高，太低的薪資讓鴻溝愈來愈大，使得向外尋求出路成為不少人心中能接近「成功」的軌跡；只是來到香港後回頭一望，海峽那一端已經愈來愈遠，自己在這頭，也只是為生存而非生活了。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