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20 年一舉奪下金馬創投會議百萬首獎的《煞塵爆》，在全世界歷經了 3 年多的新冠疫情後，正式將片名改為《疫起》，並於 4 月 14 日和觀眾正式見面，亦是今年最受關注的臺灣電影之一。
曾以《我們與惡的距離》、《茶金》等電視劇，聚焦社會議題、重塑歷史面貌的林君陽導演，此次將攝影機對準 20 年前 SARS 疫情之下的「和平醫院封院事件」，並集結了國內實力派演員、堅強的幕後團隊，試圖透過當今的新冠疫情，讓兩個世代相互輝映。
論「共感式觀影」的成功與否
《疫起》無論是在海報抑或預告片，都主打「共感式觀影」，作為其票房號召力，試圖和剛從新冠疫情低谷走出的觀眾靠攏。那麼，所謂「共感式觀影」在電影中如何被執行？又有著怎麼樣的成果呢？
從第一顆鏡頭開始，導演即大量採用「手持鏡頭」製造醫院的慌亂感；切換到醫院外的場景時，則是使用一般的「定鏡」，一直到電影塑造的空間一步步被限縮到僅有 A、B 棟醫院。
同時，編導也透過媒體記者金有中（薛仕凌 飾）的紀實視角，讓《疫起》擁有了兩個不同的切入觀點。當手持鏡頭搖搖晃晃地跟著角色移動，彷彿有種觀眾正身在醫院的游擊之感，當這些鏡頭愈產生壓迫，愈能讓銀幕內外的人物和觀眾同時感受到兩個時空之下的相同感受──每當銀幕內愈是強調、放大一次次的呼吸聲，銀幕外的觀者也幾乎會產生窒息感。
這樣的處理方式，同時也能讓角色和觀者達成感官上的協調性，在「呼吸」逐漸被剝奪的過程中，進而強加視覺上的局限和聽覺上的緊迫性，讓兩個不同時空背景的不同事件，得以再次體現在影廳內，使觀眾們如坐針氈，成功打造了所謂的「共感式觀影」。
讓 SARS 和 COVID 世代相互輝映
《疫起》不僅短暫地回顧了當下，也審視、檢討了臺灣面對防疫的過往。對於當年封院事件毫無相關經歷的筆者而言，編導無意在「區隔」兩者，而是將「共感」延伸到感性面上──無論有沒有經歷過 20 年前的 SARS，我們至少都對現在的 COVID 有共同記憶。
因此我會說《疫起》成功地淘洗掉時代的隔閡，從單純的封院事件出發，探索醫護團隊在面臨整個封院事件的價值觀衝突。口罩發放、物資供給、確診者蹤跡不明，這些在過去幾年熟悉不已的場面，出現在歷史事件的重構之下仍略顯真實，儘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更全面、更具開放性的社會。
《疫起》亦旨在一一闡述那些不同時代的相似之處，用當今的眼光橫跨 20 年間的變遷，讓歷史看似在重複自我的同時，得以從兩個時代的映照之下，呈現我們這個時代在防疫上的自我成長之處，進而產生檢討歷史的效果。
《疫起》是否突破臺灣電影的老問題？
- 小提醒：以下可能有電影劇透，請斟酌閱讀
《疫起》全片主要的視角從胸腔科主治醫師夏正（王柏傑 飾）出發，故事起初表明他和金有中的醫病關係，發展到牽扯真相的利益關係，最後他以英雄主義式的角色曲線 180 度翻轉作結，變化頗大，但卻難以看到真正驅動此角色的動力。編導透過一次次的突發事件試圖讓夏正的自私心態瓦解，但最終卻毫無來由地觸發夏正，讓他願意放棄撤離、進而捨身拯救病患。
而護理師安泰河（曾敬驊 飾）和相愛的實習醫生李心妍（項婕如 飾），作為另一個撐起全片情感面的支線，則較有意思地透過 A、B 兩棟醫護支援落差的空間分割，拆開了兩個同樣對於拯救他人保有高度熱忱的角色。
上述兩條相互有其不同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故事線，卻無法得到更為有效的發展，電影雖多次透過平行剪輯來呈現兩端不同的視野，但卻放棄了很多角色實質上的衝突。
取而代之的是，《疫起》透過大量情節推動角色，而角色一次次的心境轉折都在服務著劇情本身──這一切都是透過溫情主義層層包裝的「無私奉獻」，電影幾乎犧牲掉了夏正的角色動機，更遑論到最後仍被晾在一旁的金有中。《疫起》帶出了媒體道德和醫護人員價值觀彼此的相互拉扯，卻無法讓角色塑造隨著故事推展，而得到更具突破性的解方。
看似戛然而止的結局處理，亦落入了不少臺灣電影經常犯下的「煽情」問題──病患在院內自殺、醫護人員集體罷工等事件，彷彿皆是精心安插的關卡，得出的結論卻仍是說教般的老生常談，角色所說出的「台詞」都是試圖撫慰觀眾的手段。甚至，電影篇幅長達兩小時，同樣的訊息卻不斷在對白中打轉，更顯其冗長。
《疫起》改編自真實事件，在有一定程度的框架存在之下，於敘事模式上有所突破，值得鼓勵。但個人認為，本片最終仍難逃溫情主義的魔掌，抹去了電影更多的潛力，稍嫌可惜。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