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夏，金斯伯格大法官邀我們夫妻與她家人共度週末，參加紐約庫柏鎮（Cooperstown）的光玻（Glimmerglass）歌劇節。
我們抵達山頂一幢殖民地風格的大宅，一名聯邦法警帶我們進房後，我們下樓去和其他客人會合，包括大法官的兒子吉姆・金斯伯格（Jim Ginsburg），他經營一家古典音樂唱片公司，而他的夫人派翠絲・麥可斯（Patrice Michaels）是女高音兼作曲家，剛為吉姆的公司錄了一張專輯：《聲名狼藉的 RBG 之歌》（Notorious RBG in Song），把大法官的信件和意見書化為悠揚的樂章。
當 RBG 遇上愛特伍
金斯伯格大法官披著披肩、身著藍色褲裝，從大臺階走下。她笑容可掬地向我們打招呼，接著我們全擠上一臺休旅車，去光玻歌劇院聽《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演講。
《使女的故事》是 1985 年出版的，當時正是雷根時代高峰。這部小說是一場反烏托邦思想實驗，想像不遠的未來出現一個家父長式的神權政府，對美國女性造成嚴重壓迫。愛特伍在演講中說：《使女的故事》最近被改編成歌劇，很快就會在光玻歌劇院演出。
她把這本書和詹姆斯・菲尼莫爾・庫柏（James Fenimore Cooper）串起來談（後者著有《大地英豪》，他在庫柏鎮的農舍如今是菲尼莫爾藝術博物館），她說：在庫柏的時代，女人要戴帽兜來迴避男性的目光；在《使女的故事》裡，宗教基本教義政府也逼女人戴帽兜，以此確立她們之於男主人的從屬地位。
在聽眾提問階段，愛特伍說女性主義在 20 世紀有三次爆發。第一次爆發以第 19 修正案通過為高峰，該修正案賦予了女性投票權。第二次爆發是 60 到 70 年代的女性運動。愛特伍認為，這次爆發是對 50 年代婦女生活困境的反撲。在那段時期，郊區女性基本上是被關在家裡帶 4 個孩子，不可能指望外出工作。第三次爆發則是 #MeToo 運動，愛特伍將它視為女性對哈維・溫斯坦這類性掠奪者的反撲。
但她也說，正如 60 和 70 年代的女性運動引發反彈，導致雷根時代的倒退，刺激她寫出《使女的故事》，她相信 #MeToo 運動也會引起反彈，削弱女性平等和女性運動的成果。
兩人如何看待 #MeToo？
愛特伍今年稍早（編按：2018 年）曾掀起一場爭議，起因是她為文批評 #MeToo 運動未能保障被指控者的正當程序權利。在寫給多倫多《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的投書〈我是壞女性主義者嗎？〉（Am I a Bad Feminist？）中，她說：兩年前，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一名創意寫作教授被控有不當性舉止，她曾為了捍衛他的正當程序權利而惹惱一群「好女性主義者」。
「#MeToo 運動是法律體系崩壞的徵候。」愛特伍如是說。她把大學性騷擾調查比做「塞勒姆（Salem）獵巫審判，在此情境之下，一個人只要受到指控就一定有罪，因為那種證據法則根本不可能證明你是無辜的」。她譴責「可以理解的、暫時性的私刑正義」變形成「受文化鞏固的、執迷私刑的暴民陋習」。她的批判在社群媒體上引起激烈反應，有人非難她說：「我們時代最重要的女性主義聲音之一」，竟然選擇攻擊「無權無勢的女性，好支持她有權有勢的男性友人」。
金斯伯格大法官同樣也強調，在大學進行不當性舉止調查時，不論對指控者或被指控者都需要公正對待。這兩位卓越之士對公正的這份共同關切，讓她們的會晤更具意義。演講結束後，金斯伯格在休息室親切地迎接愛特伍，但也表達她自己對 #MeToo 運動的未來看法較為樂觀。「你剛剛講到上個世紀的女性主義有三個主要階段，傑夫問我同不同意你的看法，我說同意。」她對愛特伍說：「不過，我不覺得這次引起的反彈會造成倒退。」
愛特伍說：「但我覺得會，而且我們已經看到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如何深受其害。我在演講裡想說的是：這是我們第一次見識到 17 世紀是怎麼看待女巫的。」
金斯伯格說：「我想這次會有很多女性站出來，而且會有很多地位很高的女性發聲。現在法學院超過一半是女生，大學部也一樣。當位高權重的女性占多數，她們會關心她們的姊妹，不會讓進步倒退。」
我們穿過後臺，走出劇院。有位女性舞臺工作人員為了向金斯伯格致敬，在人行道上畫了她的巨幅畫像，她看了嘖嘖稱奇。愛特伍與我們共進晚餐，與大法官又聊了一陣。晚餐結束後，我們一起去看晚間表演：《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節目開始前，光玻藝術節的總監宣布金斯伯格大法官蒞臨，觀眾紛紛起立鼓掌。
我們隔天下午參觀了菲尼莫爾藝術博物館，這裡收藏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向阿龍・伯爾（Aaron Burr）下的親筆戰帖，漢彌爾頓也在這場決鬥中喪命。在亞歷山大・漢彌爾頓展廳裡，金斯伯格大法官望著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湯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拉法葉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人的銅製面像說，雖然她要帶孫子們去看一齣漢彌爾頓的戲，但她最欣賞的開國元勛其實是麥迪遜。
我們走下樓梯，參觀館內收藏的美洲原住民藝術品。金斯伯格大法官在一對舞扇前停了下來。那對舞扇大約是 1879 年在阿拉斯加（Alaska）中尤皮克（Central Yupik）製作的，用途乃於儀式舞蹈中戴在手上作為響環。舞扇旁是一對圓臉舞蹈面具，面具周圍飾以羽毛，一張在笑，另一張則皺眉。導覽人員說，笑臉的是男性，皺眉的是女性。
「一般都是這樣嗎？女的面具皺眉？男的面具笑臉？」金斯伯格大法官問。
「是。」導覽回答。大法官的媳婦派翠絲不禁開口接了一句：「至於『為什麼』，則是永遠的問題。」
那天晚上看戲之前，我們又一起在劇院庭園用餐。那晚的歌劇是音樂劇《平安夜》（Silent Night），講的是一次大戰時幾支軍隊在聖誕節暫時停火，一起辦了一場音樂會的故事。依我們這些年來許多次非正式對談的習慣，金斯伯格大法官請我拿出手機，在上甜點之前錄下我們的對話。她又講了一些她對 #MeToo 運動正當程序的進一步想法，還說到雖然安東尼・甘迺迪大法官已經退休，她對最高法院的未來「雖有疑慮，但有信心」。
作者與 RBG 大法官對談
羅森：瑪格麗特・愛特伍昨晚說，現在是女性主義的第三次崛起。如果她是對的，接下來在法律上應該還會有什麼進展？
金斯伯格：我想其中一個會是：讓女性在養育孩子期間可以彈性上班。我曾經很驚訝過去的法律事務所一直不太能接受彈性上班，因為他們的工作性質應該是可以的，畢竟助理們現在只要有電腦，彈指之間即可查詢一整座法律圖書館。她們可以在家工作，這種事在早年是不可能的。彈性上班是給員工方便，而且男女兩性都能受惠。我們華府第一個在法律事務所彈性上班的是女性，叫布魯克絲麗・波恩（Brooksley Born），那家事務所是阿諾與波特事務所（Arnold and Porter）。 她生第二胎後希望能一週上班 3 天，結果被告知：「可以是可以，但你這樣永遠當不上合夥人。」結果她 3 天的產能比別的助理平均一週的都多，所以她還是成了第一個全職（女性）合夥人。
羅森：如果想保障女性在每個方面的平等權，還需要做哪些法律變革？
金斯伯格：有兩大領域需要改變，一個是無意識偏見，另一個是所謂的工作生活平衡。 如果這兩個領域能改變，女性想做什麼都沒問題了。所以在我看來，一是剷除無意識偏見，二是讓工作生活和家庭生活取得平衡。
羅森：這些是我們稱為 #MeToo 的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目標嗎？如果不是，這個運動的其他目標是什麼?
金斯伯格：我沒辦法為年輕女性代言，但我認為 #MeToo 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艾希莉・賈德是掀起這場運動的女性之一，她說她之前就和《紐約時報》講過哈維・溫斯坦的事，可是他們拖了兩年才報導──兩年！結果他們一報出來就引發連鎖反應。
羅森：您認為這個運動會發展到哪裡？#MeToo 運動的法律面向會是什麼？
金斯伯格：瑪格麗特・愛特伍昨晚談 #MeToo 的時候，強調的是必須建立申訴管道，並且需要維持這套系統的公平性。受到性騷擾的女性，很多都有非常可怕的經歷可以訴說。不過，有時是被指控的男性沒有受到公平審理，沒人聽他說，受到指控之後，大家統統認定他是壞人。被攻擊的人有權提出自己的說法請人評理，就像指控者有權講出自己的遭遇請人伸張正義。公平是這種事裡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對被指控者也必須公平。
《關於作者》
傑佛瑞・羅森 Jeffrey Rosen
現為國家憲法中心主任兼執行長、喬治城大學法學教授，並為《大西洋》雜誌寫稿。著有 6 本書籍，近作為《路易斯・D・布蘭迪斯》（Louis D. Brandeis）和《威廉・霍華德・塔虎脱》（William Howard Taft）。羅森曾任《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法律事務編輯和《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
註：本文摘自傑佛瑞・羅森的《「我反對！」不恐龍大法官RBG第一手珍貴訪談錄：橫跨近30年，13場關於愛、自由、人生及法律的對話》，由麥田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劉芳瑜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