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播出的美劇《指定倖存者》，描繪在國家遭逢重大危難時，政府裡唯一倖存、原屬冷衙門的住房與城市發展部長科克曼，如何代理總統、披荊斬棘，帶領國家走出困境，最後參選「扶正」的故事。該劇共播 3 季、53 集，劇情精彩絕倫。
（以下內容涉及部份劇情，請讀者自行斟酌閱讀）
原來政敵被陷害了，該幫他澄清嗎？
令人驚異的是，在第三季最後一集、大選結果出爐前，科克曼竟然惶惑地以「自我告解」的姿態出場。
告解的對象不是牧師、上帝，而是一位心理醫生──曾經助他渡過喪妻之痛，深刻理解其情緒、掙扎與脆弱，且願意坦言無諱的專業人士。
透過其這場對話，我們不僅有機會深入科克曼的內心，了解這位全球最高權位人士的動機、欲求、恐懼、自我期許與失望，探觸了人性的單純與複雜；並可藉機審視自己，如果面對相同試煉，將會如何反應？歸根結底，自己是何質地、怎樣的一個人？
科克曼的困境，源自於大選最後一刻，出乎意料地發現事實真相：原來競選勁敵、共和黨前總統摩斯，不像媒體報導，以及自己原先所推想、希冀的那麼不堪。
因為自恃清廉，不願與政黨沆瀣一氣而堅持獨立參選的科克曼，競選過程一路挨打、民調長期落後。誰知就在投票前夕忽然爆發，因為團隊涉入生化武器滅絕有色人種的醜聞，讓摩斯選情翻盤，為科克曼帶來勝選良機。
更哪知道，就在勝利在望的此刻，擅自作主的競選經理，竟然違法駭進摩斯陣營、竊聽其內部對話，讓科克曼頓時陷入道德困境：原來竊聽內容證實，摩斯本人被含沙射影中傷了，他和那醜聞根本無關。一貫堅持公平競選的科克曼因而陷入兩難：是該主動出面、協助摩斯澄清事實、藉以擺脫污泥；自己即使落選，也在所不惜？或該順水推舟、裝聾作啞，讓勝利自然降臨？
這項決定對科克曼形成極大壓力，因為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他從未妥協、放棄引用最高道德標準來要求團隊、要求自己。曾經為了原則，他不願違背對妻子的承諾、向公眾揭開兒子的血緣真相；為了捍衛人權、保護民主異議人士，他不惜和土耳其政府翻臉（保護對象，甚至不是美國人）；為了擺脫兩黨徇私裹挾，他不惜訴諸民意，堅持公正不偏、為大眾謀利的預算編列；甚至知悉對手摩斯罹患阿滋海默症後，毅然選擇靜默。
他的堅持，讓自己坦然無愧。如今卻因失眠，必須召來心理醫生，協助整理心情；因為自我懷疑：我真無愧於這個職位嗎？
「你想用不誠實對抗不誠實嗎？」
他和心理醫生的對話，十分精彩。看似刀光劍影、火花四濺，其實不斷提問的醫生只是面鏡子，照映主角自身情態；對話過程沒有他人，只有劇中人和良心交鋒、科克曼和自己對打。
一開始醫師問道：「你犯了什麼罪？」
他答道：「不是法律上，甚至連道德都未必說得上。」
得知上述那竊聽內容後，醫師問道：「你相信那內容嗎？」
他答道：「我沒有時間確認真偽。」
醫師一針見血：「我沒問真偽。我問的是，你相信那內容嗎？」
老大不情願地，總統點點頭：「我相信。」
既然相信摩斯清白，確認真偽與否，自然無關宏旨。
但他仍辯解道：「即使我相信，也不表示摩斯真的清白。畢竟為了獲勝，他一向不擇手段。」
醫師說：「但是洩漏消息的是你的團隊，你所謂不擇手段⋯⋯」
「全是狗屁！我知道。」總統掙扎著，承認自己的矛盾。
「即使我為他澄清，他也未必全然無辜；看看他團隊那些人，都是種族主義者、他們會危害社會。所以，我不欠他任何事。」
「你若心安，何必找我？」
「我不心安。眼看本屬溫和派的他，因為民主黨靠左，我在中間，為了在三方競逐中獲勝，他不惜偽裝成保守派，爭取極端右派支持，我不願他因我而獲益。」
「你覺得他不誠實？」
「是的。」
「所以你想用不誠實來對抗不誠實？」
總統沉默了。
醫師繼續問道：「你不願助其澄清，或許不是不想要他因而獲益？」
「不是。」
「那是什麼？」
「是因為我想贏！」
總統終於吐露心聲。
意外任職、攀上權力頂峰後一段時日，原本無欲而剛的這位建築師，是不是因為嚐到了甜頭而開始背離初衷？在他想贏的欲望裡，有多少比例為公、多少比例為己？即使真的為公，他可否毫無愧色的、像摩斯一樣，不誠實？
醫師轉個方向：「如果你認為他不誠實，為何不在澄清真相的同時，將其揭穿？」
「選民大多不理性。」總統說出心底話：「他們依直覺作決定、再找理由支持自己的決定。一旦知道摩斯沒有涉案，不管我怎麼揭穿，他們都會說服自己，回去投票給他。」
總統在此表達的，到底是事實、還是自以為義？
「你覺得自己虛偽嗎？」
「原來不覺得。因為艾米莉，是的。」
原來總統的貼身幕僚艾米莉拿到竊聽內容後，親手交給總統。原以為素來敬仰的當事人，會做出「正確決定」，結果卻大失所望。
她在大選前夕的幕僚聚會上舉杯，預祝勝選時意有所指的說：「我本以為該慶祝的是，我們終於打破了醜陋的政治慣例、心口不一與懦弱算計，重建了正直和誠信。」
艾米莉的坦誠引發總統不悅，因而要她閉嘴！原來為了私心，總統終於變成了他所厭惡、她所陌生的形貌了。到了這一刻，慣用高道德標準來要求團隊與自己的總統，是否作繭自縛了？
選擇的差異，源於文化養成？
平行宇宙般，筆者在觀看、比對兩國的《指定倖存者》時，（參照拙文：《指定倖存者》的美、韓兩版差在哪裡？從兩劇中的臨危總統，看東西方對領導者的期待差異），驚訝於韓國編劇的寬容與美國編劇的殘忍──同樣自堅持理想、不貪愛權勢出發，韓國總統朴武振最終瀟灑離去、返回校園；美國總統科克曼卻開始腐化墮落、回歸人性。
我不禁思索：前者是否過於天真，而後者才符合現實？
我把這疑問，就教身旁友人。出人意表的，幾乎沒人認為科克曼該為對手澄清、甚至不需感覺不安。原因是：他未主動加害，摩斯該為自己的團隊負責；科克曼還算有所堅持，可望為國家帶來更多貢獻、人民帶來更多福祉；他的團隊如此齊心、努力，不該因個人片面感受，讓其失望；他的不安，純屬主觀情緒，沒有堅實依據，有點陳義過高。
他們的反應，讓我想起美國學者 Ruth Benedict 在《菊花與劍》一書裡，如何比較日本和西方的文化差異。她的結論是，相對於西方「罪感」文化，日本是「恥感」文化──前者發自內心，著重自省、自我要求；後者源自外在，著重社會觀感、團體規範。有人據以延伸：西方注重個人主義、強調為自己負責；東方則著重集體主義、強調為他人負責。那麼，在他人視線未及之處，會不會更容易無所顧忌、恣意妄為？
相對於韓版單純、輕盈的結局，美版《指定倖存者》如此鋪陳，是因洞悉人性，意圖深究、直面西方文化裡可能存在的道德困境嗎？受到環境影響，心念改變後的科克曼之所以尚感不安，是源自個人天性，還是文化制約的結果？素來養成於東方的你，能否體會其惶惑，若在相同處境下，也會同感不安嗎？
執行編輯：蔡文晴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