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3 月，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地爆發與蔓延，博物館被迫關起大門，少了遊客，也讓博物館一夜之間少了賴以為生的收入。超過 3 個月的閉館造成博物館背負著沉重的財政負擔，美國許多博物館於 4 月份開始陸續讓員工放無薪假、減少工時，甚至是裁員。由於疫苗研發進度緩慢，加上疫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許多博物館不得不開始正視社會短時間內無法復原的事實，面對遲遲無法修復的財政缺口，只得再度於 6 月和 8 月進行了第二波的裁員潮。
根據《Artnet》報導，僅 6 月就有 17 間美國博物館裁減了總數將近 1,500 個工作職位，而知名的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也在 8 月初再度裁員，解雇了 79 名員工，「倖存」下來的員工也有 181 名被迫放起了無薪假。
新冠疫情如照妖鏡，映照出「資方的傲慢」
博物館的財政困難如許多館長與董事會所言，是事實，光鮮亮麗且收藏大量稀世珍寶的博物館，其財政狀況並不如外界想像得牢不可破，以至於不得不做出裁員這麼艱難而痛苦的決定；然而，看似可以完全歸咎新冠疫情的「財務困難」，卻也如同一面照妖鏡，將美國博物館的勞資鬥爭、基層員工長期的低薪與工作保障低落的情形端上了檯面。
在芝加哥歷史博物館（The Chicago History Museum）長期領導教育學習團隊的朋友 Ani 在 5 月初和她的團隊一起失去了他們熱愛的工作。由於疫情期間閉館沒有人潮，主要工作為服務家庭、學校的教育團隊，成為了首當其衝被裁員的對象。令她心碎的是，管理階層在毫無預警的情況下，用一通不到 10 分鐘的視訊電話辭退了她和整個團隊的成員，大部分的討論內容都著重在交辦她抽空將交接業務以 Email 回覆給後續接手的行政職員。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新兒童博物館（The New Children's Museum），一封制式的 Email 按下發送後，就是 50 位員工「被裁員」的消息。信件內容大致寫著：「由於博物館財政困難，而且尚無法預計重新開館的日期，因此，我們決定從 2020 年 5 月 15 日起解雇大多數的員工⋯⋯您之所以收到這封電子信件，係因您為受到此決定影響的部分員工。」
收到信件的朋友 Alisa 說，她原先是博物館的全職教育工作者，因為之前各地博物館已陸續出現裁員潮，她曾代表勞方出席勞資談判。沒想到在工會成立前夕，就有高達 33 位工會成員被博物館迅速裁員。另一名不具名的職員憤慨地告訴我，「博物館解雇了我們工會 80% 的人，超過一半以上的員工！高官們繼續收著 6 位數以上的薪水，而我們卻因為這樣失去了合法的談判權利，更直接被拒於門外。」
這凸顯了博物館作為資方的管理階級，在面對財務困境時，仍然選擇站在資方的角度，以金錢來衡量員工價值，同時，包含刪減第一線公眾服務的教育職位──這類被認為非「文化菁英」，也是種族、文化與背景最多元的人從事的工作。
說著「漂亮話」卻反對成立工會的費城藝術博物館
作為美國最大美術館之一的費城藝術博物館（The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在管理階層計劃大規模裁員 20% 的消息流出後，館員們積極組織工會，以爭取在基礎的資遣與工資制度下，能有更好、更有保障的待遇，卻也爆發了激烈的勞資衝突。
儘管費城藝術博物館的董事會表示，他們已經減少了預算支出、也施行了管理階層減薪來避免更進一步的裁員。不過，由於董事會於 6 月初宣布重金禮聘了全球以反工會聞名的律師事務所「摩根路易斯」（Morgan, Lewis & Bockius），來對抗試圖組成工會的博物館員工，被認為是對勞方的挑釁。
此舉雖能理解是為了「省錢」所下的一步棋，不過，也無疑是重重打了這間強調自身願景肩負「教育推廣」與「照顧社群」的博物館一巴掌。當博物館董事會成員在各大年度會議與媒體鏡頭前侃侃而談著對多元化、多樣性及社會責任的興趣時，卻在當前危機下，選擇將資金從最脆弱的階級群體中撤走，呈現了管理階層言行不一致的矛盾。
更令人驚訝的是，為了削弱與分散工會力量，費城藝術博物館館長 Timothy Rub 在 6 月 23 日工會籌組的勞資雙方公聽會上，提出所有的博物館員工不應該納入同一個工會的言論，他認為至少應區分為「核心員工」（core）與「非核心員工」（non-core）兩類，例如：零售販賣、設備技術與觀眾服務屬於非核心，因此，當天僅能針對其中一個工會的成立作討論。
該言論立刻引起現場勞方的強烈不滿。雖然後續談判由勞方勝出並正式成立工會，但由館長的一席話──無論是律師的教戰守則，抑或者是館長自己的認知，都表現出組織領導者與基層員工、甚至是公眾認知的衝突，以及博物館強烈的階級劃分與意識。
從事手作教育的職員 Sasha 忿忿不平地說，她在費城藝術博物館上班，在因為新冠疫情接受減薪之前，她的年收入不到 39,000 美元（約台幣 117 萬）。根據全球資料庫網站「Numbeo」今年 7 月公布的數據，一家四口在費城一年的生活費（不含租金）就高達 42,660 美元，換句話說，她薪資在生活物價高昂的費城來說，是相對偏低的。
然而，依 2011 年《華爾街日報》內容，摩根路易斯律師事務所的頂級律師其時薪可高達 1,000 美元以上，博物館將錢花在高薪禮聘律師阻止職員成立工會的情景，與多年來為博物館奉獻心力的員工年薪，形成了諷刺的對比。
人力資源是博物館的心臟
我詢問了不幸被辭退、原任費城藝術博物館教育工作者的 Libby，對於目前博物館先裁撤第一線教育和觀眾服務人員的看法時，她不滿地指出，「管理階層徹底擺脫了博物館中收入最差的人，但是，我們不是不需要這些人就可以經營博物館；而且管理階層說要在重新開館時，將一些人找回來，讓他們用更少的錢做更多的事，那為什麼他們要回來？這只會讓博物館的職場環境更加的貧窮與絕望。」
而處於暫時不裁員、但前景未明的菲爾德博物館（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社群教育部門的 Emily 也附和，博物館領域中最重要、最好的東西，就是年輕、多元化和進步創新的思想，這都來自珍貴的人力資源，博物館一旦失去了這些，那將會是一場災難。
人力資源是博物館的心臟。當美國博物館高層口沫橫飛地強調因為新冠疫情只能裁員的同時，卻也出現了不少令人費解的景象，例如：阻止員工組成工會，或在工會成立前無預警的迅速裁員，甚至是館舍拿到可用於支付員工薪資、場地租金及水電費的 PPP 貸款（全名 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又稱薪資保護計畫）與 CARES 法案下的緊急資金—至少約一、二百萬美元後，仍大刀闊斧地裁撤大量職位；更有裁員後招聘高階管理職位的情形，且多數以富豪、企業家組成的董事會在此時銷聲匿跡，或不斷強調共體時艱，這與博物館形塑給大眾社會正義及友善包容的形象大相逕庭。
「太白、太有錢」的博物館董事會
事實上，多年來，美國博物館管理階層一直處在低危機意識的狀態下，大多財務危機應變能力差且組織管理不善。
其中一項原因正是董事會大多由極為富裕的政商名流、菁英階級所組成，以一般商業營利的思維來經營博物館、甚至是因名聲和免除稅額「有選擇性」的資助博物館。根據《紐約時報》報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2016 年開幕的布魯爾分館（The Met Breuer），龐大的建造經費來自富有的董事會與名人資助；然而，管理階級只負責贊助新建築的建造費用，卻不願意為舊博物館與博物館「看不見」的長期維運付錢。斥資 6 億美元的布魯爾分館完工後，也帶來了每年高達 1,700 萬美元的營運費用，或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2016 年的裁員。
只是，掌管著博物館生殺大權、負責批准重要計畫、預算和投資管理的董事會（此處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會為例），卻無法帶領博物館度過新冠疫情的難關，或者是說，照顧好自己的員工，這是令人沮喪的。
儘管博物館的基層員工面對著強勢資方、失業無收入，以及未來不確定性的心理壓力，不過，可以稍稍喘息一下的是，無論現在是否失業，博物館的勞工們都選擇站在一起。除了有政府少量的失業補助與貸款外，目前不少博物館員工自發性地成立了互助基金會與募捐援助資金，透過在職同仁少數薪水的捐贈，將一定的金額統籌分配給失業的夥伴，讓他們暫時有財務支持，可以因應基本的生活所需。同時，針對無薪假與剛失業的同仁，不少博物館工會也成立臉書私密社團每日加油打氣、交流求職資訊，期以陪伴度過這煎熬、尚看不到盡頭的黑暗時期。
只是，在這場新冠疫情下，博物館的管理階層必須認知到的是，拔起博物館一直以來努力耕耘成果的，不是病毒、不是收入短缺，而是自身長期累積下來的腐朽治理──這些都亟待著自覺與重整。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