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長年擔任國際組織顧問，以及兩年前開始投入創建全球永續聯盟（GSA），6 月底我受邀出席了 2026 年「全球永續發展高峰會」（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gress, GSDC）。
當中最受台灣媒體和輿論矚目的場景，莫過於在各國名牌大學代表雲集的現場，我們熟悉的台灣大學不僅在會上公布的「THE 永續影響力評等」（Sustainability Impact Ratings，原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中排名前十，校長還受邀上台獲頒「卓越成就證書」。可謂正如台大發布的新聞稿所言：「創臺灣高教歷史新高」。
然而坦白說，我最關心的並不是台灣學校的各項國際排名變化，或是哪一所知名大學又提出哪些新的永續承諾，而是全球高等教育，正在如何重新定義自己在永續發展道路上「實際發揮的功能」。
又一國際排名，讓各大名校趨之若鶩
先為大家簡介一下這場高教界盛會的背景：GSDC 由 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主辦。THE 向來以世界大學排名、資料分析與高等教育媒體聞名（這也是為什麼各國名校代表都「共襄盛舉」的原因之一）；而 GSDC 則是其面向永續發展的重要國際平台──高峰會試圖連結大學、政府、企業與公民社會，為全球永續目標盡一份力。
今（2026）年的大會於印尼雅加達舉行，議程則涵蓋能源、城市、供應鏈、教育不平等等諸多領域，也顯示高等教育的討論已不再侷限於校務與研究，而逐漸進入產業轉型及公共政策的核心。
上述變化，自然也反映在大學評量方式上：THE 的「永續影響評等」遠不止於計算論文產量與產值，而是從研究、校務管理、社會參與與教學四大面向，衡量大學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的貢獻。2025 年已有 2,526 所院校、橫跨 130 個國家與地區參與，規模遠高於排名創設初期──這至少說明，如今各國高教機構大多已意識到，在傳統的「學術聲望」之外，「社會影響力」也是一種需要被證明的指標，如台灣流行好一陣子的「大學社會責任」（USR），也是基於這樣的邏輯。
然而，各式「排名」自然也有其副作用，如各校容易僅按照代表性評比的標準經營校務、造成資源傾斜，更容易催生「排名進步等於完成轉型」的迷思。
以 THE 的「永續影響評等」排名方法為例，各校總成績由 SDG 17 與表現最好的另外三項 SDG 組成──這種設計讓不同類型的大學有機會展現專長，但也可能誘使學校集中經營最容易展現成果的領域。此外，文件完整、英文網站清楚、證據整理成熟的學校，往往比默默深耕地方卻缺乏行政資源的學校更容易被看見。
換言之，若大學把永續工作縮減成資料填報、年度報告與排名管理，原本希望擴大的社會責任，反而可能被轉化成另一種「行政競賽」。
真正的「大學永續影響力」可以如何做？
我認為，高等教育界真正有意義的變化，應該發生在學習本身上。
首先，傳統大學習慣把課堂視為知識生成的中心，再透過實習、服務學習或研究計畫與「外部世界」接觸。但面對氣候風險、人工智慧與社會不平等，這種順序需要調整：社區、企業、地方政府與公共機構不應只是教學完成後的「驗證場所」，而應更早成為定義問題與課程設計的「共同參與者」。
例如一門談循環經濟的課，不應只要求學生閱讀案例與完成報告，更需讓學生實際進入城市的廢棄物處理流程現場，分析回收業者與地方政府各自面臨的成本；一門氣候金融課，可以由學生實際設計小型調適專案，嘗試計算資金需求、風險與受益人口；工程、公共衛生與社會科學的學生，也可以共同處理一個地方議題，從技術可行性一路討論到社會接受度⋯⋯。這種「教室外學習」（out-of-classroom learning） 不是包裝參訪活動，而是要讓真實問題進入學習過程，並接受跨專業檢驗。
其次，分科的模式可能也須思考改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在「教育的未來」計畫中指出，地緣政治、科技變革、不平等與氣候危機，均已改變人們生活與學習的方式──教育若仍沿用過度競爭、排除與個人化的舊模式，很難支撐更公平且永續的社會。
這也說明，教育的彈性與韌性，不能只理解為線上授課或學分制度變得更方便。真正的彈性，是課程能否迅速回應新的社會問題；真正的韌性，則是學生離開校園後，是否仍具備理解風險、整合資源並與不同群體合作的能力。
此外，不少專家建言，高等教育的影響力也需要更成熟的衡量方式：論文數量、活動人次與合作備忘錄容易統計，卻很少能回答專案是否真正改善了問題。大學若聲稱協助地方推動能源轉型，就應追蹤社區的能源成本是否下降、治理能力是否提升，以及計畫結束後是否仍能運作。若以創業培育支持青年，也不能只公布成立多少團隊，還需要觀察其存續、就業品質與社會效益。
這正是 Impac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應該進入高等教育的原因。衡量不應只出現在專案結案之後，而應從問題定義開始，說明預期改變、受影響對象與可能風險，再依執行結果持續修正。它要求大學承認，善意活動未必產生正面影響，研究成果也不會自然轉化成社會改變。
上述種種轉型，不可能只靠教授與學生自發完成。政府必須調整補助與大學評鑑，使校外合作與長期影響不再被視為研究的附屬品。企業參與也不宜停在贊助活動或提供實習名額，而應共同投入應用研究、人才培育與地方解決方案。慈善基金、影響力投資與公共採購，則可以為仍處於早期、但具有公共價值的方案提供資金。大學內部也需要更專業的支援，包括法務、採購、資料管理與專案財務，否則許多跨界合作最終仍會卡在行政流程上，無法順利進行。
「後 2030」時代，高等教育何去何從？
其實，各國政要與高教界領袖，很早就意識到隨著時局快速變化、包括高齡少子化與社會不平等加劇等趨勢日趨明顯，高等教育的既有模式，已到了必須重新思索、調整的時刻。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距今 10 年前就訂出了「教育 2030 行動框架」（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也成為各國大學發展永續影響力、與各大相關評鑑上的重要指南。
然而，很快就要到來的 2030 年，不該因此被理解為永續發展目標的「完成日期」。它其實更像一次全球盤點，檢驗哪些承諾真正改變了資源配置，哪些仍停留在報告與會議。放眼 Post-2030 的議程若只是更換目標名稱、增修若干指標，再啟動一輪國際會議，世界很可能再次得到一套完整框架，卻沒有足夠的執行能力。
筆者認為，大學在下一階段最重要的功能，不只是培養符合就業市場需求的人才，也不只是替各項 SDG 增加研究產出。它應逐漸成為一種公共影響力基礎設施，讓知識、政策、資本與地方需求可以在同一個空間裡相遇。大學仍然需要基礎研究，也必須守住學術自主，但它同時要更認真處理研究如何進入公共決策、學生如何參與真實問題，以及社會如何分享知識所創造的利益。
高等教育的下一輪競爭，不應只看誰發表更多論文，或誰更擅長在國際會議上描述願景。更值得重視的，是哪些大學能讓學生在畢業以前就理解現實的限制，哪些研究能縮短政策與實踐之間的距離，又有哪些校園願意對自身造成的社會影響負責。
當這些能力成為大學的日常工作，永續發展才不會只是校徽旁的一排彩色圖示。2030之後，高等教育所面對的考驗，也將不再只是如何證明自己是一所排名優異的「好大學」，更在它是否仍然是社會願意信任、也確實用得上的公共機構。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