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的學生奧斯卡（Student Academy Awards）頒獎典禮現場，燈光璀璨，香檳杯交錯。當台上宣布我製片的紀錄片《I Remember》榮獲銅獎時，台下掌聲雷動。那一刻，我站在受傳統影業肯定的榮耀光環裡，心裡滿是感動：我想說的故事，終於被世界看見了。
然而，正當我準備轉身擁抱導演時，手提包裡的手機開始瘋狂震動。
在奧斯卡的殿堂裡，我正為「霸總劇的惡毒女二」操碎了心
我悄悄退到陰暗角落滑開手機，畫面上是幾十條來自紐約另一端、豎屏短劇（註）拍攝現場的緊急標記。導演在群組裡瘋狂吶喊：「製片！這場戲那個小三穿的衣服感覺不對，太清純了！妳快點看一下！」
我一邊看著台上優雅的得獎者致詞，一邊盯著手機螢幕裡充滿「抓馬」色彩的定裝照，飛快地敲著鍵盤，即時回覆服裝修改意見。
那一刻，我深刻體會到一股荒誕：我的一隻腳踩在傳統電影藝術的最高殿堂，另一隻腳卻早已深深踏進了由「秒級」流量、大數據演算法構築的微短劇浪潮裡。
而且，這不僅是我個人的「職涯變形記」，更是疫情後這幾年，全球媒體產業經歷劇烈變動的最真實縮影。
上海劇場的「立體夢境」，與疫情後的反思
回到疫情前，我的世界是被絢麗舞台包圍的。
2017 年，我來到上海擔任劇場製作經理，實現我的百老匯音樂劇夢。當時中國的音樂劇發展蒸蒸日上，每年都有不同的中文版音樂劇，在各種一線城市的舞台上閃閃發光。
我的工作是從一本劇本開始，搭起一整座演出。那幾年，我以製作經理的身分製作了 3 部百老匯音樂劇的中文版，甚至帶領純美國團隊完成了中國《Kinky Boots》（中譯：長靴皇后）的全國巡演，把百老匯的頂尖工業直接搬進北京、上海、廣州的大劇院。
2019 年，我更參與了比利時劇團 Ontroerend Goed 極其前衛的沉浸式劇場《£¥€$（金錢世界）》的中文版製作。
然而，2020 年，那名為 COVID-19 的巨浪襲來，全球實體劇場在一夜之間按下終止鍵。
實體空間瞬間歸零，演出全部取消。被困在家中的日子裡，世界安靜得讓人發慌。為了整理混亂的思緒，我和兩個朋友開始動筆創作一部名為《你在哪裡》的音樂劇。
那是一個魔幻的年份。或許是因為疫情把所有創作者都關在了家裡，那年的創作能量集體大爆發。我們很幸運，這部探討記憶與失去的作品，從 174 部原創劇本中脫穎而出，成為上海文化廣場最終選出、重點孵化的 4 部作品之一。
我以為這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但直到最終展演結束，看到觀眾與市場的回饋時，我迎來了巨大的失落──故事太沉重了。疫情後的社會充滿了疲憊與不確定性，走出家門的觀眾，不再願意進劇場去承載另一份重量。
這次「叫好不叫座」的孵化經歷，狠狠地給了我一記耳光。它逼著我死磕一個創作者不得不面對的核心問題：當大時代變了、觀眾的心態變了，我要怎麼做，才能有效地把故事說進觀眾的心裡？
前進紐約，在紀錄片語彙裡重組故事
2023 年我離開上海，跨越大半個地球搬到了紐約。在這裡，故事的載體從 3D 的立體舞台，縮小到了 2D 的「橫屏」大銀幕。
在紐約，我幸運地認識了導演 Jane。當我第一次進入她的紀錄片世界時，我彷彿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
在紀錄片的鏡頭語言裡，我發現了無數不曾思考過的敘事角度──那些藏在被攝者眼神躲閃處的真實、鏡頭刻意拉長留白處的呼吸，以及生活中最不加修飾的日常。
我加入了她的畢業創作小組，一同製作了紀錄片《I Remember》。這是一部重回疫情現場，探討失去、創傷與重生的細膩作品。這一次，我們把鏡頭對準最微小的個體情感。
當《I Remember》最終拿到學生奧斯卡銅獎時，我欣喜若狂。因為這不只是一座獎項，更是一種印證：我終於找到了一種新的敘事辦法，用寬廣大銀幕上那種慢工出細活、細膩雕琢的視聽語言，成功跨越文化與族群，回應這個時代的集體創傷。
我天真地以為，我的夢想就要在這裡順理成章地起飛了。
海外豎屏劇的「淘金熱」
現實的劇本往往比電影更愛開玩笑。2024 年，大環境與政策風向劇烈變動，身為外籍留學生的我，在紐約迎來了長達數月的失業期。投出去的履歷全數石沉大海，簽證的倒數計時讓人焦慮失眠。
在近乎走投無路的時候，經人引薦，我誤打誤撞認識了一位做微短劇的製片人。因為劇組臨時缺人，在她的幫助下，我接到了第一份工作──去一部豎屏短劇劇組擔任服裝設計。
當我第一天拿到劇本時，我整個人在電腦前傻住了。劇本標題寫著大大的《寵物店的灰姑娘》，內文則是：第一分鐘女主角還在寵物店工作、有著可憐的身世，第二分鐘 CEO 男主角出現、立刻就要求了一份合約婚姻，短短 5 分鐘內，這個主人翁就這樣「糊里糊塗」地進入豪門⋯⋯。
「這到底是什麼故事邏輯？這麼跳 tone 的東西真的有人看嗎？」我的內心在瘋狂咆哮。
這完全推翻了我過去在藝術學府、在百老匯、在影視製作圈裡學到的所有劇本寫作知識。沒有鋪陳，沒有伏筆，只有不斷疊加的情緒狗血。
直到我的製片老闆笑嘻嘻地打開手機後台，給我看那高達百萬美元級別的儲值數據與驚人的流量時，我被徹底震懾在原地。在那些冰冷卻龐大的數據面前，我意識到，這是一場正在顛覆全球娛樂產業的螢幕淘金熱。
當我後來成為短劇製片人時，我被迫在不同的故事公式中提煉出堅實的產業洞察，包括如何調配每一集的「甜味劑」，以及如何面對各種數據流量戰。
最有趣的是，作為台灣製片在北美做文化轉譯，我一方面要把亞洲的「重男輕女家庭抓馬」改編成美國人能懂的「階級剝削」；另一方面，還要負責跟滿臉問號、習慣好萊塢工會的西方演員做心理建設，讓他們在鏡頭前迅速展現出最極致、最飽滿的情緒。
演算法還沒停，AI 巨浪已至
然而，在這個步調比光速還快的行業裡，你永遠沒有停下來喘息的機會。2026 年的今天，北美短劇市場又迎來了更為殘酷且劇烈的全新風向──全面 AI 製作。
是的，不需要線下開機，不需要演員，甚至連我當初幫忙挑選的「惡毒女二的衣服」都不再需要實體採購了。
隨著生成式 AI 影片技術的爆炸性突破，各大短劇平台與資方為了極致地壓縮成本、追求更高的周轉率，開始全面擁抱全 AI 微短劇。例如嘗試直接用 AI 生成「完美的」歐美帥哥美女面孔，用演算法精準合成演員做不到、或是羞於表演的狗血動作。
從前我們需要花 10 天拍完、30 天後期的 80 集短劇，現在依靠 AI 生成，可能只需要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且製作成本僅需十分之一。
在這個新賽道裡，傳統的製片流程正被連根拔起。演員們開始焦慮自己的面孔與聲音被數位複製，而像我這樣的製片人，日常工作也從在片場協調各部門衝突、找尋拍攝資源，變成了在電腦前輸入指令、微調 AI 模型的情緒參數。故事的維度，彷彿從 1D 的螢幕，進一步坍縮到了 0D 的虛擬程式碼之中。
螢幕縮小了，但我們依舊在為人類的共鳴服務
從上海幾百人空間共振的百老匯大劇場，再到如今連真人都不需要的 AI 虛擬短劇。這幾年，我眼前的故事載體被無限壓縮，技術更迭的速度快到讓人目眩神迷。
在經歷這一連串驚濤駭浪的轉變時，我常陷入深深的自省與迷茫：如今我天天坐在螢幕前用 AI 生產「霸總短劇」，我是在加速量產文化垃圾嗎？當演員的眼淚都可以被計算並生成時，影視創作的靈魂究竟還剩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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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前幾天深夜，我搭乘紐約地鐵回家。車廂裡空調混雜著疲憊的氣味，坐在我對面的一位大姐，身上還穿著工作服，指甲裡帶著污垢。她一邊嚼著口香糖，一邊滑著手機，而她的螢幕上，正好閃過一部畫面精緻、由 AI 生成的短劇。她看著螢幕，嘴角不自覺地揚起，露出了整天疲憊下第一個放鬆的笑容。
那一刻，我突然釋懷了。
不論是坐在 Ziegfeld Ballroom、穿著正裝評選學生奧斯卡的頂尖影評人，還是在深夜地鐵上、為了生計奔波勞碌的工人。人類在經歷了一整天現實生活的痛擊與剝削後，渴望在故事裡獲得短暫宣洩、療癒與情感連結的需求，本質上是完全一樣的。哪怕那個故事是由冰冷的 AI 做出來的，但那位大姐在那個瞬間獲得的安慰與快樂，卻是百分之百真實的。
劇場是夢，電影是夢，豎屏短劇是夢。載體在變，技術在汰換，但人類需要故事、需要情感共鳴的本質，從未改變。
面對科技與大時代的巨變，我們這代影視人不需要固步自封，也不需要自怨自艾。像水一樣，流進任何形狀的容器，甚至流進數位虛擬的程式碼裡，卻依然保持折射光芒的能力。
在變形的世界與冰冷的科技裡，依然保持對人類情感的深刻同理心，這就是我在紐約這場「變形記」中，學到最堅實、也最不滅的生存法則。
註：根據 BBC News 中文定義，「豎屏短劇」主打時長短、節奏快、劇情爽，近年已在中國迅速走紅。通常每集最長僅幾分鐘，畫面為豎屏，試圖在最短時間裡吸引手機使用者觀看。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