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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詹和臻
2 月的愛沙尼亞，外頭冰天雪地，氣溫在零度徘徊。
任教於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超過 20 年的陳儒修教授，跨越逾 8,100 公里，抵達塔爾圖大學（University of Tartu），藉由教育部「臺灣研究講座」計畫的機會，赴歐帶來一系列關於臺灣電影的課程。
作為首位在愛沙尼亞教授臺灣電影的學者，陳儒修透過「殖民記憶」、「戒嚴與白色恐怖」及「現代性」三條主線，試圖在異鄉打開一場關於臺灣歷史與文化的對話。
波羅的海三國地處一片大平原，幾世紀來曾被丹麥、瑞典、德國、俄羅斯占領。愛沙尼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遭蘇聯併吞，1941 與 1949 年兩度強制將大批居民流放西伯利亞，KGB（蘇聯時期的國家情報機關）特務滲透日常生活，語言、文化、宗教遭到全面壓制。「搞這種事跟臺灣其實沒什麼兩樣，」陳儒修說，也因為如此，愛沙尼亞的學生對於轉型正義、威權統治等議題，理解程度比他預期得高。
愛沙尼亞課堂上，師生互換片單
在 30 人的課堂上，他播映了以白色恐怖為背景的《超級大國民》──主角因讀書會入獄服刑 16 年，出獄後又自我流放 18 年。一名烏克蘭學生在觀後心得裡寫道：他的舅舅 2014 年因抗議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遭逮捕，被送往西伯利亞勞動 17 年，直至今日仍未獲釋。
「這種被高壓統治、不人道待遇，其實他們不陌生，」陳儒修說，「我在這裡透過上課討論和課後的心得報告，跟這些同學對話，發現原來他們在這邊的狀況跟我們一樣。」
這樣的共鳴是雙向的。學生推薦陳儒修一部愛沙尼亞的劇情片《橫風之中》（In the Crosswind），取材自導演 Martti Helde 家人的書信、其他倖存者回憶錄，以及記錄流放事件的檔案文件，重現 1941 年蘇聯將波羅的海三國逾 4 萬名居民強行驅逐至西伯利亞的歷史，許多知識分子、官員與軍人，在飢餓、受凍和失去自由的處境中掙扎求生。
藉由這部電影，學生也分享了自己的家族故事。他們家在二戰期間搬進一座農場，長大後才知道，那原本屬於一個被強制遷徙的家庭；有人活著回來，卻再也不想拿回土地。「學生才理解，原來當時共產黨政府是用這種方式讓人流離失所，讓人失去自己的根，」陳儒修說，「我想這種議題，就是讓他們開始去思考，自己現在跟這片土地的關係。」
當臺灣電影被各國學生看見
不只是藉由影像討論歷史帶來的傷痛，陳儒修更希望透過電影中的現代性，讓教室裡來自愛沙尼亞、烏克蘭、日本與香港的學生，看見臺灣當代的生命經驗，也從中對照自身處境。
第一堂課上，他快速介紹臺灣電影史，並播放蔡明亮的《天橋不見了》。出乎意料的是，有好幾位學生都在繳交的心得裡，表示對蔡明亮導演並不陌生。「甚至有人是蔡明亮的影迷，看過蔡明亮所有的電影。所以我趕快把這個訊息轉給蔡明亮，讓他知道，在寒天雪地裡也有他的粉絲。」
課堂之外，塔爾圖大學的藝術電影院也會放映臺灣電影。今（2026）年 3 月播放楊德昌的《一一》，4 月則是鄒時擎的《左撇子女孩》。在陳儒修看來，這不只反映出臺灣新電影在國際影壇的影響力仍在延續，也與近年波羅的海三國與臺灣關係升溫有關。當地學生對臺灣並不陌生，甚至帶著某種程度的好奇。
不同文化如何理解同一部電影？
然而，有興趣不代表沒有距離。討論侯孝賢執導的《戀戀風塵》時，陳儒修發現將臺灣的電影帶到國外時，有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事情需要解釋。
片中阿遠與阿雲從小一起長大，兩家又是鄰居，雖然電影裡從未牽過手，但在臺灣觀眾眼中，自然被理解為一對。當阿雲在阿遠當兵期間嫁給郵差，兩家人的憤怒對臺灣觀眾來說理所當然，卻讓愛沙尼亞學生感到困惑──因為電影裡從未出現任何明確承諾。「臺灣文化裡有一種底層的預設，這樣長大的兩個人，未來就應該在一起。」陳儒修說，這樣的潛規則需要被翻譯。
另一個讓學生著迷的，是阿公的角色。多位學生在心得裡提到，李天祿所呈現的老年自然流露的智慧，是他們少見到的形象。陳儒修因此補充介紹李天祿作為布袋戲操偶大師的身分，也說明侯孝賢如何透過長鏡頭讓他自由發揮，並提供《戲夢人生》的英文字幕版本，讓學生進一步認識這位國寶級人物。
也有學生注意到人物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臺灣多山，那種濃密的綠，是他們在愛沙尼亞平原上未曾見過的風景。這讓陳儒修意識到，有些屬於臺灣的東西，反而是臺灣人自己最容易忽略的，也讓他持續追問一個還沒有答案的問題：臺灣電影的特殊性究竟在哪裡？
課堂裡的學生背景各異，有人從小學芭蕾、有人學音樂、有人學攝影，各自帶著不同的文化語境進入臺灣電影，也因此看見了不同的東西。對陳儒修而言，這正是這堂課最重要的地方。
「我想透過他們的眼睛重新去認識臺灣電影，他們會觀察到一些細節，這些細節有時是我們自己人會忽略的，」他說，「每個人會用自己的文化語境去理解，在理性跟感性之間面對這些影片，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就是去建構一個對話。」
在這樣的觀看之中，臺灣電影不再只是被介紹的對象，而是被不斷重新理解的一種過程。
一個國家如何記得自己──跨世代的文化自覺
塔爾圖（Tartu）是一座安靜的大學城，人口只有約 10 萬，樹比人多。陳儒修時常與太太出門散步，看著路旁的樹從冬天覆滿白雪，到枯枝慢慢冒出新芽。
走在城裡，他注意到一件事：政府機構與公家機關前，常常並排懸掛著兩面旗幟，一面是愛沙尼亞國旗，一面是烏克蘭國旗。後來他去了首都塔林（Tallinn），也走訪拉脫維亞的里加與立陶宛的維爾紐斯，都看到同樣的景象。「他們非常支援烏克蘭，完全不避諱，」陳儒修說，「因為這跟他們自己的生存危機有關，他們知道當時被蘇聯統治的教訓。」
城市裡的紀念方式，也指向另一種記憶。街頭的雕像，多半不是將軍或政治人物，而是文學家與新聞人。19 世紀，正是這些人透過辦報、辦雜誌與蒐集民間歌謠，推動民族覺醒運動，讓人民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語言、文化與歷史的價值。「他們對這塊土地的認同，不是因為政治上的歸屬，而是對這塊土地本身的感情。」
語言同樣承載著愛沙尼亞人強烈的身分認同。陳儒修想起初抵塔爾圖時，在一場聚會上遇到亞洲研究中心的老師，對方提到正在將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著作翻譯成愛沙尼亞文。
陳儒修脫口問了一句：「愛沙尼亞只有 130 萬人，你們也可以直接讀英文，為什麼還要翻譯？」那位老師的回答讓他久久難忘。他說，愛沙尼亞文應該要成為 scholar language，要有自己的文化傳承，所以即使受眾少，這件事還是得做。「問出這個問題，我自己很慚愧，」陳儒修坦言。
這種文化上的自覺，也反映在他們面對歷史的方式。愛沙尼亞從國高中就開始討論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帶著年輕的新世代們，從現在的角度回看歷史，以「哲學思辨」作為課程主軸，去追問即便有史為鑑，何以當今仍會出現新納粹與新右派。「臺灣的轉型正義一直在努力推，可是好像還是強調悲慘，強調難過，」他說，「我覺得這是蠻可惜的，我們目前還沒有做好。」
結語：離開課堂之後，觀看仍在延續
今年 7 月，陳儒修即將從政大退休，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在正式課堂上教臺灣電影。
前往愛沙尼亞前，他在政大的研究室辦了一場 Open House，兩三百部 DVD、五六百本藏書，全讓學生搬走。研究室外排著人，一本一本挑走，也像是在帶走他多年累積的觀看與記憶。
書散盡了，但課並沒有結束。在塔爾圖的教室裡，他重新看見他國學生如何理解臺灣，也透過他們的提問，明白哪些地方需要解釋，而那些說不清楚的差異，反而成為新的起點。
陳儒修教授也希望，未來能有更多年輕老師參與教育部的「臺灣研究講座」計畫。不同於一次性的研討會或演講，這樣長達數月、真正走進課堂的交流，才能讓學者帶著新的觀點回來，也讓下一代的學生看見更寬廣的臺灣。
《關於作者》
詹和臻
文字工作者。畢業於 King's College London 全球媒體產業碩士班（Global Media Industries），專注於深度人物專訪與故事書寫。我相信文字擁有無比的力量與溫度；敏銳地感受人與場域，是我做企劃與寫作的起點。無論是品牌溝通、社會議題，或一個人的生命故事，我都希望用合適的形式，讓它被看見、被理解。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