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總統在今（2026）年的 520 就職兩週年演說中，提出政府計劃推出「0 到 18 歲每人每月 5,000 元成長津貼」政策，引發輿論高度關注與不少爭論。
支持者認為這樣確實有助減輕家長負擔，反對者則批評其為撒幣買票，實際效果極其有限──到底誰有理？
筆者將從政策背後意義出發，借鏡歐亞等多國的類似政策，和讀者朋友聊聊這個少子高齡化時代下的新政策規劃，是否真的能夠對症下藥，讓年輕人「比較敢生」：
從「人頭補助」到「長期支持」：政策背後的意義
首先，筆者認為此項政策規劃在台灣少子化的應對政策史上，確實具有一定的象徵意義。
因過去無論中央或地方政府談育兒支持，政策焦點多半集中在嬰幼兒的階段，如「0 到 6 歲國家養」等，目標是降低父母在生育子女早期的成本負擔。當中包括育兒津貼、托育補助、幼兒園準公共化等措施。
但實際上，父母的壓力並不會在孩子滿 6 歲後自動消失：孩子進入小學後，課後照顧、安親班、寒暑假安排、才藝學習、交通接送與教育競爭，往往讓家庭支出進入另一個階段。到了國高中，升學、補習、數位設備、同儕活動與未來職涯準備，更使許多父母長期承受經濟壓力。
因此，若政府把原本較接近短時間、一次性的補助金額「分散延伸」至 18 歲，政策意涵就不只是「多發一筆錢」，而相當於重新界定國家與家庭之間的責任分工：孩子不只是父母的私人選擇與責任，也是未來社會的人力資本、公共財與世代延續。
且當國家願意把資源長期投入兒少成長與發展，也代表政府承認：少子化不是個別家庭努力不夠，而是整體社會環境讓人愈來愈不敢成家、不敢生養。
缺乏配套的「給錢」，仍無助解決問題根本
然而我們也須正視，每月 5,000 元的成長津貼，若被定位為「兒童基本支持」或「成長投資」，社會接受度應會較高；反觀若被包裝成「催生」特效藥，恐怕就會引來高度質疑。
因為大多數年輕人不生或少生，絕不是因為單純缺少一筆津貼，而是因為人生諸多風險被集中壓縮在「成家生子」這件事身上：高房價、低薪資、長工時、照顧資源不足、女性職涯中斷、教育焦慮與育兒孤立感⋯⋯才是真正讓生育決策變得沉重的原因。
換言之，5,000 元可以減輕經濟負擔，卻無法單獨創造安全感。它能補貼奶粉、尿布、交通、餐費與部分教育開銷，卻不能替父母找到托嬰名額，也不能讓公司主管理解員工為何需要請家庭照顧假，更不能讓租屋族突然有能力買房。
因此，若政策仍只停留在現金給付，最後很可能變成「有幫助，但不夠改變人生決定」的福利措施。是以，現金津貼最大的優點是簡單、可見、容易被理解，也能立即減輕家庭壓力；但最大限制也很明顯：它無法單獨改變育兒環境。
借鏡 6 國類似政策：現金政策為何常常「短期有感，長期有限」？
若要理解台灣這項政策的可能效果，東歐的波瀾是最常被拿來比較的案例：波蘭曾推出 Family 500+，對有子女家庭提供每月現金補助，後來擴大適用範圍並提高金額。
政策推出初期，確實帶來若干效果，特別是對部分收入較低、原本就在考慮是否生育的家庭，現金補助降低了生育門檻，也改善兒童貧窮問題。
然而，波蘭經驗後來也暴露限制：長期來看，出生率並未因此長期穩定回升，政策效果逐漸鈍化。原因在現金補助較容易影響「本就已經準備生、只是需要一點支持」的家庭，卻很難說服「原本就不想生、不敢生、無法生」的年輕人。對後者而言，真正的障礙不是一筆補助，而是住房、就業、伴侶關係、職涯不確定與對未來缺乏信心。
新加坡則提供另一種設計更為仔細的模式：政府推出 Baby Bonus Scheme，包含：現金禮金與兒童發展帳戶，政府不只是「直接發錢」，也透過帳戶設計把資源導向托育、醫療與教育支出。
這種作法顯然比單純現金補助更為制度化，因它不只是增加家庭可支配所得，也引導家長將資源投入孩子成長──然而，新加坡的生育率仍然長期低迷。這說明即使政策設計更完整，只要社會仍面臨高競爭、高教育與生活成本、高工時文化與強烈職涯壓力，年輕人仍可能選擇晚婚、不婚、少生或不生。
韓國則是最鮮明的警訊：韓國多年來投入大量預算推動育兒津貼、出生補助、托育補助、住房支持與地方政府獎勵，但總生育率仍跌至全球低點。南韓案例之所以值得台灣警惕，是因為兩國面臨相似結構：高房價、長工時、升學競爭、女性職涯懲罰、照顧責任不均，以及年輕世代對未來缺乏掌控感。當生育被視為會讓生活品質急速下降的選擇，再多補助也難以創造信任。
匈牙利則採取相對激進的家庭政策，包括多胎家庭稅賦優惠、購屋貸款、母親所得稅減免等等。這些措施看似大方，卻也引發另一種爭議：受益者往往是已婚、有穩定收入、有能力購屋的家庭。對租屋族、低薪青年、非典型就業者與單親家庭而言，政策幫助有限。這提醒台灣，若未來設計兒童帳戶或家庭津貼，必須注意分配公平，不能讓補助集中於本來就較有資源的家庭。
不要只問「發多少、發多久」，更要問「父母能否安心生活」
相較於波蘭、南韓與匈牙利，法國與北歐國家的經驗提供另一種啟示。它們並非完全沒有少子化壓力，近年生育率也面臨下降，但長期而言，它們較重視讓工作與家庭能夠並存。法國透過家庭津貼、托育服務、幼兒教育、稅制支持與親職假制度，降低家庭養育成本；北歐則更強調性別平等與雙薪家庭模式，讓父母都能工作，也都能照顧孩子。
「北歐模式」最值得台灣借鏡的，不是福利金額本身，而是政策背後的價值：育兒不是母親一個人的責任，也不是家庭自己想辦法解決的私事。公共托育、父親育兒假、彈性工時、就業保障與職場文化改變，都是為了讓生孩子不等於犧牲職涯，不等於讓母親離開勞動市場，也不等於讓家庭陷入長期孤立。
日本也提供接近台灣的參照。日本長期推動兒童津貼、幼兒教育無償化、托育名額擴張與育嬰假制度，但生育率仍難明顯回升。原因同樣在於職場文化、長工時、性別分工與教育焦慮並未根本改變。這一點對台灣尤其重要，因為台灣同樣存在「制度看似有了，但使用起來很困難」的問題。育嬰假可以請，但員工怕影響升遷；家庭照顧假存在，但主管未必友善；托育補助增加，但托育名額與品質仍有落差。
綜合以上國際案例，筆者認為政策癥結不只是每月 5,000 元「夠不夠」，而是這筆錢是否能成為家庭支持體系的入口。若它只是選舉語言式的政策承諾，效果終究有限；但若它能與托育、教育、住房、職場、性別平等與兒童帳戶制度整合，就有機會成為少子化治理的新起點──少子化絕非肇因於「年輕人自私」，更不是「現代女性不願承擔責任」，而是整個社會讓生育變成高風險選擇。
政府若真想讓人民敢生，就不能只用補助說服父母，而要用更具體的制度配套，讓父母相信：生養孩子不會讓人生失控，不會讓職涯中斷，不會讓家庭孤軍奮戰。
每月 5,000 元可以是一扇門，但門後必須是一整套支持系統。否則，台灣很可能像許多國家一樣，花了大錢卻只換來短暫掌聲或選票；真正需要孩子與家庭的地方，仍然沒有被接住。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