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愛爾蘭（下簡稱北愛）第二大城「德里／倫敦德里」（Derry／Londonderry，註），是一座擁有兩個名字的城市。
若各位有機會到訪，不妨多留意看看，居民是如何稱呼這座城市。會稱之為「德里」的人，通常被視為支持天主教（共和派）；但若將城市名中加上「倫敦」，則多被解讀為傾向新教（忠誠派）。為避免爭議，北愛官方文件多以兩個名字並列呈現，展現了專屬北愛的政治妥協。
這座城市的命名爭議，事實上濃縮了數百年來，愛爾蘭島上天主教與新教衝突的歷史。透過深入理解這座城市的矛盾與衝突，我們得以更全面理解北愛衝突的本質。
即便歷史充斥血淚，當代的北愛青年不願重蹈覆轍。他們透過電視劇、音樂，嘗試鬆動那沉重的二元對立。無論以共通的人性關懷，或是以幽默諷刺切入，這些作品都成功突破舒適圈創造話題，為彼此之間開啟更多對話的可能。
對比臺灣社會對立局勢愈趨失控的情境，或許過去的北愛、現在的北愛，都值得我們借鏡與學習。
一個愛爾蘭，兩種歷史解讀
英國到底是「開墾」，還是「殖民」了愛爾蘭？──這個問題正是北愛爭議的源頭。
17 世紀前，愛爾蘭由各大家族治理，如今的德里／倫敦德里地區屬於 O’Neill 家族的權力範圍，古愛爾蘭語稱為 Doire，意為橡樹林。16 世紀末，英格蘭女皇伊莉莎白一世擊敗 O’Neill 家族後，開始鼓勵英格蘭、蘇格蘭低地（lowland）的新教徒遷入此地。德里／倫敦德里位於福伊爾河（Floyle River）河口，是連接內陸與大西洋的重要門戶，美國在二戰期間，甚至稱其為「歐洲的第一個基地」（Base One Europe）。
17 世紀初，繼任的英王詹姆士一世要求倫敦商人公會出資建城，並禁止天主教徒居住在城內，同時將大量土地與市民權分配給新教移民。自此，Doire 一詞化為 Derry（德里），再加上倫敦商人的投資，這座城市又被添上「London」成為 London Derry（倫敦德里）。雙方迄今超越 400 年的恩仇，即由此展開。
在英國統治下，愛爾蘭的土地制度與租佃結構，使當地農民被迫依賴單一作物──「馬鈴薯」。19 世紀中葉，馬鈴薯疫病肆虐時，英國政府堅持自由放任政策，拒絕大規模干預市場、幫助愛爾蘭，導致農民即便身處糧食產地，仍陷入「愛爾蘭大饑荒」（The Great Famine）。
這場災難不只導致超過 100 萬人死亡，另有百萬人被迫移民，愛爾蘭人口銳減近四分之一。迄今，愛爾蘭仍未能恢復至當時的人口高峰。
相較之下，主要從事工商業的新教徒多居於城市，受災程度遠低於仰賴小農經濟的天主教徒。於是，當新教徒表達同情、遺憾時，許多天主教徒們反而將這場災難視為英國殖民（Colonisation）下的「種族滅絕」。對抗壓迫的抗爭此起彼落，最終孕育重備受爭議的愛爾蘭共和軍（IRA，Irish Republican Army）。
連年衝突下，英國政府在 1920 年重新劃定邊界。愛爾蘭島「東北部六郡」因新教徒居多，被劃為「北愛爾蘭」（Northern Ireland），繼續留在英國統治，其餘地區則走向獨立。但這個設計刻意確保了新教徒的政治優勢，使北愛境內的天主教徒成為制度下的弱勢族群，在選舉、就業與公共資源分配上屢受不公平對待，進一步加深對立。
至今，這種分裂的身分認同仍深刻影響北愛社會。旅行於北愛各地，不難發現天主教主導的文件及博物館，往往傾向使用「the North of Ireland」，以避免沿用英國官方用語「Northern Ireland」，強調愛爾蘭的整體主體性。
這種語言及政治的張力，也凝縮在歷史上最具象徵的一幕──發生於德里／倫敦德里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
「血腥星期日」象徵的歷史轉折
19 世紀中葉後，隨著城市勞動需求與工業化影響，大量天主教勞動人口遷入此處，並多集中在城外低窪、環境較差的「沼澤區」（Bogside）。
儘管人口結構已明顯改變，市政權力卻長期由新教聯合派掌控。官方透過不公平的選區劃分、與財產資格掛鉤的投票制度，及對公共住房與市政職位分配上的偏頗，繼續維持對城市的實質控制。
此舉導致天主教社群即便是「人口及勞動多數」，卻在居住條件、就業機會與政治代表性上處於結構性劣勢。這種制度性不平等，最終在 20 世紀中期引發公民權運動。當時公民運動最核心的主張，即是「一人一票」（One man, one vote）──民主社會最基本的要求，盼能反對制度性歧視、爭取住房平權等。
自 1968 年起，北愛公民權運動（NICRA，Northern Ireland Civil Rights Association）以和平遊行方式，挑戰地方政府透過選區、住房與投票資格所維繫的不平等結構。德里／倫敦德里身為北愛第二大城，在天主教已成多數、卻長期被排除於市政權力之外的情況下，很快成為抗議行動的焦點。
1968 年與 1969 年，多場和平示威接連遭遇警方暴力鎮壓，天主教社群對制度內改革徹底失去信心。
當年夏天，沼澤區逐漸成為警方與英軍難以進入的自治空間，牆上出現了「你現在正進入自由德里」（You are now entering Free Derry）的標語。這種的對峙狀態，最終在 1972 年 1 月 30 日的「血腥星期日」達到最高點──當時，英軍在沼澤區向和平示威人群開火，造成 14 名手無寸鐵的平民死亡。
該事件徹底摧毀天主教社群對英國國家機構的信任，讓原本以「公民權改革」為核心的運動，轉化為更廣泛的政治對抗與武裝衝突，也成為北愛衝突全面升高的關鍵轉折。相關調查一延再拖，直到近 40 年後的 2010 年，時任英國首相的卡麥隆（David Cameron）才公布調查結果，承認受害者皆為手無寸鐵的平民，並公開道歉。
今日沼澤區已設立了自由德里博物館（Museum of Free Derry）與和平締結者博物館（Peacemakers Museum），兩者皆由天主教社群與相關團體創立。即便他們嘗試以較中立的方式呈現事件全貌，館內介紹對英軍行動的描述，仍多以「侵入」（invade）、「謀殺」（murder）等字眼，清楚反映背後的社群記憶及政治立場。
與此同時，即便天主教教徒人數大量增加，德里／倫敦德里的城牆東側，仍有一塊新教徒堅守著，他們同樣在牆上寫下「倫敦德里西岸的忠誠派，仍被圍城而未投降」（Londonderry West Bank Loyalists – Still Under Siege – No Surrender）。
用青春，重新詮釋衝突歷史
北愛歷迄今仍各說各話，但新一代影視作品，正為世人開創新的理解方式。
《德里女孩》（Derry Girls），是一部由出生於德里／倫敦德里製作人打造的電視影集，她將自身成長於衝突下的少女經驗，轉化為故事核心。主角身上的深綠色制服含蓄卻清楚地指涉，她們與愛爾蘭民族認同之間的連結（註二）。
不同於多數聚焦英軍、IRA 或政治對抗的作品，《德里女孩》刻意把鏡頭拉回「衝突日常化」後的青春生活──在乎能不能見到朋友、可不可以去看演唱會、如何在喜歡的人面前留下好印象。
正是這種對「普通生活」的執著，使《德里女孩》這部立足於天主教視角下誕生的影集，卻能在整個愛爾蘭，甚至英國本土都引發廣泛共鳴，成為現象級作品。它提醒了我們：即便時代動盪、立場分歧，人們仍共享青春的躁動、渴望，及在苦難縫隙中尋找快樂的本能。
誕生於在西貝爾法斯特的饒舌團體「膝蓋骨」（Kneecap），則選擇直視北愛衝突留下的暴力遺產。
他們以衝突期間，準軍事組織常用的懲罰手段「kneecapping」（註三）作為團名。膝蓋骨樂團以愛爾蘭語（Gaeilge）創作，將這種高度政治化、象徵意味濃厚的語言，轉化為粗口、幽默與青年文化的載體。歌詞裡，他們既嘲諷新教忠誠派，也不浪漫化天主教共和派的準軍事組織，試圖為成長在「衝突之後」的一代，勾勒出一條不再複製舊有對抗模式的可能道路。
回首臺灣，該如何從歷史傷痕找到希望？
回望同樣深陷歷史傷痕與對立泥沼的臺灣社會，北愛青年的文化突破，是否能為我們帶來啟發？
從日本殖民結束、國民政府接手，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同樣成為臺灣社會分離的源頭之一。如今 21 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在大眾媒體、社群媒體演算法的推波助瀾下，這份對立也愈發加劇。
然而，內憂未解之際，外患又緊跟著來。如世界強權美國發起的關稅挑戰，在臺灣主要政黨長期擁美或疑美的立場詮釋下，也窄化成二元對立的論述。此外，身處「後冷戰結構」下的臺灣，宛如美國與中國角力下「無硝煙代理人戰爭」的前線。
走過血腥對抗道路的北愛青年們，已看破政治人物的手法，不再幻想盲從單一政營的語言。無獨有偶地，臺灣的「中間選民」力量也正逐漸成長。相較傳統藍綠支持者，他們更用心檢視每個政策與倡議背後的意義，也因此形成了能約束政黨走向極端的力量。
期許未來，臺灣也能誕生更多類似當代北愛的影視作品，既不選邊站、也不怕被貼上標籤，為這座快被政治口水淹沒的島嶼，丟下一個個得以續命的救生圈。
註：雖然印度首都也翻作德里（Delhi），但事實上其與該北愛城市之拼法、發音皆有所不同。
註二：愛爾蘭的民族象徵色為綠色。
註三：Kneecapping 意指對英軍或告密者膝蓋開槍，雖不至於致命，卻會對人造成終身傷害。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