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世界首富伊隆・馬斯克在多個場合中，公開自己對未來 20 年人類文明的預測：AI 與機器人將把商品與服務成本壓到趨近於零，許多工作因此變成「非必要」、「可選擇」的活動；而當生活基本需求均由系統（以接近零成本）供給時，個人為退休而儲蓄的行為，也將不再具有意義。
簡言之：馬斯克認為未來 20 年內，人們將不再需要為退休存錢，因為屆時金錢已不再有意義。此言一出，正如其多次「語不驚人誓不休」的發言，立時引發各國媒體、輿論熱議。
筆者認為，這無疑是一種把「技術曲線」直接延伸到生活型態的敘事。它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不只討論效率，也挑戰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
但其實，距今 90 多年前也有過相似的大預言：著名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 1939 年的文章〈我們子孫的經濟可能性〉中就預測：只要資本持續累積、科學穩定進步，人類將在一個世紀內大幅減輕匱乏的壓力，典型工時亦將縮減到每天 3 小時、每週 15 小時以下。凱因斯寫這段話時，全球仍深陷大蕭條之中，他仍選擇相信長期趨勢會把人類帶向更自由無憂的生活。
當然，從近百年後的今日回望，凱因斯的預言確實「部分成真」，但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工薪階層，非但未能從身心勞動的壓力中解放，相對剝奪下的「匱乏感」亦未曾消褪。
把兩段「偉人談話」放在一起，更可以形成一個清楚的問題意識：當技術進步確實讓世界（整體）更富有，為什麼多數人並沒有得到等比例的空閒與安全感？如果上個世紀的樂觀尚未兌現，今天我們又該如何看待「20 年內不必存退休金」這種更激進的主張？
界定現實，再談願景：為何「更富」並未「更閒」？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得先好好回顧、剖析一下凱因斯「大預言」後近百年的文明發展軌跡。
先從可觀察的事實來看：過去一百年，多數「已開發經濟體」的人均產出確實遠高於 1930 年代；家電、藥物、資訊與交通讓生活品質大幅改善，人均工時與工作型態也遠不如十九世紀那般漫長與辛苦。
不過，這與凱因斯樂觀想像的幅度仍有明顯距離：許多國家的全職週工時仍在 40 小時上下，不少地區的年工時更維持在每年 1.500 至 2.000 小時之間（台灣是 2,030 小時，位列 OECD 前五） ，且這還只是「表面上」的統計，實際超時加班、下班責任制、PUA 等情況仍十分常見⋯⋯。
簡言之，這代表整體社會的「更富」並不自動等同於人們因此「更閒」，原因不在一句「人性貪婪」，而在以下幾個更深層的原因：
第一，服務部門的比重持續上升，而這些部門並不容易被機器與自動化快速替代。醫療、長照、幼教、現場維修、公共服務，都牽涉密集的人際互動與品質責任。科技能幫助排程、紀錄、分診與監測，卻很難把同一位護理師的照護對象翻好幾倍而不犧牲品質。經濟學上常用「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描述這種現象：製造業效率飛快，但弦樂四重奏仍需要 4 個人演完一首曲子。當這類服務在國民經濟中的占比愈來愈大，社會平均工時與家庭支出自然降不下來。
第二，生產力增益的分配長期失衡。近數十年來，資本回報與高技能勞動者拿走較多紅利，中位數工資的增幅在不少國家均落後於整體產出增長。若談判力量薄弱，或稅制與社會保險設計無法把「整體」紅利轉成更「普遍」的安全網與休閒時間，家庭就仍需以較長工時與更高儲蓄來對沖風險。
第三，生活中的「不可壓縮需求」變得更昂貴。全球性通膨造成許多社會在食物、醫療、教育、住房與照護上均面臨持續上漲的費用。即使資訊服務越來越便宜，家庭仍要為這些關鍵項目預留資源。當老化加速與城市化推進，這些開支更不會因聊天機器人更聰明就自動縮小。
把上述三點放在一起，再回來檢視馬斯克同樣樂觀的說法，就能看見它需要哪些條件同時成立，才能成為一個對一般人也有效的世界，而不是只對少數擁有資本與資料的人有效。（當然，科技新貴與富豪當然可以不用存退休金，他們早已富可敵國了）
馬斯克的承諾，少了哪些關鍵元素
要讓「工作可選、退休儲蓄不再重要」具有現實意義，在我認為，至少要處理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成本下降的範圍。關鍵不在 AI 助手能寫多少段程式，而在照護、建築、交通、零售、餐飲等高人力密度的領域，是否真的能大規模部署穩定的機器人，AI 輔助與自動化流程，並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降低單位成本──這將涉及硬體、維護、責任歸屬與保險解決方案。若這些環節仍昂貴，家庭支出結構就不會根本改變。
第二，能源與供應鏈能力。一個高度自動化的社會，需要大量、穩定且價格可預期的電力與算力，若電網不穩或能源成本高企，AI 服務不會便宜，更談不上普及。
第三，所有權與分配機制。即使總產出上升，若缺少可執行的再分配安排，紅利仍可能集中在少數平台與資本所有者。當公共年金、社會紅利、可攜式福利與再訓練資助沒有跟上，「不用存退休金」只會變成對中產與低收入家庭的風險轉嫁，在面臨緊急需求或非預期風險的時候，變得更為脆弱。
第四，治理與責任。資料來源、模型錯誤、資安、產品責任與職涯轉換，都需要事前說清楚，或有完善的法規保障。只要社會大眾對這些風險沒有信心，公共部門多半會放慢導入新技術的速度與深度，技術能力再強，也會被制度的合規（compliance）步伐拉回現實。
說這些，並不是對技術革命的否定，而是把願景放回到可以落實的條件上。也正因為如此，直接宣稱「20 年後不用存退休金」會產生一個問題：它用一個單一的技術期望，替代了家庭面對長壽、疾病、教育與住房時的風險管理。筆者認為在眾多條件尚未成熟之前，這樣的訊息對一般讀者而言不夠負責任。
從百年前的凱因斯，看當代的馬斯克
凱因斯的預測，終究只兌現了一半：但不是他對技術能力的預測錯誤，而是對平衡傳導機制過於樂觀。生產力提升若要轉化為「絕大多數人有感」的閒暇與安全感，必須考量勞動市場的議價結構、公共財政的再分配、以及對長期風險的社會性承擔。
二戰後的社會保險與公共醫療教育之所以能穩定擴張，不是因為「技術自然外溢」，而是因為國家以稅制、工資協商與普惠服務把效率紅利「具體化」。也因此，工時雖未大幅下修，但家庭面對疾病、失業與教育的風險確實較前一世代更可控。這段歷史經驗直接指向一個結論：技術曲線與社會福利之間不存在自動齒輪，必須透過明確的制度齒比相扣。
將同一把尺放到馬斯克的敘事上，問題就更清楚了：若要主張「20 年內不必為退休儲蓄」，至少要先跨過三個現實門檻：
第一，資本與所得分配。近數十年多國的工資份額下降、資本報酬上升，生產力增益未能同步反映在中位數家庭的可支配所得。若所有權結構與稅制不變，「AI 富足」多半停留在資產負債表，而非家庭帳本。
第二，服務部門的成本邊界。醫療、長照、幼教與基礎設施維護屬於高接觸、高責任領域，即便導入演算法，也需要可追溯的品質控管與人力配置，單位成本不會短時間大幅下滑；而退休風險恰恰與這些項目綁在一起。
第三，跨期保障的財務工學。退休制度處理的是長壽風險、通膨風險與市場循環風險，任何「不需儲蓄」的主張，都必須提出可計算的現金流來源、責任主體與違約時的補救機制。只要這三個環節沒有明白的設計與時間表，把個人晚年的保障建築在技術預期上，就是把系統性不確定轉嫁給個人。
因此，用最直白的話來說，若各國政府和企業治理體系不願面對所有權重分配、公共財政調整、與治理責任的落實，「不必為退休儲蓄」就只能永遠停留在「全球首富講幹話」的層次。
更建設性的方式是把條件逐一分析（如有經濟學家有興趣研究的話）：何時能在高人力密度部門看到可驗證的成本下行；何時完成資料、產品責任與保險的責任鏈設計；何時以透明規則把技術紅利轉為公共年金與可攜式福利。當這些問題被嚴肅回答，社會才有本錢討論降低私人儲蓄比重。否則，要求大眾「不用存退休金」，等同取消對未來風險的保護，只留下更高的不確定與更脆弱的家庭資產負債表。
真正需要留意的是什麼
也因此，對如你我的一般人來說，與其糾結「是否不用再存退休金」，更實際的做法是把眼光放在每年都能查證的變化上：照護與基礎醫療的費用是否按年下降且品質未受影響？學校與地方政府是否拿得到穩定而透明的經費來擴充對弱勢家庭的服務？再訓練與可攜式福利是否真能被需要的人使用，並在結訓後帶來更好的就業與薪資？企業提出的設備汰換、減排與自動化時程是否寫成清楚的計畫，由獨立單位核對進度並公開結果？
唯有這些領域同時、連續改善，我們才算走向更安全、更少仰賴私人儲蓄的社會；如果看不到這些證據，就沒有理由勸家庭放棄為老年做準備，因為主要風險仍然存在。
馬斯克與凱因斯談的其實是兩種不同的焦點：前者把期望寄託在技術進步，後者強調要有制度與分配把進步轉成可靠的生活保障。對公眾而言，真正穩健的態度不是選邊站，而是同時做兩件事：承認技術確實能開出新的可能，並要求政府與企業把資金配置、保障範圍與責任人寫進可查的規則，每年對外報告成效與偏差，說明如何修正。只要這樣的規則與報告機制尚未成熟，把晚年的保障交給「20 年後自然會好」的信念，就是把不確定性轉嫁給個人。
因此，當下最務實的分工應該是：政府把部分效率紅利用於公共服務與再訓練，訂清楚的指標與時間表並接受外部檢視；企業若要求更長的過渡期，就同步提交可驗證的里程碑與未達標時的補救辦法，而不是停留在口頭承諾；家庭在善用新工具提升收入或降低開支的同時，維持穩健的退休儲蓄與保險，直到看到醫療與照護費用確實下行、勞動者能靠制度有尊嚴地轉職、地方財源能持續改善教育與環境。
等到這些變化真的成為常態，再討論是否降低、甚至完全清零私人儲蓄的比重，才有根據。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編按：主圖來源 Gage Skidmore@Wikipedia CC BY-SA 4.0、Wikip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