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度假或換宿，絕不只有光鮮亮麗、豐富多彩的一面。系列 3 篇文章，我將誠實分享自己為期數月、遠赴歐洲多國打工換宿的「大失敗」經驗，希望能提供讀者朋友更多參考與借鏡；另一方面，挫折也會帶來經驗和成長，經過這趟打工換宿之旅後，我對自己的界限和目標，也有了不同的想法。
首篇文章請見此：〈在法國山間小屋，被美國媽媽數落的日子〉
上篇文章請見此：〈在西班牙衝浪店，猶豫「該不該做真正的自己」〉
在世界盡頭回望故鄉
離開希洪後，我順路走了幾個「朝聖之路」北方之途必經的城市，也來到菲尼斯特雷角。
菲尼特斯這個名字源自拉丁語 Finis terrae，意為「大地盡頭」。因為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之前，這裡曾被歐陸文明視為世界的終點，也是「朝聖之路」傳統上的真正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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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爬上一塊大岩石，望著家庭和情侶們排隊與地標拍照。空氣中瀰漫著遠方大火傳來的淡淡燒焦味，海浪聲把我和世界隔開，讓一路累積的焦躁慢慢靜了下來，隨之而來卻是淡淡的孤單。
有時候我會忍不住好奇，生長在大陸上的人，和生長在海島上的人，對世界的理解會是一樣的嗎？
雖然課本告訴我，台灣在地理分類裡，和哈薩克、伊朗、泰國一樣都屬於亞洲；而在白人世界的東方想像中，我又和日本、中國、韓國人「差不多」。但對那個兒時在北台中鄉下長大的女孩來說，不論是日本神社、新加坡魚尾獅、埃及金字塔或巴西嘉年華⋯⋯通通都曾是「海的另一端」、「遙遠的異國」。
我身邊其實有不少大人，一輩子都沒離開過這座小島。被大海隔開的一切，在我年幼的認知裡，都是一樣陌生，也一樣遙不可及的世界。
於是，如今一路靠著自己走到「世界的盡頭」，好像頗值得在社群平台上發幾張照片，我也應該要為此感到興奮才對。
但事實是，世界的盡頭對我而言，也只是小島以外那個廣袤世界的其中一小角。我感受不到腳下這塊土地所承載的歷史重量，卻在被海再次包圍的時候，想起了台灣。
在真正提筆寫下這系列文章之前，我其實曾在朋友的 Podcast 節目中分享過這趟換宿經驗。或許因為節目調性輕鬆，當時我說出口的，多半是一些有趣、荒謬的片段。但實際上，在整段旅程裡，更多時候我只是像這樣安靜地看著世界，也看著自己，慢慢消化。
里斯本與台灣的距離
進入葡萄牙後，我決定暫時什麼都不想，先當個無腦的觀光客，開始狂吃蛋塔和葡式烤雞，還喝了一堆波多酒。就這樣從北邊的波多（Porto）玩到中部的孔布拉（Coimbra），最後抵達首都里斯本。
幾個世紀前，里斯本是葡萄牙海上帝國的母港，來自非洲、亞洲與南美洲的貨物匯集於此，撐起了一整個殖民霸權的根基。這樣的背景，也讓里斯本至今仍保有相當程度的昔日輝煌，與持續向外延展的現代都會感相互呼應。
相較之下，我在歐洲旅途中經過的許多城市，規模其實並不大。多半圍繞著教堂、老城區、市政廳與幾條主要街道展開，生活範圍高度集中，景點之間也幾乎都能步行抵達。這樣的城市小巧而美麗，但在我看來似乎更接近一個被妥善保存的歷史空間。
里斯本明顯不一樣：它的面積尺度、區域分布與通勤距離，更接近我身為台灣人對「城市」的直覺理解──有不同個性的區廓、很多街頭小吃攤、必須搭乘交通工具才能抵達的生活場域。這裡也更容易看見當地人各自不同的生活軌跡，那是一種讓人感覺不只是「造訪」，而能身在其中生活的城市感。
或許正因如此，地理位置離台灣最遙遠的里斯本，反而成了我在這趟歐洲之旅中少數幾個，能夠對照起台灣生活經驗的地方。
遠離市區的「奇特農場」
抵達里斯本後，我見到了在葡萄牙打工換宿的農場老闆保羅。他是有著典型葡萄牙人外表的中年男子：棕色肌膚、黑髮、身材短小精幹。
他說自己繼承了父母留下的農場，目前正在考取郵輪的駕駛執照，平時還租了一艘船當作 AirBnB 經營。
「我希望把這裡打造成一個天體營，大家可以在裡面不穿衣服，隨便做愛。」
他慎重地向我解釋。我嚴肅地點點頭，腦袋一片空白。
「算了，你太年輕，根本聽不懂我的理念。」
他的農場，位於離里斯本市區車程超過一小時的山上。進入農場前，還得先駛過一條緊貼懸崖的黃土小徑──那條路甚至在 Google Map 上都沒有標示。
我當初因為希望能在一些沒有觀光客的地方短居，刻意尋找非市區的打工換宿機會，結果反而接連去了連本地人都很少踏足的地方──對照我在這些地方陸續遇到的事情，如今回頭想起來，對隻身旅行的人來說，這實在是個風險偏高的決定。
第一晚，他給了我幾塊碎掉的口糧，說是醫院送的補給品。隔天早餐，我還是吃那個，而他幫自己加了一塊火腿。
我看著那一整袋幾乎無法稱為食物的東西，心裡默默想著，如果下一餐還是這個，我走到雙腿斷掉也要爬回里斯本市區。
「不」開心農場的日常
我在農場的主要工作是照顧動物。每天走進滿地雞屎的農舍，剷兔子的排泄物、換水補草，還得隨時閃躲滿天飛的雞。就算平常有在重訓，在烈日下扛著裝滿水的巨大水壺來回奔走，仍然吃不消。
最痛苦的，是抓兔子。
保羅指揮道：「一手握著牠們的耳朵，一手卡在牠們的下巴上，讓牠們靠在你胸口。」
我固定住兔子的頭，牠卻抓傷了我的手臂，後腳一下下精準地踢在我肚子上。
我的表定工時是每天 5 小時，實際上卻常常需要近 6 小時才能完成，接著還要煮午餐、洗碗。那時我已經隱約察覺不太對勁，但想到幾天後會有其他小幫手來，還是決定再觀察看看。
保羅並不壞，只是極度小心翼翼地計算「交換是否對等」。他擔心吃虧，卻高估了自己提供的資源：剛好不餓死的食物，還有一間窗戶無法全開、也無法緊閉的舊房間──窗戶打不開，白天房間很悶熱；窗戶關不緊，蚊子整夜飛進來。
我向他反應，他只淡淡地說山上本來就有蚊子，如果太熱可以去洗澡。
從「荒謬不愉快」到「亮起紅燈」
等到新來的兩個小幫手抵達時，我已經連續幾晚沒睡好。
更慘的是，那天工作時我一直聞到一股揮之不去的臭味，最後才發現頭上沾著一坨臭雞屎，還被保羅罵工作速度太慢。離開的念頭第一次浮現。
隔天，我們被分派去挖土、採水果。一位哥倫比亞的姊姊不小心被絆倒，跌進滿是刺的草叢裡。我走過去關心她，下一秒，小腿突然傳來劇烈的刺痛──兩隻蜜蜂正停在我腿上。
「那只是蚊子啦！」保羅說。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被蜂螫。我不知道自己會不會中毒，也不確定那到底是哪種蜜蜂。我一邊查資料，一邊望著四周，想像自己就這樣死在里斯本的山上。回到農場後，另一位小幫手保加利亞男生遞給我一片蒜頭，說塗在腳上就會好。我坐在床邊，一邊抹蒜頭、一邊掉眼淚，看著手臂上被兔子抓出的傷痕，開始認真思考：我沒事幹嘛來這種地方？
又想到保羅竟試圖說服我那只是蚊子，我突然覺得一切荒謬到不行。
天啊，我是台灣人耶，你當我人生中沒遇過蚊子嗎？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更難以言說的不安。
例如保羅對我其實算是「特別照顧」，有時會讓我待在屋子裡縫衣服、切水果，卻叫哥倫比亞的姊姊在烈日下連續勞動好幾個小時。當我注意到她狀況不太對，想主動去幫忙時，他卻矛盾地說：「那是男人的工作。」轉頭要保加利亞男生接手。
他偶爾也會問我一些過於缺乏邊界感的問題，或分享自己的關係經驗。那些話本身或許不至於構成什麼，但在那樣與世隔絕、權力又不對等的環境裡，卻讓我始終無法真正放鬆。
後來我才慢慢意識到，這份警覺並非憑空出現：在歐洲前兩個月的旅程中，我其實已經和各式各樣的人，尤其是男人，有過不少互動，其中也包括一些不太愉快的經驗。那些事情雖未立刻形成一句清楚的結論，卻確實改變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我發現自己的判斷，因此來得比以前快上許多。即使我仍會懷疑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也開始學會更相信那種身體先於語言的直覺。
或許正因如此，比起那間又舊又熱、滿是蚊子的房間，保羅對我的「親近」反而更讓我不自在。
勇敢為自己做出決定
那段時間，我的高中朋友們剛好來里斯本旅行。於是我每天工作結束後，一有機會就下山，到他們有冷氣的旅館休息一下、晚上才回農場，日子變得相對較能忍受。
直到某天早上，哥倫比亞的姊姊告訴我，前一晚保加利亞男生和老闆吵了一架，因為他建議修理窗戶，否則大家根本睡不好，老闆卻只回了一句：「你出錢我就修。」
在經歷過前兩個月的歧視、騷擾與自我懷疑後，種種身心上的不適，其實已經無法真正擊垮我。
但聽到這件事的瞬間，我突然很清楚：是時候離開了。
那天下午，老闆保羅要求保加利亞男生離開農場，而我也順勢提出自己要離開。即便當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去哪裡、旅費是否還足夠，但我感到無比輕鬆也堅定──這不是我能接受的打工換宿環境。
比起兩個多月前初來乍到歐洲時，如今的我已經明顯更為果斷，也更自信得多。
我心裡比誰都清楚：這一次，不是我的失敗。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