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國總統川普於 2026 年 1 月 8 日，正式簽署了那份名為「撤出違背美國利益之國際組織與條約」的行政命令後，從華盛頓特區到各地 UN 辦公室的空氣中，無不瀰漫著一種肅殺又絕望的氣氛。
因為，這不僅是一次政策轉向，更是一場針對自由主義多邊秩序的精確拆解：白宮在公告中明確將 66 個國際組織列入撤出清單，其中更包含了高達 31 個聯合國相關實體。對於此刻正坐在日內瓦萬國宮或紐約聯合國總部的 UN 高階外交官們而言，這紙公文意味著那個由美國巨大權力與財力共同織就的「全球安全網」，已在一夕之間被川普政府給徹底破壞。
我們必須看懂這份命令背後的邏輯：這絕不僅是預算的節約，更是一場「（美國）主權優先」對「全球治理」的終極攤牌。因為這份「大退群」名單並非隨機挑選，而是針對氣候變遷、勞工權利、移民政策與多元共融意識形態，一共四大領域相關機構的「精確定點清除」。
而當美國針對性的「大退群」木已成舟，接下來聯合國和世界將會發生什麼事？
一、預算崩潰，專案癱瘓
首先，美國長期以來都是聯合國體系最大的單一資金貢獻者，其高額預算支撐著全球公共服務的骨架。因此在川普政府「大退群」之後，相關組織的功能將立即受到削減、甚至無以為繼。
根據聯合國最新公告的預算結構（UN Budget 2025-2026），美國目前承擔了聯合國經常預算（Regular Budget）的 22%，以及維和行動預算（Peacekeeping Budget）的近 27%。換言之，當這筆高達每年數十億美元的資金斷流時，影響的絕不僅是官僚體系的行政效率而已。
例如在公共衛生與國際發展領域，部分機構早在去（2025）年就被白宮列入停止資助的名單，本次命令更進一步清理了與其連結的各類專家委員會。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下屬的相關專案為例，美國過去每年投入數億美元於全球糧食安全預警系統，如今將可能瞬間歸零。
一旦預算歸零，東非與南亞地區對乾旱引發的糧荒預警能力將急劇萎縮，而預警機制一旦失效，區域衝突與飢荒難民的溢出效應，將很可能讓過去累積至今的成果轉眼成空、甚至造成全球糧荒與人道危機的風險陡升，之後即使有其他資金注入填補，其所需金額也將遠超目前 UN 規劃的預算規模。
更深層的影響則在於，這將迫使原本依賴「多邊共同援助」的貧困國家，如今必須在強權之間進行「生存選邊」，以獲取某一方的糧食援助。國際援助和發展，將自此從純粹的人道行動，異化為地緣政治的籌碼。
又如在通訊與技術領域，白宮宣布撤出國際電信聯盟（ITU）的部分專案；在教育與公共政策領域，裁撤對聯合國大學（UN University）的支持。這些看似行政編制的縮減，實則切斷了開發中國家獲取高階技術與政策䢎化訓練的橋樑，也相當於將全球技術切割成不同的「信任陣營」。
簡言之，當技術轉移不再透過相對中立的國際機構進行，開發中國家將只能接受「帶有特定意識形態」或「數據監控條款」等條件性的技術支持，進而加速全球技術標準的分裂，形成所謂的「技術隔離區」。
二、全球進程失去「主導者」，陷入權力真空
要理解這場「大退群、大撤資」的破壞性，除了預算數字本身，更需深入那些依賴「美元」供氧的關鍵執行計畫，以及美國過去透過長期預算支持，所取得的「主要國際仲裁者」角色：
例如，在這次美國「大退群」的 66 個組織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美國再次撤出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 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這相當於美國不僅正式放棄了全球綠能轉型與氣候標準的定義權，也很可能造成相關談判協商至今的架構，快速崩解。
簡言之，當全球最強大的經濟體不再參與氣候規則的談判，將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促使其他大國在缺乏一致框架的情況下，重新定義所謂的「綠色標準」。這也將導致包括全球碳定價機制（Carbon Pricing）的碎片化，最終甚至可能演變成一場以環保為名的貿易壁壘戰。
同理，當聯合國人口基金（UNFPA） 與多個涉及人權與移民的專案，再次出現於裁撤名單中時，也意味著美國將不再「共商」與「共同處理」這些全球性人權問題的解方：除了無數難民將在預算大幅縮減下，立即面臨斷炊危機外，更可能造成各國回歸「自掃門前雪」的移民政策。
而在非聯合國組織方面，歷史悠久的國際棉花諮詢委員會（ICAC） 與國際熱帶木材組織（ITTO） 名列其中，則暗示了美國正在系統性地撤出傳統大宗物資的國際協商機制。這代表美國將從多邊框架下的「價格穩定維護者」，轉變為更直接、更具對抗性的「雙邊貿易談判者」，並試圖藉此重奪對關鍵原物料市場的訂價權。這項轉變，預示著全球大宗商品市場將進入一個更頻繁波動，且缺乏緩衝機制的黑暗期。
三、專業資產的流失與「數位柏林圍牆」的築起
如同上述，在國際關係的博弈中，從來沒有真正的空位。當美國選擇撤出，我們觀察到一種「全球公共財私有化」的危險趨勢：例如在這場撤資浪潮中最大的隱形傷害──國際人才。
在紐約與日內瓦，那些在環境法、國際人權法與反壟斷領域深耕數十年的頂尖大腦，正隨著合約的終止而被迫離開。他們當然不會就此失業，但未來無論是回到母國或投身產業，其服務的對象將不再是「全人類」，而是個別的政權或私人公司。
這種「全球共同專業資產」的流失，對國際組織造成的長期傷害，遠比金錢的損失更難修補：當我們失去了一整代具備跨文化調解能力的國際人才，剩下的恐怕只有「各為其主」的幕僚們，為政界或企業領袖推出一項項冷硬的制裁文書、甚至謀劃一場場地緣政治與武力對抗。
更深層的隱憂，在於「數位柏林圍牆」的升起：當美國撤出多個負責數位經濟與跨境數據流動的國際委員會（如 ECOSOC 下屬的相關委員會），不僅等同放棄了領域話語權，更可能如前述案例般，翻轉「網際網路」的開放現狀。
簡言之，未來的數位邊界，將不再由「開放協議」定義，而是由「政治忠誠」決定。而這種「堡壘式經濟」的實踐，雖可能在短期內保護了美國的數位主權，卻將長期削弱美國企業在全球市場的互通性優勢。這種標準的分化，甚至可能導致全球「數位貿易」成本和「實體貿易」一樣，在未來十年內大幅增加，形成一種隱形的技術關稅。
在典範轉移的此刻，定義新的影響力賽道
在聯合國體系服務將近十年的歷程中，我曾親歷多邊主義如何在分歧中艱難推進。如今親歷此情此景，難免唏噓。
然而，2026 年這場突如其來的「格式化」，對我來說也相當於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那個依賴大國預算支撐的舊模式，在面對如今的極端地緣政治博弈時，其結構性侷限已暴露無遺。原有的（理想性）宏觀政策框架，也早已逐漸失去與真實世界經濟動態的緊密連結。
因此，我認為目前 UN 等國際組織秩序的瓦解，並非全球治理的終點，而是從「中心化規約」轉向「分散式韌性」的關鍵轉折。對於長期身處體制內的專業人士而言，此刻的挑戰則在如何跨越舊有體制的殘骸，卻能繼續朝著「服務全體」的初衷邁進。
換言之，未來全球治理的價值，將不再產生於龐大的官僚組織與協議框架之中，而將依靠能靈活對接不同技術標準、具備跨域調解能力的新型協作模式。
站在這個典範轉移的時代現場，過去十年在國際體制中積累的治理經驗，不應僅用於修補破裂的舊網，而應投入到更具實質動能、更能適應碎裂化世界的新賽道──當傳統的秩序節點失效，真正的影響力將轉移至能提供更高自主性，且能精確對應未來風險與價值的領域。
2026 年初的這場震盪，迫使全球必須在缺乏單一主導力量的環境下重組。這是一場關於生存韌性的測試，也預示著全球治理將從「共識時代」進入「精準對抗與區域整合時代」。而在動盪的塵埃中，唯有那些能看透秩序解構邏輯，並在重構的縫隙中識別出戰略座標的國家、組織或個人，方能在這場漫長的權力轉場中，完成真正的突圍。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