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科技地緣政治愈發緊張的此刻，台灣政府宣布自 2025 年 12 月 5 日起，即刻全面封禁中資社群平台「小紅書」一年，此舉不僅在國內網路社群引發高度討論，也讓使用者重新思考：政府能否透過「封鎖 APP」的手段，真正解決國安與詐騙問題？還是，這不過是政治焦慮的象徵性處置？
政府封殺小紅書的真正理由：打擊詐騙還是政治象徵？
內政部說明，對「小紅書」發布一年禁令的理由，是該平台對資安問題「態度消極、協助不力」：其在過去兩年（2024-2025）涉及超過 1,700 件網路詐騙，且對台灣政府透過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向其總公司（中國上海行吟信息科技）發出的改善要求「已讀不回」逾 20 天期限等，故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2 條「詐欺犯罪防制緊急事件」規定，以行政裁罰的方式處理。
然而這項政策一經宣布，立刻引發網路社群大量的反彈與疑問：
首先，根據警政署公開資料顯示，台灣真正的「網路詐騙大平台」，眾所周知以美國 Meta 公司旗下的 FB、IG 與 Threads 為最，甚至「小紅書」整整兩年登記在案的詐騙財損金額，約僅相當於前者一天的總和（詳見關聯閱讀），因此不少民眾質疑，打詐為何「不挑大的打」；且就算其他平台表面上「願意配合」，但其詐騙問題仍越演越烈，難道就可以接受？
此外，對不少年輕用戶而言，小紅書不過是用來搜尋旅遊、穿搭、美食的生活平台，政府卻以「潛在統戰工具」與「資安黑洞」為名全面禁用，令許多平時並無違法行為的用戶感到措手不及，也讓部分人士對政府資訊治理的「比例原則」產生懷疑。
甚至有人指稱，比起「（打詐）對症下藥」，這更像是一種情緒性的國安表態，帶有高度象徵性與政治訴求。
事實上，台灣政府（數發部與內政部）早在 2022 年，就將包含小紅書、抖音（包含 TikTok）、WeChat ⋯⋯在內的中資應用軟體，全面列為「危害國家資通安全產品」，但僅限軍方和公部門禁用，並未涉及一般大眾。
如今小紅書既非敏感內容平台，也未曾被國安單位查獲具體的「操控輿論」或「認知作戰」證據，卻被率先祭出最嚴厲的「全面禁令」，背後則恐怕反映出對中資社群媒體的「結構性不信任」，也暴露出台灣數位治理的焦慮與制度不完整。
而當政府以「詐騙氾濫」、「資安疑慮」為由封殺小紅書時，也有許多人聯想到另一個先例印度──這個全球最早、也是最徹底封鎖中資 APP 的國家。
或許從印度的經驗中，我們能找到一些反思的坐標。：
他山之石：印度如何全面封鎖中國 APP
放眼國際，若要談論全面封鎖中國 APP 的代表案例，印度無疑是最具指標性的例子。印度是第一個大規模、系統性地封鎖中國應用程式的民主國家，其行動不僅迅速且具戰略意涵，也成為其他國家在思考數位主權與國家安全之間平衡時的重要參考。
2020 年 6 月，中印邊境的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爆發嚴重流血衝突，造成數十名士兵傷亡，成為兩國數十年來最嚴重的邊界衝突之一。事件發生後，印度國內輿論沸騰，反中情緒高漲，社會大眾與政界普遍要求政府採取強硬對策以捍衛國家主權。在這樣的氛圍下，印度政府並未僅止於外交抗議或經濟制裁，而是選擇了一條更具象徵意義的戰略性路徑：封鎖中國科技平台，從數位主權層面展開反制。
具體而言，印度電子與資訊科技部（Ministry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ITY）援引《資訊科技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第 69A 條規定，以「危及國家主權與完整性、國防、安全與公共秩序」為理由，宣布封禁首波 59 款中國應用程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TikTok 與 WeChat。
隨後數月，禁令更逐步擴大至近 320 款中國應用程式，幾乎涵蓋所有在印度市佔率較高的中國平台，包括 UC Browser、QQ、ShareIt、Baidu Map，甚至包括定位為生活風格社群的小紅書（Xiaohongshu）。
這項封鎖行動不僅僅是政策公告，更在技術層面同步推進：印度政府要求各大電信商與網路服務供應商封鎖相關 APP 的 DNS 與 IP 位址，並聯合 Google 與 Apple，要求從印度市場的 App Store 中全面下架被列入封鎖名單的程式。
印度民意為何支持政府封鎖中資 APP？
印度政府對外表示，這些中國 APP 涉及數據蒐集與傳輸，可能將印度用戶的個資儲存並回傳至中國境內伺服器，進而構成對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除此之外，這些應用程式的「內容不透明性」、審查標準不一，以及「可能作為宣傳與輿論操控工具」的角色，也被列為安全疑慮之一。
這些論點與當時的戰略形勢結合，使封鎖行動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甚至被視為「非傳統戰場」上保衛國家的必要作為。
此外，印度對中國開啟這場「數位封鎖戰」並非僅止於報復性或民族主義驅動，也非單一部會的「即興行動」，而是一套整合政策、技術與法制的完整機制，其來自莫迪政府「數位印度」（Digital India）戰略中的一環：印度長期以來致力推動本地數位產業發展，在中國 APP 大量滲透之後，封鎖行動亦為本地創新者讓出競爭空間。
封鎖中資 APP 後，本土應用趁勢崛起
例如，印度國產社群平台如 Chingari、Mitron 與 ShareChat 等，在 2020 年後快速崛起，迅速填補印度市場在 TikTok 等中資軟體被禁用後的空白──換言之，這場封鎖不僅是一場主權反擊，更是一次推動本地平台崛起的產業政策選擇。
當然，印度的封鎖措施也引發了國際間關於言論自由與網路治理邊界的討論。批評者認為，封殺外國 APP 可能導致資訊不對稱、技術保護主義抬頭，甚至進一步削弱跨國網路生態的開放性。
但對印度政府而言，這是一場「必要且可以承受的損失」，其價值在於確立國家對境內數位空間的主權與主導權。當國家安全與網路自由發生碰撞時，印度選擇了前者，並以立法和行政措施作為正當性後盾。
回顧這場封鎖風暴，印度無疑已為全球數位治理開闢一條新的參考路徑：當外來科技勢力被認為構成安全威脅時，國家有可能動用最高手段──直接驅離這些數位實體。雖然這條路徑仍具高度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全球政治科技融合、供應鏈與演算法地緣化的當下，印度的作法提供了一種「硬邊界思維」的極端示例，其政策效應與制度設計，值得其他國家在面對類似挑戰時審慎借鏡。
台灣不是印度，但可以落實更好的治理方式
印度可以封鎖 300 個 APP，台灣或許也能封鎖一個小紅書（或更多），但封鎖 APP 並不代表成功治理詐騙、資安風險，更無法解決深層的信任危機。一紙禁令，禁得了平台與符號，卻禁不掉人們對於便利、自由與多元資訊的渴望。
筆者認為，真正有效的數位治理，不應只是政治儀式與懲罰手段，而應是一套能說服人民、保障權益、兼顧風險的制度設計。在資訊全球流動的時代，封殺不再是一種實際的屏障，而只是一種心理安慰；只有當政府能提出更具前瞻性與制度性的應對策略，才可能在這場資訊戰與認知戰中立於不敗之地。
儘管台灣、印度兩地的政治背景不同，但都面對中國在數位領域的滲透壓力。印度以國家安全為核心、從地緣政治視角出發，採取的是國家級戰略封鎖，同時間扶持自身的數位產業；反觀台灣目前的做法，若僅止於象徵性封禁，卻缺乏制度性審查、技術治理與政策配套，反而容易讓數位治理失焦。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