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黃子佼持兒少性影像案:當我們從《她眼中的世界》重看那句「愚蠢好奇心」

11 月底,黃子佼持兒少性影像案二審判決出爐,再次引發社會對「加害者如何脫身、受害者如何被遺忘」的集體疑問。本文從《她眼中的世界》出發,對照百年來未曾遠離的權力結構,到底「好奇心」是否能成為卸責之詞,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受害者的創傷與制度的失落?
【評論】黃子佼持兒少性影像案:當我們從《她眼中的世界》重看那句「愚蠢好奇心」

性暴力的樣貌雖在改變,卻從未真正遠離我們。

Photo Credit:Nonchanon@Shutterstock

藝人黃子佼涉嫌持有兒少性影像一案,2025 年 11 月 25 日因台灣高等法院宣布二審宣判,而再次浮上檯面。

這位曾經的金鐘獎主持人,被查獲持有 2,259 部兒少性影像,受害者年齡介於 10 歲至 17 歲間,部分影像中的女童甚至被拍下,手拿寫有姓名、學校等個資紙張的畫面。新聞裡指出,黃子佼與 37 名被害人全數達成調解,並透過律師發出聲明表示:自己「愚蠢好奇心誤觸法律」。

這讓我回憶起,過去觀看《她眼中的世界》(Lee)時,劇中主角 Lee Miller 回憶起童年被熟人性侵的那句陳述──這種事一再發生,而他們一再脫身。」當年發生在 1914 年的創傷,放進 2025 年的台灣社會,竟仍如此貼合現實。

跨越一個世紀,性暴力的樣貌雖在改變,但權力與加害的結構,卻似乎從未真正遠離我們。迄今,加害者能夠一再逍遙,受害者的聲音卻依然被壓抑與忽略,反映出台灣社會對兒少性剝削持續存在的冷漠。

本文將從歷史的視角與當代案例交錯,揭露這場跨世紀傷害背後的矛盾,以及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員,該如何正視這份痛苦與不義。

《她眼中的世界》:揭露無法說出口的痛苦

《她眼中的世界》是部由凱特溫絲蕾(Kate Winslet)製作、主演的傳記電影,講述二戰傳奇戰地攝影師 Lee Miller 的人生故事。

《她眼中的世界》主演凱特溫絲蕾。圖/IMDb

1914 年,年僅 7 歲的她被送至布魯克林親戚家處寄宿,卻在那裡遭熟人性侵,並因此感染性病。她的媽媽因感到羞恥,要求她不能將這件事情告訴任何人。Lee 花了一輩子與這個創傷共存,從時尚模特兒、超現實主義藝術家,到最終走進戰場、成為記錄人類最黑暗時刻的攝影師。

但真正促使 Lee 講出這個秘密的,是另一位小女孩讓人心碎的故事。

一次任務中,Lee 在納粹集中營裡遇見一名女孩,並用顫抖的手,拍下那雙充滿恐懼的眼睛。回到英國後,當 Lee 發現任職的《Vouge》雜誌,沒有刊登她在戰爭中記錄下的珍貴照片,只因為當地政府希望社會「放下過去、繼續生活」,Lee 在憤怒與悲傷中告訴編輯:「這個小女孩被關在集中營裡,被強暴、被毆打,她要如何放下過去?她要怎樣重新開始?」

《她眼中的世界》裡,Lee 在集中營遇見的小女孩。圖/截自 STUDIOCANAL@YouTube

當​​這些真實地發生過的痛苦,因各種權力、政治與集體遺忘的外力因素被迫掩蓋,Lee 不願繼續保持沉默。

回望台灣:和解的背後,有哪些被忽略的聲音?

回到現實中的台灣,那些被黃子佼(們)「消費」的孩子們,他們只有 10 歲、12 歲、15 歲。當她們看到加害者用金錢換取「和解」、用緩刑「脫身」的新聞時,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是無力、是憤怒,還是被社會遺忘的孤寂?

一位被害人的委任律師,在判決後表示,「律師們已在司法程序中,為當事人爭取到最佳權益與正義」,並宣布「不會上訴」。然而,金錢或許可以換來法律上的和解,卻買不到那些孩子已經死去的部分自己。

近年來,台灣確實加重了兒少性剝削的刑責,並在 2022 年修法,將「無正當理由持有兒少性影像」,由行政罰提升為刑事罰。依據法規,單純持有者可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而透過付費下載方式持有者,則可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藉此嚴懲不法行為。

當受害孩子們看到加害者用金錢換取「和解」時,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圖/Bricolage@Shutterstock

但從黃子佼案的判決來看,法律的制裁或許仍顯得薄弱,就如同電影裡 Lee 痛心吶喊的那句話:「Not hard enough」,意味著我們的努力遠遠不夠,距離真正守護受害者及預防加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與受害者一輩子的創傷相比,這樣的「後果」彷彿輕描淡寫,也難以撫慰被害者的傷痛。

愚蠢的好奇心,還是平凡的邪惡?

據悉,黃子佼在判決前一天透過律師發出聲明,自稱自己會下載這些影像,是因為「愚蠢好奇心誤觸法律」。然而,婦女救援基金會在判決後隨即發出聲明,質疑黃子佼持續購買、持有上千部兒少和成人非法性影像,背後動機已不是好奇心,而是為了滿足個人性慾,甚至可能已形成習慣或上癮。

這一切讓我不禁想起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這位曾被納粹逼迫、短暫待過集中營的德國猶太人,後來幸運地逃到美國。

1961 年,鄂蘭親身前往耶路撒冷旁聽納粹戰犯艾希曼的審判。艾希曼因負責將數百萬猶太人送往集中營,而遭以色列政府逮捕、審判。鄂蘭原以為自己會看見一個邪惡至極的怪物,卻看見一個平庸、淺薄、滿口陳腔濫調的普通人。

鄂蘭爾後在她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中寫道──艾希曼的問題不在於愚蠢,而在於「無思」。他無法從他人的角度思考,「不願意想像他人正在經歷什麼,這就是平凡的邪惡。」(或有人翻譯「平庸的邪惡」)

當「好奇心」成了藉口,這場傷害該由誰負責?

「好奇心」下載、持有兒少性影像,能否成為卸責之詞?圖/M-Production@Shutterstock

當現代社會一次又一次面對類似的傷害與加害時,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或許正如美國思想家瑪莎.納思邦(Martha Nussbaum)所指責的,從司法體系至握有權力一方展現的傲慢;也是鄂蘭深刻洞察的,那種無視他人痛苦的「無思」,使傷害得以一再發生、加害者也能一再脫身。

黃子佼自稱是出於「愚蠢好奇心」才下載、持有這些影像。然而事實卻是,他長期購買近 2,300 部兒少性影像,最小的受害者甚至才 10 歲。黃子佼當然不「愚蠢」,諷刺的是,他反而長期以「聰明」的形象為人所知。真正的問題是:一名年過 50、自詡聰明的成年男子,長年以金錢及實際行動,支持著兒童及青少年性剝削的產業鏈。

作為民主台灣社會的一份子,我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好奇心」成為此事件的卸責之詞?或許,將其理解為「壞掉了」,反而更能令人信服──如果一個人在「享受」那些影片的同時,無法想像那些孩子正經歷什麼樣的恐懼及傷害,那他其實就跟艾希曼一樣「壞掉」、一樣邪惡。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羅思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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