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以來，陳玉勳導演透過《熱帶魚》、《總舖師》與《健忘村》等作品，留給觀眾笑淚交織的深刻記憶，他更憑《消失的情人節》成為以同部電影獲得臺灣電影三獎（金馬獎、臺北電影獎、臺灣影評人協會獎）導演獎的第一人。
陳玉勳的新作《大濛》，在甫落幕的 2025 年第 62 屆金馬獎中，奪得最佳劇情片、原著劇本、美術設計、造型設計 4 項大獎，亦在先前率先拿下「觀眾票選最佳影片」榮譽。
《大濛》聚焦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方郁婷所飾演的阿月，某一天得知了自己的哥哥被槍斃，因而從嘉義北上，要帶哥哥的遺體回到家鄉。途中遇到柯煒林飾演的趙公道，兩人在濛濛大霧的時代中，展開了一段陪伴彼此的成長之旅。
本片是陳玉勳導演首次挑戰白色恐怖的歷史題材，也將過往的喜劇元素融入創作，成了一部笑中帶淚的作品。本次代表《換日線》專訪陳玉勳導演，在電影上映之際，分享他對創作的精彩觀點，以及影迷所不知道的編導心路。
問：台灣觀眾從《熱帶魚》就開始認識您的電影，跨越 30 年帶來《大濛》，有什麼新的創作想法想帶給大家？
《大濛》是一個 70 年前的故事，我很想探索那個時代的人物，尤其是我媽媽、甚至是我祖母那一輩的故事。
台灣人有過許多苦難，當時物資比較缺乏，現在的年輕人應該很難想像，那時候是怎麼過生活的。連我都很難想像啊，當時沒有電視、電話、電冰箱，甚至連交通工具都沒有，有腳踏車就很不錯了。
我很想要回到那個時代去，畢竟我們一直往前走，也需要回頭看過去，才知道怎樣走才對。
問：本次嘗試從沒挑戰過的歷史題材，卻又帶著相當濃厚的喜劇印記，導演如何平衡這部片的元素與風格？
其實我們一開始並沒有設定這是一個喜劇。我過去都在拍喜劇，但這一次我戰戰兢兢地寫劇本，畢竟是一個嚴肅的題材，因此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搞笑」，我是從這些人物去拍攝、去發展，那這些人物的性格出來之後，自然而然地，他碰到什麼樣的情況就產生什麼樣的情緒。然後很自然地，該笑的時候就笑、該哭的時候就哭。
我過去可能會設計一些點，去讓觀眾笑或哭，也就是人家說的抖包袱、鋪梗，但這一次我沒有。不過也許是長久習慣，也許是個性使得，還是免不了會有這些東西。但我並沒有刻意去做（笑點），完全是從角色出發，阿月是什麼人？趙公道是什麼人？再加上我過去是拍喜劇，看待任何事情都是平等的，並沒有從上而下的感覺。
一個人不可能永遠都是快樂的，也不可能永遠都是悲傷的。一個一直在笑的人也有悲傷的時候，一個經常在哭的人也有快樂的時候，一個再聰明的人也有做蠢事的時候，我認為那才是一個立體的人，這是我對於人物及這個世界的看法。
問：綜觀導演所有作品，很佩服您在喜劇調性上的拿捏，同時又要讓這群不屬於那個年代的演員進入戲裡的角色中，您有分別讓演員做什麼功課呢？
演員們做了很多功課，尤其是 9m88 跟方郁婷，她們兩個是完全不會講台語的人。
方郁婷的角色，我在寫劇本的時候就決定是她來演了，因為我很喜歡她在《美國女孩》的表演。她的樣貌很適合《大濛》裡 1950 年代的小人物，而且她的眼神讓我覺得很單純。我就在想，有沒有機會把她改造成 70 年前的小女孩？
我安排她們兩位一起上語言課程，想說大不了最後就用後配音的。上了兩個多月之後，第一天開拍就讓我很震驚，我真的沒有想過她可以練到這個程度。在整個過程中，兩姐妹就一直努力地苦練台語，然後她們的課程也是分開上的，因為那時候有南部腔跟北部腔的差異。
那柯煒林也是一樣的狀況，他是一個香港青年，一個現代又時尚的青年。趙公道這個角色，對他而言是另外一個宇宙，他人生中應該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一個世界。
他從來不知道台灣有這麼多退伍老兵，所以我就找了很多資料給他看，當時這些退伍老兵的氣質是怎麼樣的，也特別跟他強調這些老兵是較沒有社會化的，所以講話比較粗獷。這對柯煒林來說相當陌生，所以都要練，加上很難找到相似的模仿對象，所以對他來說很困難。
問：《大濛》的主旨及核心價值觀是什麼呢？以及阿月跟趙公道兩個角色，分別有什麼成長與體悟？
我一開始研究這個題材時，收集了很多關於白色恐怖的資料。看到一些受難者的資料後，我對這些受難者及家屬有一種心疼的心態──如果他們沒有被槍斃或被抓去關的話，其實他們的未來有很多的夢想及發展，但是命運跟政治就是把這些東西給剝奪了。
我們現在的生活過得如此富裕自由，很多都是他們的犧牲換來的，所以我想寫一個劇本，也不是說感謝他們，而是心疼他們，甚至是把他們記住。
角色成長的部分，我會思考我的媽媽、外婆是怎麼長大的，因為我的外婆本身就是一個養女，所以阿月這個角色在上台北之後，看到了她的姐姐有著自己的工作，卻同時又是別人的童養媳。當阿月看到姐姐在表演時，她也會驚嘆於原來還有這種世界。然後她同時在這個世界中看到了好人跟壞人，以及趙公道。因此雖然只有兩天一夜，但是她體悟到了很多以前沒有體悟過的事情。
加上阿月對她哥哥的愛很深，這些事情促使了她，無論如何，一定要帶哥哥回家。她也是個很堅強的女孩，這源自她哥哥說「妳一定要勇敢、一定要堅強」，所以阿月很勇敢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對我來說這就是她的成長。
至於趙公道，他沒有成長，或者說，他跟阿月的哥哥一樣「沒有機會成長」。我想表達的就是，很多人遭遇到不幸，因此不像我們可以好好地走過來，如果沒出意外、沒生病的話，能好好過一生；他們很多都是被剝奪成長的。
問：片中有一個故事被詮釋了兩次，為何會設計兩個不同的詮釋方式？
剛開始，這個故事是一個小女孩要去台北領哥哥的屍體回家，這樣子我覺得有點單純。某一天突然靈光一閃，想到兩個水滴的故事，就把它放進劇本裡。這兩個水滴的故事就是在講，一個水滴想要成為雲，一個最後沒有成為雲，變成了霧。
當時阿月的哥哥呢，是一個抱有理想的青年，所以他相信自己可以變成雲，然後下雨灌溉整個綠洲，所以才有了第一個版本。
後來，阿月的哥哥被抓去關了，他在監獄中寫了一封信，又把這個故事說了一遍──但改了最後的結局，因為阿月的哥哥當時心態已經改變了，他不再抱有希望，所以最後對阿月的姐姐說出的版本，和當初跟阿月說的不一樣。最後這個水滴沒有成為雲，變成了霧，這反映出阿月的哥哥心態上的轉變。
至於這個故事，其實沒有所謂靈感來源，加上我一直喜歡在我的電影裡加一個小故事，比如《熱帶魚》或《消失的情人節》。這些也是我每次在寫劇本卡關的時候，會寫出來的小故事，而這些故事也都不是刻意地被寫進去劇本的。
（註：以下內容涉及電影關鍵情節，請讀者斟酌閱讀。）
問：現代的戲份，原本就存在於您的構想嗎？關於結局，經歷過哪些不同版本的思考？
現代戲份一開始就是這樣，我覺得必須要有一個方法讓兩人再次重逢。阿月從媽媽變成阿嬤，但趙公道呢？我們得讓他有一個結局，他前面戲份這麼重，總不能讓他突然就沒有下文，所以才在片尾又讓他出現。
我在送輔導金的時候，評審覺得這個結局很不過癮，所以我另外加了送手錶的情節。但原本的設計是他們走到了二二八公園敘舊，因為我覺得趙公道既然都走了，那就讓他走吧，我認為留下遺憾才是最好的。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最後趙公道的那一聲「走囉！」其實不存在劇本中，是柯煒林提出來的。他跟我說了之後，我覺得很不錯，所以就只留下了這個結局。對我而言，畢竟他們只有兩天一夜的緣分，再多都是多餘的。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