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1 月 21 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30）在巴西貝倫正式閉幕。這場以「亞馬遜雨林」為主題背景的會議，匯聚了來自 196 個締約方的逾 5.6 萬名代表，旨在檢視巴黎協定實施進度並制定後續路徑。
自 1995 年首次召開以來，COP已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平台，從《京都議定書》的排放承諾，到巴黎協定的溫控目標，每屆會議都試圖彌補前一屆的缺憾、讓全球永續議程更進一步。
然而，本次 COP30 卻從開幕之初即充滿挑戰：美國川普政府的全面缺席、中國和「全球南方國家」的高調倡議，加上發展中國家對氣候融資的迫切訴求，在在讓這次會議成為多邊主義轉折的試金石，卻也在過程中一再暴露新興經濟體的「準備不足」與「立場搖擺」。
以本次大會的核心議題為例：在國家自主貢獻（NDCs）規章更新、10.3 兆美元氣候資金的「融資路線圖」，以及「淘汰化石燃料」三大議題上，會前多數代表均已形成一定共識，最終卻在各方利益折衝下（包含石化集團派出的大量專業說客），以一紙「充滿括號」的決議文本作結。
在已開發國家中，向來對 COP 大會議程最為友善的歐盟，卻因 COP30 大會決議中未納入「淘汰化石燃料路線圖」，一度拒絕簽署大會決議（最終條文中納入「由各國自主積極推動淘汰化石燃料」後，歐盟代表也做出讓步），更凸顯了本次氣候峰會在諸多重大議題談判上的慣性僵局。
儘管如此，會議仍產出若干具體行動，如「貝倫健康行動計畫」與「甲烷減排承諾」等。這些成果雖非全面決議，卻為未來的全球協作提供操作框架。
以下，筆者將帶讀者一同回顧本次峰會的重點：
波折不斷、「尷尬點滿」的 COP30
COP30 從高層部長對話展開，首週聚焦融資與適應，次週轉入化石燃料淘汰與碳市場規則的細節博弈。巴西總統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於開幕演說中強調亞馬遜的「全球肺部」角色，呼籲將森林保護融入核心議程，引發原住民與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共鳴。
然而，會議過程卻充滿波折：先是氣候融資談判嚴重卡關──已開發國家承諾的 260 億美元，遠低於發展中國家 3,100 億美元的年度需求，導致全球南方國家多次威脅退出。接著，「化石燃料轉型」（淘汰化石燃料）草案雖納入「有序轉離」的條文，但在沙烏地阿拉伯與主辦國巴西的阻力下，讓最終決議文本僅停留在「探索性討論」。
更不用說，大會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場內外失控狀況──從場外的萬人抗議行動，到場內的管理癱瘓、抗議者闖入，甚至因漏水出現「洪流」，在在影響議程進行，並讓大量與會者備感不滿。
大會倒數第二天（11 月 20 日），一場意外火災更為 COP30 下了一個充滿諷刺性的結尾：藍區（Blue Zone）展館區突然起火，導致數千代表疏散，會議中斷數小時。
官方報告顯示，火勢於 6 分鐘內得到控制，現場共 13 人因吸入煙霧送醫接受治療、無重大傷亡，但這一事件發生在關鍵的部長會議前夕，卻再次放大了貝倫與巴西在基礎建設與會務管理上的致命缺陷，並象徵會議本身的脆弱性：聚焦氣候行動的全球舞台，竟在熱浪高風險的亞馬遜邊緣，面臨最基本的安全挑戰。
以下是筆者拍攝，火災發生時的現場影片。
少數亮點成果，避免大會「全面崩潰」
好在，儘管風波不斷，COP30 最終仍產生一些值得聚焦的具體成果：
首先，貝倫健康行動藍圖（BHAP）作為全球首個專注健康部門的氣候調適框架，由巴西與世界衛生組織（WHO）於 11 月 13 日共同推出，當中涵蓋 60 項行動，包括首度將健康指標納入NDCs、強化醫療韌性與熱浪防治，並優先支援低收入國家等等。
這一倡議雖為巴西總統「借機」主導、而非大會正式決議，卻獲廣泛的國際支持，並預計寫入「全球調適目標」（GGA）的前言，倡議全球共同解決空氣污染造成每年 700 萬人死亡的危機（其中 70% 與化石燃料相關）。
其次，「公正轉型與糧食系統」宣言連結飢餓終結與氣候行動，強調小農在全球糧食安全中的角色，已被多國引用作為談判參考，WHO 並以特別報告提供技術支撐。
預算層面，調適基金獲 5,850 萬美元新資金注入，雨林基金得到德國 10 億歐元的長期承諾。同時間共有 11 國代表誓言 2030 年前大幅減少化石燃料排放，CCAC 承諾支援 7 個開發中國家團隊，致力減少 8% 全球排放──這些行動雖散落於不同國家的「自願承諾」，尚未整合為約束性較高的「大會決議」，卻也體現了本次峰會在現實條件下，不得不然的「務實導向」：優先聚焦立即可操作的領域，避免大會議程全面崩潰。
巴黎協定第六條的進展則是技術亮點：6.2 條款強化雙邊碳交易核算，避免雙重計數；6.4 條款設立聯合機制，預計 2030 年釋放 500 億美元的市場價值，中國與歐盟的妥協、則確保其收益 20% 將回饋調適基金。
然而，「淘汰化石燃料路線圖」與「2035 年 NDCs 目標」的缺憾，卻讓上述成果顯得碎片化。歐盟對此的嚴正抗議、甚至一度拒簽大會決議，更凸顯出已開發國家與全球南方的裂痕。此外氣候融資缺口預計擴大至 1.3 兆美元，亦嚴重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參與意願。
COP31 主辦權轉移：土耳其的意外勝利，與發展中國家主辦趨勢
COP30 閉幕前的另一具體結論，為 COP31（2026 年氣候峰會）主辦權，將從原先預定的澳洲轉移至土耳其，澳洲則換取到談判領導權──將由澳洲氣候部長克里斯．鮑恩（Chris Bowen）主持部長會議。
這一妥協安排於 11 月 20 日宣布，雖為先前持續已久的「COP 主辦國僵局」正式劃下句點，卻也折射出 COP 主辦權分配的深層邏輯：
自 COP28 （杜拜峰會）以來，COP 明顯傾向發展中國家的趨勢，並非偶然。這一轉變源於 2015 年巴黎協定後的「包容性原則」：聯合國框架公約強調「平衡已開發國與全球南方的發言權」，標誌氣候談判將從歐美主導、轉向多元合作的新局。
其理由包括：其ㄧ、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參與意願；其二、強化開發中國家話語權，也能降低各界對以已開發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減排的「歷史不正義」等批評；其三、經濟誘因，發展中國家可藉主辦 COP 吸引國際投資，如杜拜就利用 Expo City 強化其基礎設施。
然而，這樣的「政治正確」也帶來許多挑戰，如貝倫會場的淹水、火災、維安漏洞，均一再凸顯若主辦國資源不足、準備不全，整場大會在爭議聲中也將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最後，筆者認為本次 COP30 的結束，留下的不僅是增量成果，更是對多邊治理的反思：當地緣真空與結構延宕交織，氣候行動急需更多由下而上的整合，而非自上而下的空洞倡議，方真正能從草案走向現實。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