燥熱的 2019 年夏日，小吃攤的熱油鍋不斷翻滾，選舉宣傳車的喇叭在街口打轉，聲音一層蓋過一層。電視上的香港街頭被催淚煙與雨傘占滿，台灣主播用高昂語氣說這是「自由之戰」、「民主存亡」，跑馬燈寫著「中共威脅」與「台海緊張」。
但鏡頭轉到台北街角的乾洗店，等候中的年輕情侶相互依偎，低頭滑著手機。聽到新聞討論哪家網美咖啡廳好拍，才會偶爾抬起頭來討論。那些關乎命運的關鍵字，在他們的生活裡，只像背景音樂。
《蟲》的男主角鍾翰（劉韋辰 飾），就這樣掙扎在日常的喧囂與默視之間。白天，他在傳統小吃攤裡端盤子、洗碗，努力寄人籬下、維持基本生存；晚上，他跟著黑道大哥行搶，「劫富濟貧」的口號聽起來很義氣，實際上只是替別人賺錢、為自己找個存在感。他喪母，被鄉下的父親放棄，看似只能游走台北城的邊緣地帶。
最殘酷的是：在電影裡，他完全沒有台詞。不是鍾翰「不想說話」，而是因生理因素設定為「說不出話」──觀眾只能靠他的眼神、肢體，去猜他害怕什麼、生氣什麼、想要什麼。
這個無聲的角色，讓《蟲》不只是一部關於社會議題或地緣政治的電影，而是一面照向我們自己每一天的鏡子：在標榜言論自由、選舉頻繁、政治討論滿天飛的台灣，有多少人其實也同時關在被「失語」的狀態裡？
接下來，我想用三個關鍵字跟大家一起回顧《蟲》的劇情片段──結構性失語、結構性暴力、情感治理──最後再談我們很熟悉卻不太願意承認的日常：去政治化。
（以下將提及部分電影劇情。）
結構性失語：青年為何越來越「說不出來」？
如果只是「不敢講」，那還是個人選擇問題；但《蟲》裡的無聲青年，指向的是一種更深層的狀態：結構性失語。
結構性失語，指的不是暫時沒話說，而是整個社會的教育制度、階級身分、媒體環境，加在一起讓某一群人「沒有足夠的地位與力氣，可以說出自己的處境」。
從家庭開始，鍾翰是典型的「失根」青年：母親過世許久，父親卻不願意承接照顧責任，他被迫離家，只能投靠在親戚開的小吃攤打工苟活。這樣的故事在現實裡並不陌生──單親家庭衍生的家暴與貧窮，常常讓青少年在人生起跑點就失去支撐；到了學校，考試與升學壓力吃掉所有情緒空間；出了社會，遇到的是低薪、不穩定工時與「你不努力就別怪世界」的社會壓力。
久而久之，青年慢慢學會了「忍耐」：忍住不合理的工作內容、忍住對未來的恐懼。當他們真的想說些什麼時，卻發現公共討論裡，早就幫他們準備好幾個標籤：「躺平族」、「草莓族」，青年始終沒有被當作傾聽的主體，那就只好漸漸懶得說了。
《蟲》索性把這種感覺具象化，將主角的聲音整個抽掉──他再怎麼憤怒、再怎麼迷惘，都只能用身體本能去反應：被叫去送貨就送貨，被叫去砍殺就砍殺。他唯一「能聽見自己心跳」的時刻，往往就是沉浸在夜店電音狂放，或參與鬥毆進而最暴力、最失控的那一刻。
這種結構性失語，也可以延伸到政治參與。許多年輕人並非對台海局勢等公共議題「無感」，而是他們很清楚：就算在社群上發文、在選舉時投票，生活面貌還是由那些看不見臉的利益結構決定。
當講了很多次、卻很少看見具體改變，「不說話」就變成一種節省力氣的生存方式──至少，不會再一次失望。
結構性暴力：三個「虫」的意義
為什麼會失語？《蟲》給出的答案之一是：因為你一開口，就會撞上結構性暴力。
導演王凱民曾在訪談裡說道，片名「蟲」是三個「虫」的集合：政府、財團、黑道。這三者不是偶然湊在一起，而是一個持續在背後分配利益、決定誰該被犧牲的政經大聯盟。
男主角委身的小吃攤，是由一對夫婦經營了數十年的老店，被財團用「改建」的名義逼迫搬遷。從法律上看，那只是市場機制運作下的租約到期；從江湖現實看，那卻是一次又一次的迫遷──在物價與地價不斷上升的城市裡，小店沒有議價空間，只能在建商呼叫黑道圍事的壓力下選擇離開。
這是最典型的結構性暴力：沒有人承認他拿刀威脅你，但所有制度細節卻都在時刻提醒你，你不適合留在這裡，你不屬於這座城市。
那政府與民代呢？電影裡的立委候選人在鏡頭前高喊要守護民主、聲援香港，卻只想著把反送中變成選舉動員的素材；在檯面下，則與財團、黑道形成穩定的互利關係。所謂「替鄉親爭口氣」，往往只想著如何為財團分配商機，為黑道輸送見不得光的好處。
對鍾翰這樣的青年來說，生活中的選項本來就不多：臨時工作低薪又不穩定；暗黑的「裏世界」至少給他一個「所在」可以依靠，給他一個「你對社會有用」的敘事包裝──即便那只是粉飾暴力的說詞。當日常生活不再提供尊嚴，非正式經濟，甚至犯罪，反而被描繪成「有義氣」、「敢拚」的求生之路。
這就是結構性暴力最難對付的地方：它不一定長得兇狠，它甚至會微笑，會告訴你這叫「市場機制」或「城市競爭力」。但最後，失去家的，往往是小攤販；背黑鍋、上法院的，經常是底層青年。有人在高處討論國家與市場大局，有人在地殼表面直面每次政策刻劃帶來的傷痛。
情感治理：當全體社會拿不出對策，只剩下「務實就好」
如果說結構性暴力處理的是「誰付出代價」，那情感治理要回應的就是「大家如何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
在《蟲》的故事裡，我們一次次看見同種畫面：電視新聞播出台海緊張、香港局勢惡化的畫面，字幕堆疊著危機感；但鏡頭移到日常，人們手上的遙控器隨時可以切換注意力，要嘛轉去看連續劇，或者乾脆什麼都不理，繼續滑手機。
這不是單純的「大眾冷漠」，而是一種長期「訓練」出來的制約。政黨可透過不斷提醒危機來鞏固支持者，媒體藉由誇大風險就能抓住眼球，市場則提供大量療癒、搞笑與娛樂內容，讓你在焦慮之餘，有地方可以暫時躲起來。
久而久之，我們形成了一種非常矛盾的情緒結構：理智上知道局勢很危險，情感上卻習慣用自嘲、娛樂來轉移注意力，保護自己不要太投入。
對青年而言，這樣的情感治理尤其致命。當他們對未來感到不安，卻被要求「不要太政治」、「要務實一點」；當他們提出質疑，卻被回應「你們沒有經歷過，那時候更辛苦」，憤怒與焦慮就很容易變成厭世、內耗，甚至自我否定。
當生命自我實踐的推力屢屢受到阻礙，這樣的發展就會逐漸轉變成毀滅的能量。而受阻越嚴重，朝向毀滅的驅力就越強。就像我曾借以分析《進擊的巨人》的佛洛姆曾說：德國的納粹主義也帶有這樣的思維，進而齊聚了具毀滅性格的人，起身共同消滅所有站在納粹主義前面的敵人。
在《蟲》裡生活的鍾翰，就是在這種混雜感受中，一步步走向毀滅世界與自我：他既想相信自己在做「義行」，又模糊感到自己只是別人的工具；既對世界不滿，又不知道憤怒可以往哪裡去，只能選擇把滿腔情緒化為踏上不歸路的槍枝暴力。
「暴動是無人傾聽者的語言。」本片開頭引用了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名言，對比劇情軸線，顯得格外響亮。
去政治化的結局：當我們都變成無所謂的人
走到最後，我想用「去政治化」來收尾──也是《蟲》最讓人心裡發冷的地方。
去政治化，並不是政治消失了，而是政治被包裝成「遙遠的事」或「只剩政黨惡鬥」。當媒體習慣把新聞時事剪成幾個短短衝突畫面，當社群輕易把所有問題都貼上顏色或不學好的標籤，當我們習慣用「我不談政治啦」來迅速終止對話與思考，我們其實已經在默默接受一件事：真正決定資源與風險如何分配的人，不會被我們這些普通人的一句話左右。
講白話，我們已放棄掙扎。
在這樣的氛圍下，《蟲》裡男主角的黯然離世，顯得格外刺眼又合理。他沒有留下政治宣言，沒有變成新聞頭條，也沒有被誰拿來當作「改革的契機」。他只是這座城市的複雜結構裡，一個被結構默默消化掉的生命──像是警方統計裡的一串案件編號、大眾茶餘飯後謾罵的一個對象，新聞跑馬燈上很快被其他消息蓋過的一行字。
走出戲院，回到滿街競選看板與政治人物走跳的真實世界，很容易告訴自己：「那只是電影啦。」
但如果我們把節奏放慢一點，不免就能發現，很多人其實正活在類似的狀態：對未來感到焦慮，卻對政治議題感到疲倦；對未來感到迷茫，卻又選擇讓生活「去政治化」──不再追問政策背後的利益結構，不再去對話，也不再認真相信，自己有能力改變什麼。
《蟲》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沒有給出改變的路徑，只把一個失語青年的生命，完整走到終點。但也正因如此，它像是一面逼人正視的鏡子：我們要繼續把自己訓練成看戲的人，習慣在螢幕前、在社群上評論別人的選擇，卻默許結構性失語與結構性暴力繼續運作？還是願意承認，那些在片中被稱作「蟲」的身影，某個程度上，就是我們自己──只差在，我們還有說話的能力，以及要不要改變而已。
明天「台灣或許還不會滅亡」，但在民主還存在的此刻，我們要選擇繼續失語，還是重新學會，把自己希望的具體新生活大聲說出口，別讓去政治化的每日抹去我們的明天？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