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0 月 21 日，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在臨時國會首相指名選舉中，於眾議院第一輪投票中即過半勝出，如願成為日本第 104 任首相、也是該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位女性首相。
但高市從自民黨總裁走向首相的「最後一哩路」，卻是戲劇性十足且一波三折。這場政治登頂背後的運作，更遠比外界看到的表面光鮮要複雜得多：從 10 月 10 日公明黨宣布退出「自公聯盟」，到 10 月 20 日自民黨與日本維新會簽署合作協議，短短 10 天之內，日本政壇可謂經歷了一場極為劇烈的權力博弈與重組。
高市為了順利入主首相官邸，幾乎動用了所有政治籌碼。她不只直接倒向安倍—麻生體系的保守派閥、以求穩住黨內，更以近乎拍賣交易的方式為自民黨尋找「新歡」，最終選擇與日本維新會「閃婚」。
這一番極限操作，看似讓高市內閣暫時穩住陣腳，卻也因其倉促和缺乏實質基礎支撐，而被許多日本媒體、輿論諷為「成田離婚」──即蜜月還未結束、分手已在路上，恐埋下日本政治結構深層動盪的伏筆。
以下，就讓我們一起看看這段短短 10 天內，從「被公明黨分手」到「與維新會閃婚」的日本政壇世紀大戲：
為何公明黨選擇與自民黨分手？
首先，為何合作長達數十年的「自公聯盟」，會在高市早苗當選自民黨總裁後，突然瓦解？
其實持平而論，公明黨與自民黨的漸行漸遠，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政治理念分歧、利益分配不均、選舉動員裂痕等長年積累的結果。但高市當選自民黨總裁後，卻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理由有三：
首先，政治理念上的裂痕最為致命：高市上任自民黨總裁後，不斷地強調「推動修憲」、「核電再啟」、「擴張防衛預算」等保守右派議題，代表自民黨進一步傾向民族主義與強軍論，讓宗教立場鮮明的公明黨自創黨以來的「和平主義」與「中道保守」立場，與之形成根本衝突。
對公明黨的組成核心，創價學會（創価学会）信徒而言，參與一個主張軍事強化的政府，更幾乎已經違背其信仰初衷。
其次，利益分配不均，嚴重削弱雙方合作意願：公明黨長年扮演自民黨能維持執政的「關鍵少數」角色，但近年來在自公聯盟內閣的政策話語權、影響力卻大幅下降，不僅麻生派、安倍派及岸田派等自民黨派閥，長期壟斷了主要內閣職位；當自民黨面對黨內爆發的政治醜聞處理無力、導致選舉失利時，又傾向優先犧牲公明黨的權利、作為與在野黨交換的籌碼。
尤其先前參議院改選之後，高市又以「論功行賞」的方式分配權力，幾乎將公明黨完全排除在執政聯盟的決策核心之外，終而導致公明黨「忍無可忍」、選擇與自民黨分手。
第三，選舉動員結構的變化，使信任崩解：由於前述兩大原因，自民黨部分國會議員已嘗試擺脫選區中創價學會的票源；公明黨則認為自民黨不再珍惜合作價值，倘若繼續留在聯盟中，不但難以彰顯政策成果，更將持續消耗自身政治能量。最終，公明黨高層判斷自民黨執政將後繼無力，於是選擇退出執政聯盟，意在重建「和平、民生」形象，以為自民黨政府倒台之後，日本可能面臨的「多黨聯合」格局預作準備。
高市的政治算盤：與維新會「閃婚」，其實並非第一選擇
而當公明黨決定分手後，高市立即面臨了「政權保衛戰」的急迫危機：在眾議院 196 席的自民黨，距離過半還差 36 席；而若立憲民主、國民民主黨與日本維新會三黨結盟，高市更將必然無法通過首相指名投票。
於是，日本政壇在接下來的 10 日內，開始赤裸裸地上演各種「閃婚方案」：
最初，高市優先向立場「中間偏右」、黨魁形象相對清新的國民民主黨示好，但其黨魁玉木雄一郎因日本工會總聯合會等主要支持者的強烈反對，加上在野聯盟以首相之位相邀，而拒絕了繼續談判。
此時高市才將目標轉向日本維新會：一個既具關西地方實力，且黨員結構（相對自民黨）年輕，又與如今的自民黨意識形態相近的右派政黨。
其實，日本維新會經常被外界稱為「第二自民黨」，該黨既繼承了自民黨的保守基因，又以「改革」之名包裝自我。其檯面領導人如橋下徹、松井一郎、吉村洋文等多出身關西地方保守政治圈，但經常以「削減政府開支、推進市場化改革、強化國家競爭力」等主張為訴求，吸引選票。
簡言之，與其說它是所謂的「進步勢力」，不如說更像以取代自民黨中失去動能之老派閥的「新興派閥」。
但從政策相容性來看，如今的日本維新會與自民黨在修憲、安全保障、能源政策上幾乎一致，雙方均主張重啟核電、增強軍事力量、強化日美同盟。高市與維新會代表吉村洋文同樣強調「效率與責任政府」，理念上可謂無縫接軌。
而從選舉算計角度看，維新會在大阪、兵庫等關西地區有穩固票源。在自民黨失去創價學會的基層動員力後，更幾乎成為補足地方選票缺口的唯一選項。
綜上所述，「自民—維新」合作，無疑是一場「右派聯盟」的完成儀式：對自民黨而言，至少暫時延續了政權；對日本維新會而言，則是其邁向「全國性政黨」的契機。
大阪政治地位的提升與風險
此次閃婚若說有個「或成最大贏家」者，無疑是關西地區的大阪。
維新會多年來的核心政綱之一，正是「大阪副首都構想」，即將部分中央政府職能與基礎設施遷往關西，以分散災害風險、促進地方發展。高市也在聯盟協議中同意成立「副首都設置協商機構」，並爭取在明年常會通過法案。對大阪而言，這是自明治維新以來首次有機會挑戰東京作為首都的國家結構。
倘若大阪副首的構想得以落實，更將帶動財政資源與官僚體系的再分配，日本地方自治體有望獲得更多財政自主權，大阪有機會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二權力中心」。
然而，筆者認為這個「政治紅利」也伴隨著風險：首先，基於關東與關西的地域情結，副首都構想涉及中央各省廳重組、阻力極大；再者，關東地區作為自民黨的大本營，黨內派閥不願削弱東京首都的政治權力；第三，維新會內部裂痕仍深，「大阪幫」的主導也可能引發黨內其他派系反彈，倘若高市政權提前瓦解，其政治地位更自然隨之回落。
高市為延續政權「揮別舊愛」，但新歡會更好嗎？
自民黨與公明黨合作歷史長達 26 年，最終還是分道揚鑣；與維新會的這段「閃婚」關係，真能比前任更穩嗎？猶待時間來驗證。
筆者觀察，近年公明黨多在自民黨政策右傾時，扮演「踩剎車」的角色，但如今的維新會，則很可能反向成為「加速器」，使日本政治光譜明顯向右偏移。例如在區域內最敏感的「日本修憲、（自衛隊）再軍事化」議題，勢必再次讓東北亞地緣政治的衝突風險升溫。
個人認為，高市早苗以女性之姿登上日本政治最高峰，本來或可為自民黨拉開多元化與改革的序幕，但她最終卻在現實壓力下，選擇與更強硬的保守勢力整合，以鞏固權力。自民黨與維新會的聯合，也許能暫時穩住政權，卻也可能讓日本邁向更封閉、更右翼的未來。
另一個隱憂，是目前即便自民黨內派系，也不乏質疑高市作法的批評，因為維新會缺乏類似創價學會的組織動員力，難以在選舉上穩定支援自民黨，恐讓部分地方議員更難勝選。更致命者，乃高市政權「麻生色彩過濃」的內閣分配，恐讓岸田派與地方勢力出現反撲，甚至導致維新會的不滿而讓本就脆弱的合作瞬間瓦解。
簡言之，如今的高市首相正宛如「走鋼索」：現實上自民黨政權仍是少數政府，只要內閣派與岸田派持續交惡、或自民黨因「讓得不夠」失去了維新會的支持，高市內閣將無時無刻面臨「倒閣風暴」。
猶如那句日本泡沫經濟時的流行語「成田離婚」──蜜月還未結束，分手已在路上。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編按：主圖截自 首相官邸@臉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