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華全年度預算超越台大 8 倍」，抑或「台大總經費僅蘭州大學一半」等新聞，時常見諸臺灣主流媒體的版面。這些對比儘管均有所根據，其在社交媒體上的傳遞方式，卻也不時看似在刻意傳遞某些政治訊息，如：臺灣高教要怎麼跟對岸比？臺灣早就被對岸狠超甩開⋯⋯云云。
至於多數相關評論，則多半指稱「臺灣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太少」、「政府不如對岸重視高教」，導致頂尖大學的排名一再被超越等。甚至連之前的台大校長遴選公聽會，不少候選人也表達相似的擔憂，要求政府持續增加對台大的高教補貼等。
但實情真是如此嗎？對岸政府因為「特別重視高等教育的發展」，所以寧可「勒緊褲帶」，也要大規模投資 985、211 等重點高校（大學）？
真相是，現在中國大陸頂尖大學的「超高預算」，其實早非來自政府的支持與補貼──其真正的主要「財源」與運用方式，更與我們對傳統高等教育機構的經營模式大相徑庭。
對岸頂大獨特的「商業模式」，顛覆外界想像
攤開近幾年的中國頂大財務報表，真實狀況一覽無遺：中國政府對 985、211 的高校投資雖仍有小幅增長，但政府投入高校全年度預算占比卻逐年下降。
這是為什麼？答案是中國的頂尖大學們，早已紛紛透過技術轉移、科研合作、校辦產業、醫院等「事業收入」，創造極其驚人的收益，更成為其校務資金的最主要來源。
例如，根據北京清華大學公布的年報，其 2023 年的預算收入高達 410 多億人民幣（約新台幣 1,800 億元，包含上年結餘），但政府撥款占比卻不到 15%、事業收入占比則高達 55%；相較台大同年度預算約 280 億新台幣，但政府預算占比高達 60%，事業收入占比則不到 20%。
讀者朋友看到這裡可能會好奇，究竟這龐大的「事業收入」（以及其創造的高額結餘）是如何而來？或者套用部分媒體常用的角度看，為何「對岸（清華）能做到、台灣（台大）做不到」？
以筆者分別待過台大、北京清華的實際經驗，在此分享個人觀點如下：即便兩者都是「大學」，但筆者通常不會將它們視為「可比」的組織──簡單來說，台大和清華，其營運的邏輯早已大相徑庭。
台大奠基了筆者對高等教育的「標準營運模式」認知，不外乎研究、教學、技轉、行政等大學業務事項。但北京清華的經營模式，卻徹底顛覆了筆者對大學營運的想像──這間「國立大學」不僅可以圈地、造鎮，還打造出「校屬企業」、「校屬資本創投」等等事業創收模式，儼然已成為北京市海淀區一塊規模龐大的「紅色軍工科研基地黨政複合體」。
相信這樣的模式，不僅完全超出台大的「能耐」，恐怕也超出臺灣社會多數人對國立大學的想像與期待。
更重要的是，當其創收模式在對岸被其他頂大，甚至二、三線大學大量複製，亦衍生出中國境內許多關於「高校脫軌」的爭議。當國立大學「企業化」、儘管可以降低對政府預算的依賴，卻也有其問題，以下分享幾個實際案例，供關心國際教育議題的《換日線》讀者參考：
中國高校（大學）企業化，引發境內「姓社」或「姓資」爭議
中國高等教育界，有所謂的「三張名片」：北京清華、浙江大學、北京大學，它們各自走出一條「非常規但成功」的事業收入模式，可謂羨煞眾校，也引起不少學校和媒體的追捧。
如前述北京清華一年總預算規模可高達 400 多億人民幣，但來自政府的預算只有 15% 上下，事業收入比例超過 50%；浙大一年總預算規模 300 多億人民幣，政府補助同樣只佔 15% 上下，事業收入比例則超過 60%；北大一年總預算規模約為 200 億人民幣，政府預算亦僅佔 25%上下，事業收入比例則接近 50%。
這些高比例、數額驚人的「事業收入」到底從何而來？以北京清華為例，其於2003 年中國實施「校辦企業」試點政策時，不僅設有「控股公司」（清華控股有限公司，後由四川省政府接手並更名「天府清源」）投資多家企業，更在北京中關村一帶「合法圈地」，打造「清華科學園」等指標性科技聚落（參考臺灣竹科園區模式），而其眾多校務核心人士、事業體營運負責人，也均來自中共「改革開放」一代的關鍵政治派閥。
長久下來，北京清華因此早已不僅僅是一所「大學」，更被戲稱為集合官校、軍校、黨校、體校等功能於一身的「大清帝國」；其「校（務）產（業）一體」下強大的技轉資源因而也造就出許多成功的「校辦」或「校投」（投資）企業，在「紅色科技供應鏈」中扮演要角。
浙江大學則是先靠各高校大規模整併，形成浙江省最強大的高教名片。再加上所處的杭州剛好是中國互聯網產業的「聖地」，浙大因而致力結合當地知名企業（如阿里巴巴、螞蟻金服）等，形成「產學研一體化」的結構，也伴隨著 2000 年後中國互聯網產業的崛起，獲得高額的「業外收入」；相對來說，北京大學並沒有清華的「權力」或浙大的「產學」，但因其附屬醫院系統在中國享有盛名，導致其事業收入中醫療產業佔比極高。
中國其餘高校（大學）看到這三張「名片」，也紛紛努力發展「創收事業」，但當大量高校都想複製清華、浙大、北大的創收模式，也延伸出中國高校到底「姓社」（社會主義）還是「姓資」（資本主義）的廣泛爭議。
質疑者認為中國高校過度追求產學收入，導致科研走向「能賺錢的應用導向」，卻嚴重忽略了基礎研究與學術探索，導致相應人才的不足、並在「（中美）大國競爭」中處於弱勢。更有甚者，各校紛紛開始進行「進修教育、EMBA、短期學位、線上課程」等自費教育項目的拓展，也常被批「斂財」，甚至剝奪其他高校發展進修教育的機會，「教育公平問題」近年因此成為中國社會的輿論熱議焦點之一。
而在其校務資金運用上，相較歐美的頂尖大學，校園基礎設施多已完善，大筆預算投資核心多在科學研究、數位化等軟體層面，或在人文社科等領域追求「軟實力」，但在中國的「頂大產業鍊」中，通常仍著重於硬體設施、校園擴建、校區造鎮、製造引擎或芯片等硬體層面，也顯示出其資源配置的侷限。
社會性捐贈偏低，顯示「認同」不足？
另外，即便作為中國高校「最能創造收益」的北京清華大學，其校友或社會性捐款，每年約僅 3.58 億美元，與美國名校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的 17.5 億美元，仍有極其明顯的差距。
例如美國長春藤盟校（私立）的經費來源，來自校友與企業等社會性的捐款通常佔大宗，且擁有長期成熟的募款機制來支撐，長春藤的海內外校友一旦有能力，通常也很願意捐贈回饋母校，並將之視為一種「社會榮譽」。但有趣的是，儘管有著類似制度，為何在中國新一代的企業家或成功人士，相對寧願自己民辦學校（如西湖大學）或捐款至海外名校，也不願捐獻給自己在國內的「母校」培育下一代人才？這種種行為選擇背後，或許也「暗藏玄機」：
以筆者實際觀察，其實如北京清華、浙大、北大等高校，在展現出強大的事業經營與技術商品化能力（技術轉移、科研合作、校辦產業、醫院收入）的同時，也造成包括「教授變 PM」（項目負責人）、「學生變員工」，校內各單位每天為了申報項目忙於包裝、應酬、拉資源等等亂象。更不用提過程中陸續發生許多貪污腐敗、徇私舞弊等事件，均是表面的「高收入」背後需要付出的隱性成本。
其實，中國高教界對這樣的「發展路線」，也從來不乏質疑的輿論──當絕大多數的 985、211 高校紛紛想複製清華、北大及浙大的創收模式，在擺脫靠政府預算、嗷嗷待哺的困境同時，「高校企業化」真的符合當初制度設計的預期嗎？尤甚，中國高校如今紛紛透過圈地造鎮、校企事業、附屬醫院等發展創收模式，是否也將導致「大學不像大學」，且距離公共知識與價值的生產場域愈來愈遠？
對臺灣的啟示：國立大學的「公」、「私」平衡
回到臺灣高教現況，筆者認為，臺灣的頂尖大學「國際競爭力」要有所進步，不是比預算的絕對數字、更不是靠政府資源繼續餵養台大等大學變成「獨角獸」，而是在臺灣的高等教育環境內盡量引入國際經驗與資源，創造彼此既良性競爭、又能有所互補與合作的高教生態系。
庸俗一點說，臺灣俗稱的四大：「台清交成」（台大、清大、交大及成大），目前倚靠政府撥款的比例均已接近 50%-60% 之間，我們真的還要再提高政府相關預算，將民眾的稅金透過更多名目，繼續補貼「四大」嗎？
還是期待政府與各大學，能夠參考包括中國在內的種種案例，盡可能學習其強項、避免其弊端，盡力打造一套更符合時代需求、卻又不致過度偏廢高教初衷的「創收模式」與相關法規？讓臺灣的大學們能夠在財源、經費更加無虞的前提下，一方面降低廣大學子的經濟負擔，二方面也能更積極地「走向世界」，吸引國際人才。
最後，也要給現在的臺灣高教工作者一些鼓勵。筆者個人認為，「北京清華預算是台大 8 倍」的另一種解讀，其實是「台大只拿北京清華 1/8 的預算」，也能打造出全球前百大，並且在 2028 建校百年之前，還有機會闖入全球前 50 大──其實「投資台大」這筆預算，已經可謂「物超所值」了。
但我們當然不能以此自滿。在全球產業與人才競爭的劇烈變化中，加上臺灣現行的高齡少子化問題，如何用更有效率且永續的方式進行高校營運，值得有識者多加關心、一同探索可行路徑。
執行編輯：洪翊芳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