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為從國際法角度解析劇集，本文將提及部分劇情，請斟酌閱讀。
撰文：黃哲融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歷史中不可忽視的篇章。其中關於日本殖民下，臺灣人被徵召派往前線，以及終戰後在海外遭受審判的歷史，卻鮮為人知。
8 月 17 日起每週六晚間播出的公視影集《聽海湧》，由吳翰林、黃冠智、朱宥丞、施名帥、連俞涵、周厚安主演，劇情講述一群臺籍「戰俘監視員」在二戰中被日本帝國派遣到婆羅洲，因涉入一場戰俘屠殺，於戰後面臨「澳洲國際軍事法庭」審判。
劇情當中，前述法庭花了很多力氣，審視「虐待戰俘」的臺籍戰俘監視員是否有罪──不禁令人思考，國際法庭為何也能對「個人」發動審判？國際法的對象難道不是只有「國家」嗎？
透過上帝視角，觀眾看見了日本軍官手持軍刀的咄咄逼人，以及臺籍監視員們虐待人犯的種種掙扎。這時，螢幕前的我們心中可能疑惑：這些人只是「服從上級」的命令罷了，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他們別無選擇，難道這樣也該被判處有罪嗎？
「個人」也會違反國際法？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法的內容是匱乏的。那時，在國家主權「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認知下，國家對內不受任何法律的拘束，可以憑藉主權處理所有國內事務；對外，國家主權更是獨立，在國際社會中並不存在高於各國之上的政府，或是必須約束各國的規範。當時的國際法，須經過各國的自願同意，才會對該國產生拘束力。
因此，當時的國家能對國民做任何事情，包括歧視、虐待、奴役或殺害……。
在二戰期間，國家為首的暴行、戰爭的殘酷，讓國際法學者提出了新的看法。美國著名法學家凱爾森（Hans Kelsen）就認為，個人有不可讓渡的憲法權利，且國際法若不使個人承擔義務，國際法所規定的內容，將毫無意義可言（註一）。
受到凱爾森的影響，且隨著二戰情勢逐漸明朗，英國著名的國際法教授勞特派特（Hersch Lauterpacht）進一步主張，若要人權法案放諸四海皆準，則不可單由國家執法，還必須由國際性機構執法。這一主張，就成為同盟國成立「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等組織的關鍵，使得犯下「戰爭罪」等罪的個人，得以受到國際法的審判和制裁。
此外，勞特派特提出的「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基於政治、種族或宗教等理由，對平民施以謀殺、滅絕、奴役等迫害──更在紐倫堡大審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設立「危害人類罪」是為了保護個人權利，除了確定個人違反國際法的責任外，更讓加害者不得主張「服從命令」而卸責，也賦予國際法庭懲罰加害者的權力，奠定了該庭的審判正當性。
紐倫堡大審最終認為，「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等罪，是由「人」而非「抽象實體（國家）」所犯下，因此只有透過懲罰加害的個人，國際法才得以被落實。
自此，個人的國際責任就這樣確立下來，且超越個別國家的命令，個人不能再以「為國家做事」來推託；國際法也不再只是「國家間的法律」，更是「人類的法律」（註二）。
「上級命令」不可作為嚴重侵犯人權的理由
前述紐倫堡大審，確立了國際法上的個人責任，因此在影集《聽海湧》中，新海志遠等臺籍監視員，就被帶上國際法庭審判。
然而，若上級的命令「合法」，是否就可以不用承擔法律責任？
讓我們對比 2004 年的一起事件：一對菲律賓夫婦在家睡覺時，遭到屋外軍方 8 名士兵持續掃射而亡。8 名士兵辯稱，他們接獲軍方消息，指稱丈夫是摩洛民族解放陣線的活躍成員，而他們只是依據上級命令抓捕，並受命在必要時可以開火。
2013 年，法院依《菲律賓刑法》第 11 條第 6 項的規定，以「任何人為服從上級，基於合法目的之命令行事，不承擔任何刑事責任」為由，宣判所有被告無罪。
因菲律賓《憲法》禁止一罪二審，受害者家屬認為不可能再依該國法律於國內獲得理想結果，轉而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提出申訴（註三）。
審理過程中，委員會指出「生命權」是一項不得恣意減損的最高權利，即使在武裝衝突和其他威脅國家存亡的緊急情況下，仍是如此。
委員會也表示：《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6 條第 1 項既規定，禁止任意（arbitrarily）剝奪生命，所以就算依據法律剝奪生命，這樣的行為仍然可能「不夠合理」。而「任意與否」並不完全等同於「法律是否被違反」，還必須考量「規範或命令」本身是否適當、必要、相稱，或足夠明確而有可預見性，並經正當法律程序（註四）。
本案委員會認為，在執法過程中使用致命武力是一種極端措施，應僅限於「絕對必要」的情況，以保護生命或防止迫在眉睫的威脅。但菲律賓軍方並無法證明他們的作法「絕對必要」，因此有「任意剝奪生命」的疑慮。
最終，菲律賓軍方被認定違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影集刻畫戰火下的人權
《聽海湧》刻畫了戰火下面對上級命令之際，個人良心反覆煎熬的掙扎；也凸顯於危急之間，保護人權的脆弱與兩難。
戰亂之中，當軍事目標凌駕於人性之上，儘管內心深陷痛苦不安，士兵往往被迫屈從，隨之而來的法律責任，更是值得國際社會探討的議題。因為，在現有的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與國際刑事法庭的設立下，國際社會須全面監督執法機制，確保即便在戰亂下，無論行刑者或受刑者的人權都能合理落實。
可惜的是，眼下國際戰場的紛爭，並非都能全面、平等地獲得關注。未來，也唯有徹底消除人類的對立戰火，人權保護才能徹底完善，祈願世界和平不只是夢想！
註一：請參凱爾森著，沈宗靈譯，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頁 376（1995）。
註二：請參沙茲著，梁永安譯，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頁 175-176（2020）。
註三：前述國際流程，可對比：依《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2 條揭示，個人權利保障義務首先由各締約國承擔。國際社會則透過公約設立之機制對各締約國之政治機關、準司法機構和司法機構進行監督。基於此，《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41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一任擇議定書》第 2 條與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規定，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可向「人權事務委員會」提出申訴，但必須先窮盡國內救濟程序。
註四：《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CCPR）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任意剝奪。
《關於作者》
黃哲融，東吳大學國際法碩士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