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花蓮新城的練習曲書店，帶著筆電寫好久前就該寫的心得──之前都覺得想法還未成熟。
大體而言，我喜歡設定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方向，再用小的目標往前滾動推進。本文將以 2022 年出國前設定的生涯發展方向，來回顧過往一年半在挪威的生活。
前往北歐的初衷：強化專業
雖然原本申請北歐的職缺，不只是考量到工作，不過就工作本身而言，我主要希望能在有規模的企業裡，觀察組織文化如何建構與運作。尤其是北歐獨特的共識型民主（Consensual Democracy）、工作場域民主（Workplace Democracy）傳統，在現代的大型企業裡是怎麼樣子。
以自身專業發展而言，要把產品設計做深、要參與核心策略與維運，還是需要大團隊的合作。出國前我以小團隊、外包人力的型態工作，不易累積這樣的經驗。
很幸運能在 29 歲這年進公司工作，首先簡單介紹一下我的職業：我工作的公司叫 Aize，是挪威最大的民營能源與工業集團 Aker 的子公司，專門為在挪威、英國、沙烏地阿拉伯、美國的能源集團做所謂的 Digital Twins（數位分身）。
數位分身是大型建設的虛擬複製品，主要應用在工業與製造自動化，相關情境很多。舉例來說，海上鑽油平台的遠端監控、維修的控制與工作流程，還有大量維運資料呈現與管理，這些都是應用情境。
我們公司大概有近 300 人，設計師大約 25 人。我的角色可以幫助我觀察上述的組織文化如何建立，在設計專業上，我也有很大空間和團隊一起定義公司內部的工作流程。身為設計，我們從來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釋為什麼現在還不能開始畫介面，我們也從不會遇到整個產品方向都被別人定義、設計被排除在外，只能發揮所謂的靈感與創意。
台灣的資訊與科技產業在已開發國家中相當進步，就我觀察，與西歐、北美國家並沒有太大差距。不過，個人受限於沒有在台灣的大公司工作過，因此很好奇亞洲式的上下階級關係與互動方式，會不會與西方講究平等參與的設計方法有文化衝突，除此之外，設計被當「高級美工」、設計師故步自封的情況，即便不在台灣，仍時有耳聞。
總而言之，我對自己目前在挪威的專業發展，可以說是相當滿意，很高興可以和有共同理解與知識水準的人合作，更專注在設計的本質──研究與思想的操作、深化知識與方法，與樂於學習的同儕一起成長。就專業而言，也不需要花太多時間解釋、說服與拉動身邊的人。
工作生活平衡，是需要學習的
工作的意義是什麼？日本有個概念叫做「生き甲斐」，近年在西方世界頗受關注。大意是生命的意義在於找到「做擅長的工作」、「做喜歡的工作」、「做受社會需要的工作」與「做可以賺錢的工作」四者的交集。我很幸運處於四者交集，工作的專業如前述，是我擅長且感興趣的，待遇也還不錯。
我想學習的另一個目標是「平衡工作與生活」──這的確是需要學習的，乍看理所當然，但其實有點悲哀。我覺得「生き甲斐」的概念固然好，但它忽略若要享受生命，必須先理解生活與身體乃是一切之本。不過，這恰恰是東亞文化的短處。
這趟回台灣，跟很多朋友聊天，許多朋友都剛跨越 30 歲，開始感受到工作不是唯一，想放更多心思照顧自己的身體與生活。追求這樣的平衡，牽涉很多私密的生命體驗與實作，並非紙上談兵說「好累哦我不想加班」就能一蹴而及。有些朋友甚至是生病了被迫休養，才突然發現以前常常掛在嘴邊的平衡，原來「好像是這樣」。
我碩班在芬蘭寫論文時，在一間新創公司實習，觀察到這種放鬆的工作文化，回台灣後嘗試複製。實際測驗下來，我發現頭半年尚可勉強維持，之後就被身邊的環境與人影響，自然而然「走樣」了。
那麼我在挪威的狀況呢？大概是比「生き甲斐」還要更好的狀態，不僅身處四者交集，更因為合理的工時（一週 37.5 小時，挪威年均工時約 1,450 小時，約是台日韓的三分之二），而有足夠的時間保留給生活與休息。
由於有充足的運動，我的體態和精神都變得比以前要好。也因為有閒暇，所以能學習跟接觸新事物，並對過往做出像本文這樣的反省，以及對未來做更多規劃。
我仍然不相信在台灣做不到工作與生活平衡。雖然整體社會有很多限制，但台灣人靈活堅韌，還是可以樂觀地做出一些改變。自覺心只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是要試著影響身邊的人，建立互助的社群，以及大家認同的具體目標；再從目標發展出微小但可行的原子習慣，一起慢慢往目標前進。
保障勞工、高度制度化的職場環境
大學時代念社會學的經驗告訴我，人類的生命體驗，是個人力量與外在社會環境相互拉扯與影響的過程。儘管每個人都有無窮能量，我們還是要去思考個人的努力如何留下遺產（Legacy）；換句話說，怎麼讓外在環境更好。
我想特別談談北歐的制度，因為北歐國家對工作環境的保障是高度制度化的。
以辦公座椅的規定而言，只要是需要坐著的工作，法律規定雇主必須提供「可以調整高度的桌椅」，所以自動升降桌、人體工學椅是標準配備。至於什麼是「需要坐辦公室的工作」呢？以丹麥的法律為例，是勞工每天坐著「超過兩小時」；挪威雖未明文規定，但我想也差不多。
除了制度化以外，北歐也高度強調「對等協商」與「共識決」，以改善工作環境。根據挪威法律，有一定規模的公司必須有勞動環境與職場安全委員會，由勞雇各半的代表來協商如何改進工作環境（我們公司的委員會就曾討論每季同儕互評的流程繁瑣、題目太多）。挪威的產業工會參與率超過 60%，參與度非常高，這使得每年的加薪協商有工會能提供有效協助。
值得一提的是，北歐的勞資協商，相較衝突罷工、街頭抗爭頻繁的西歐（例如法國、德國）平和，強調建立共識、合作創造共同利益，比較少見尖銳的階級衝突。
我的經驗限制
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已故黃樹仁教授的一個說法，我很喜歡：「所有的社會研究都是比較研究。」有趣的提問，似乎總是來自比較心理，例如比較現在與過去、我群與他者……就算是對自己出生與成長的社會提出疑問、進而研究，也總是在自己熟悉的 A 與感到興味的 B 之間比較。
不過，我們往往忘記自己正在比較，忽略自己的視角出自熟悉的 A，進而誤以為自己公正客觀，也誤導了讀者，這種狀況或許可以稱之為「隱形的比較」（人類學針對這個情形有更精緻的討論，在此略過不表）。而我如今人在異國，所見所聞與台灣大不相同，正好適合練習跳脫「隱形的比較」，藉由觀看挪威，重新理解我所熟悉的台灣。
所以在文章結尾，我要指出我的比較心理是基於怎麼樣的視角，並且可能帶給讀者什麼樣的認知偏差。
我們公司是挪威傳統大型企業與國際科技公司的混合體，集團有將近 200 年歷史，是挪威歷史最悠久且僱用人數最多的企業集團。之所以會強調這點，是社會學的研究告訴我們，會進到這種公司的人，多是當地社會的中產以上階級，而享有優於一般小型企業的薪酬、穩定度和員工福利。這樣的公司，往往作為當地社會在發展對於「什麼是上班」的想像時的樣板。就我對周遭挪威當地人言談的觀察，大致符合上述推論。
而我所在的奧斯陸（Oslo）是總部，我們軟體的設計與開發主要都在這座城市。辦公室非常國際化，員工大概超過一半是外國人，主要來自歐洲與中亞，也有部分來自非洲、美澳。整個辦公室有約 40 國的移工，而且平均年齡只有 30 出頭。
高度國際化的辦公室，也帶出一個社會學的概念：高等教育帶來的移動力（Mobility）。大意是一個社會裡，受到越高教育的群體，越有機會累積到足夠的語言與技能，可以離開家鄉，遷移至大都市、甚至出國工作；相對地，沒有接受到這樣教育的群體，就越容易終身留在家鄉。軟體科技產業的程式與軟體語言以英文為主，且成長與波動快速，以致人才供需容易失衡，更使其易於產生跨國移動。
最後，我們辦公室的性別比例是失衡的，大約是生理性別男 7 女 3，而生理女性主要集中在人資、行銷部門，設計與開發仍是以異性戀、生理男性為主。就我閱讀上市科技公司的永續報告，這樣的性別比例是業界常態。儘管挪威受法律規定，上市企業的董事會必須有一定比例的女性，但仍必須說，我的日常環境依然主要圍繞在特定性別的觀點。
所以，我必須提醒自己，我的學習與觀察，不僅反映百年來挪威中產階級對工作環境想像的歷史積累，也反映著國際軟體科技產業裡，這群流動的高科技中產「羅漢腳」特有的文化──這群人受過不錯的教育，通常思考方式是相對自由派，也比較重視個人成長、多元文化、勞資平等；儘管這是好事，但同時也帶給我一定的觀察偏誤，或者說是美好的粉紅泡泡。
那麼，一般北歐的底層勞工階級生活，可能會是怎麼樣子呢？去（2023）年坎城影展評審團獎得主，芬蘭名導阿基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äki）的電影《落葉》，推薦大家於上映後去看看。
未來展望
儘管在海外，我仍希望維繫與台灣的關係，跟上台灣的產業與社會脈動。我在芬蘭時，曾和一位西班牙與芬蘭混血的朋友聊到西班牙政治，他告訴我：「最好不要太在意母國發生的事情，這樣人生會比較輕鬆。」我可以理解他，但我覺得與台灣的連帶，是我在北歐深化的動力與養分。
所以，我還是在能力範圍內，與台灣的客戶、夥伴維持設計合作，未來希望能做更多研究工作，將在挪威的觀察轉化成更具系統性與目的性的結果，並尋找相關合作機會，希望能對台灣的政策或社會有所幫助。
除此之外，也要畫畫！上面這張圖片是長榮歐洲線飛回台灣時，從苗栗新竹一路北上緩緩降落。我很幸運坐在機艙右側，看到台灣像一頭巨鯨，從東邊深藍的太平洋緩緩浮起，長榮的飛機很渺小，好像只是一條小飛魚和巨鯨結伴而行。巨鯨的背脊就是中央山脈。
晨曦從魚肚白透出來，化作點點金光灑落在雲和海上。這個時候長榮會開始放陶笛版的〈雨夜花〉，聽到的時候實在是悲情催淚，痛哭流涕。推薦大家若有機會，搭乘凌晨從歐洲或其他南邊國家抵達桃園機場的長榮班機。
執行編輯：羅思涵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