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 50 歲的 Mustafa 先生，是自敘利亞內戰爆發後逃難到土耳其的難民之一。我來到他家拜訪時，他一拐一拐地前來開門，小小的家裡井然有序，打掃得很乾淨。只是對他們來說，原本以為這裡只是個臨時居所，沒想到一待就超過 10 年，再也回不去家鄉。
Mustafa 先生本來在敘利亞從事藥學研究工作，同時在公立與私人醫院服務。收入不錯的他，在城市與鄉村各有一棟房子，與妻兒過著幸福的生活。「但是內戰爆發後，我失去了所有的財產、工作，證照也在劫持中被搶走。」
帶著家人逃到土耳其，他們在伊斯坦堡的蘇丹加濟市落腳，找到一份成衣廠的工作，每天工作 11 個小時，月收入 7000 里拉（約 7,600 台幣），但光是房租就要 5000 里拉（約 5,500 台幣）。「而且我的右半隻腿癱瘓，常常需要忍著痛工作，妻子偶爾會幫我，但她自己也有嚴重的頭痛問題。」
投注400億美元，難民成社會一大議題
像 Mustafa 這樣逃難到土耳其的敘利亞難民，光是在蘇丹加濟市就有 10 萬人，在伊斯坦堡合計有 54 萬人，在整個土耳其更是超過300萬人，佔土國總人口數的 3.5 %。
2011 年敘利亞內戰爆發，難民紛紛逃進鄰近的土耳其。兩國因為共同信仰伊斯蘭教，過去也同為鄂圖曼帝國，有著相似的文化背景，當時的土國也張開雙手歡迎，並且提供免費的教育與醫療資源，稱敘利亞是土耳其的「穆斯林兄弟」。
更重要的是，當時整個國際都認為，敘利亞內戰不會持續太久，土國也認為自己只是「暫時收留」隔壁鄰居。沒想到內戰一打超過 10 年，厄多安曾在2019年表示，土國已花費 400 億美元在敘利亞難民上，無法再負荷更多。
隨著時間過去，原先以「大方好客」民族性為傲的土國社會，對難民的包容度也慢慢下降，針對難民的歧視與攻擊時有所聞。加上土國自 2018 年爆發的貨幣與債務危機，導致里拉貶值與高通膨；2020 年開始的新冠疫情，進一步重挫旅遊收入占比超過 10% GDP的土國經濟。
接踵而來的危機，讓土國社會開始將矛頭轉向敘利亞難民。2023 年總統大選，反對派領導基里達歐魯直接承諾一旦當選，「會把所有難民送回家」。雖然他最終未能當選，卻也獲得 45% 的選票，顯見土國社會對遣返難民的支持態度。社會風向的轉變，也迫使原先對難民採取寬容政策的連任總統厄多安改變態度，表示未來會讓 100 萬難民返家。
回去也沒有希望，我們的未來在這裡
這次我跟著慈濟團隊，來到他們服務近 10 年的蘇丹加濟市，提供敘利亞難民物資救濟與教育。在家訪的過程中，我聽見難民們被遣返回去的擔憂。「那裡（敘利亞）百廢待舉，沒有工作機會，我們的政府也不知道會如何對待我們。」
內戰雖逐漸落幕，但取得勝利的是人民當初希望下台的阿薩德政權。當時許多站出來反對的人，如果回去這個國家，恐怕也將遭到殘酷的清算。
「我的女兒們的未來，都在土耳其。」Mustafa 先生最大的女兒，今年剛要從高中畢業，夢想成為一位醫師幫助他人，二女兒正就讀 10 年級，而最小的女兒才 10 歲。「她（最小的女兒）是來到土耳其才出生的，所以沒有任何有關敘利亞的記憶，對她來說，這裡就是她的家。」
他們說近期警察盤查得非常嚴格，如果難民證上核准可以待的省分，跟本人實際所在地不符，或是有任何違法工作的情形，就可能被帶走，強制遣返回敘利亞。
土國社會對敘利亞難民嚴格強硬的管制，也迫使慈濟的物資發放暫停了一陣子，避免居民出門領物資時遇到警察盤查。不過在今（2023）年 8 月初，市長宣布到 8 月底之前，會放寬對難民的審查，於是物資發放重新開始，敘利亞難民也可以安心地出門。
難民議題複雜難解，無法輕易判對錯
就在我即將結束在伊斯坦堡的日子，準備離開前，當地學生 Hak 與 Adam，特別擔任我的專屬導遊，陪我逛了舊城區。我們走進香料市集的一家飾品店，看到某一條手鍊的價格，驚呼好貴呀！店主突然不開心地質問我們從哪裡來？一聽到「敘利亞」3 個字，他馬上氣沖沖地說：「滾出我的店裡，我不希望有敘利亞人在我店裡！我們的政府花錢養你們，你們憑什麼說我賣的東西貴？」
雖然已聽過不少孩子、家長、老師們提到被歧視的經驗，但親眼見到事件發生，還是讓人震驚不已。我一臉擔心地看著 Hak 與 Adam，即便這不是他們第一次遇到歧視，我仍從他們臉上清楚看到失落、憤怒的表情。
難民的確是個難解的議題，我無法直接說出誰對誰錯。土國社會有它們承擔的壓力，身為一個短暫停留的外國人，我沒有資格指責或評論，只能盡可能地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面對像是人權這種重大議題，我總感嘆自己的渺小；但當受到歧視的是自己的朋友，我也為他們感到心疼與不捨。
我已經很久沒有向宇宙祈禱什麼，覺得自己已擁有許多，人生相當圓滿。不過從今以後，我會時時向宇宙禱告，請祂看顧我的敘利亞朋友們，讓他們能平安健康地生活，並永遠保有他們內心的善良與勇氣。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趙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