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還會有多糟？」這大概是今年除了美聯儲升息與全球通膨外，全球最為關注的重點議題。畢竟中國身為「世界工廠」與「世界市場」的地位已久，自 2003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起，中國的經濟發展也與全球密不可分。截至 2020 年，中國不僅是美國、歐盟、日本等已開發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對東南亞各國及其它發展中國家而言亦是如此。
然而，隨著疫情爆發需求下滑，這幾年各國的日子都不好過；積壓已久的內憂外患似乎把中國的經濟慢慢推向崩潰的邊緣，也成為部分西方輿論與學術圈的論調，諸如《經濟學人》和《華爾街日報》都曾批評中國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的缺陷。話雖如此，目前我們仍未在中國見到如蘇聯解體，或是在拉美、北非、中東等地發生近代政治動盪的徵兆。
中國長年奉行大政府思維、以黨領政的計畫經濟模式，主導國家發展與扶植特定產業。儘管中國宣稱這一切屬於「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國家」仍是中共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故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即為當今中國政治高層的主要課題。
中國的內憂與外患
時間來到 2023 年，中國正處於疫情後艱難的復甦階段，又遭逢俄烏戰爭導致的能源大漲、來自美國的貿易戰與科技戰以及不斷的升息，這些不僅不利於中國的經濟成長，更可能打擊民間的消費信心。根據中國央行統計，2023 年初中國的住戶存款共增加 6.2 兆人民幣，創下歷史新高。若民眾因對未來的悲觀預期而不願消費，這時就得靠政府增加支出，提振景氣與創造工作機會；但中國地方政府普遍已債台高築，又逢中國實行「國稅上繳，地稅留在地方」的政策，攤開各省上繳中央的賦稅，不難發現全中國的稅收幾乎仰賴少數沿海與南方城市，其餘大部分的省市皆為負債，巴望著中央撥款補助。
中央不好過，地方更不好過。根據 IMF 調查，中國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的債務已高達 9 兆美元，足以導致重大系統性風險。這還只是檯面上的債務，其它隱性的債務說不定更為嚴重。
債台高築的背後或許與長年的房地產發展有關。我在上篇文章〈房地產危機無解？中國的雷曼時代要來了嗎？〉曾談到，地方政府主要的收入來自土地，當政府把土地賣給建商，建商又把土地抵押給銀行融資建樓，新開的樓盤經過預售取得消費者的頭期款，如此的循環往復便將地方政府、金融體系、開發商與消費大眾緊密綁在一起。若是大環境好房價不斷上漲，這樣高槓桿的操作模式基本上不會有太大問題；一旦景氣下滑，曝險變大利率調升，房地產的泡沫瀕臨破裂，自然沒有人要買房。整條房地產的資金鏈斷裂，形成另一波的信心恐慌與經濟危機。
於是，房地產鉅亨恆大、碧桂園違約，金融體系被拖累，地方政府更沒有錢，只能不斷地借新債還舊債。但在現今高利率與大環境不利的情況下，恐怕只有徹底的結構性重整，才有辦法解決累積已久的問題。
成立新計畫區
面對內憂與外患，中國近幾年也大力投入港珠澳大灣區與海南自由貿易港計畫，希望可以拉抬內需、創造成長，更重要的是作為習近平執政下的重點政績。細數前幾任國家主席，毛澤東是開國元老，鄧小平促成改革開放與主導深圳的初期發展，江澤民大力建設上海一帶，胡錦濤任內有三峽大壩、青藏鐵路、2008 年北京奧運與 2010 年上海世博等，每一屆中國領導人都可謂「功績卓越」。習近平作為開啟第三任任期的第一人，對外除了褒貶不一的一帶一路外，對內總要有所作為流傳後世。
港珠澳大灣區，顧名思義要將這個地區視為整體來規劃成一經濟特區，結合包含香港，深圳，廣州，珠海等 9 座城市（註一） 各自的優勢與比較利益，形成能夠對標「東京大灣區」、「舊金山灣區」與「紐約灣區」等國際級的經濟中心。按照官方的說法，大灣區是中國近年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點區域，此地的總人口超過 8600 萬人，區域生產總值超過 13 兆人民幣，又有「亞洲金融中心」之稱的香港作為門戶，騰訊、華為等「高薪企業」落腳的深圳，確實有宏觀的企圖與堅強的實力吸引人才移入，創造更多機會並帶動經濟發展。
至於海南島自由貿易港，則是在原本被規劃為「自由貿易特區」的基礎上，進一步讓整個島成為特殊經濟開發區。該計畫涵蓋了廣泛的改革和開放措施，包括海關、自由貿易、外國企業設立實體產業及投資、產權保護、移民及人口流動、金融、稅收和經濟事務立法權等多個方面。海南島將在 2025 年全島封關，對進口商品全面實行零關稅以及對外來人士給予特殊簽證待遇，希冀能吸引全球投資、提高市場準入便利度、鼓勵創新、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吸引國際專業人才以及推動經濟增長和國際合作。簡而言之，整個海南島會成為中國首個主權上屬於「境內」，但經貿上屬於「關外」的特區。
單就區域的生產力、資源與人才、稅務及政策優惠來看，大灣區與自貿港確實都具備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不過這兩個重點國家計畫，究竟能不能真的以國家計畫的模式維持長期的增長，複製當年深圳的發展仍有待時間觀察。深圳的成功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與契機，幾十年下來中國確實也投入龐大的資源，支持深圳從一座小漁村變成如今 GDP 僅次於北京上海的第 3 大單一城市，但這個模式能否在 21 世紀複雜的國際政治下，成功應用於大灣區與海南島，都不是一個國家或一個政府說的算。
回到中國的經濟困境，雖然目前看似有許多不利的條件正在醞釀，但中國經濟乃至社會是否會一如某些西方右派人士的期待步入崩潰，我認為應該不至於。著名的經濟學家朱嘉明教授曾提出「三分之一」理論，亦即只要仍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土地」與「產業」，無論當下遭遇哪些天災人禍，中國永遠可以再次復興。朱教授從宏觀的歷史角度分析，歷朝歷代不乏經濟與貨幣危機、政治鬥爭、地方軍閥割據乃至外來者的入侵，中國尚能應付過去這些林林總總的打擊；現在面臨的狀況還沒有歷史上的幾個重大災難嚴重，中國應該能挺下去。
只是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中國會出現哪些變革仍是未知。為了控制民心與凝聚國族主義，中國會不會走上當年一戰後德國的模式？其經濟與世界各國的連動，又會在其它區域造成哪些影響？這些都需謹慎以對，從而謀求成本最小的共贏局面。
註一：包含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和廣東省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9 市。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趙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