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不一樣的職涯選項：我喜歡動物，可以做什麼「獸醫以外」的工作？
在上篇文章中，芬蘭學者／行動者 Salla Tuomivaara 及臺灣的動物倡議者 Sera，皆展現出熱忱、視野和專業性如何能讓人在喜歡動物之餘，運用自己的專業開闢工作場域。她們的故事都非常成功且獨特，而許多人也可能會好奇，該如何開始動物相關的工作呢？
以我自己為例，第一次接觸動物保護志工服務，是高中一年級時，我和同學在新北市中永和擔任街頭送養志工。從來沒有照顧犬貓經驗的我，在沒有受到任何訓練的情況下，一心想順應民眾的要求，把小貓帶出籠子讓人看個仔細，卻因動作粗魯而被貓咪狠狠地抓了一道──這個突發狀況讓我意識到，動保工作的每個小細節都需要經驗的累積，而不光是一腔盲目的熱血。
職涯初期軌跡：從志工、NGO 到博士研究
上大學後，經同學介紹加入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朱增宏老師主持的「動物與社會讀書會」，在 3 年左右的時間中，維持每週和同學一起探討動物議題。當時的我，覺得街頭的陳情、抗議活動「很可怕」，有太多不確定性，因此當同學相約一起去抗議神豬活動時，我沒有勇氣參與。
雖然沒有親身前往抗議現場，但我願意透過文獻閱讀與討論、實地田野觀察和調查，開始認識社會和動物議題。這種非傳統課堂的學習經驗，讓我對動物保護有了初步的概念，進而參加 NGO 工作坊、擔任志工，也埋下在畢業後搬到北京，深入各種場域調研和工作的契機。
20 出頭那幾年，我在草根組織當志工，也在動物園（展演動物）觀察團體協助田野調查並撰寫報告，亦曾在國際 NGO 擔任駐北京代表、媒體倡議專員等等。當時的這些經驗多為無給職，最初幾年都是充滿工作熱情、渴望被同儕肯定的。
然而，做得越久，仍舊每月僅有 1,000 人民幣的「補貼」可算作收入，實際上遠遠入不敷出。在年紀漸長的壓力下，我不禁擔心起職涯前景，難道只能永遠在一個組織裡受命於人、擔任基層職員？既無法展現運動（Campaign）中開疆闢土的激情，也沒有獨特的閱歷，如此下去很可能會被輕易取代。雖然相較於研究所同學，我已有更多的社會經驗，NGO 領域卻沒有足以和同期、同系所的畢業生相當的薪資，各方面的資源條件都常被七折八扣。
在這樣的思考下，我選擇一方面深入議題研究，成為該領域的專業人士；另一方面，剛取得碩士學位的我，決定轉換學術跑道繼續讀博。不出預料的是，攻讀博士動輒 4、5 年，所費時間更長者亦不少見。
這個選擇很重大，卻是我認為自己做過最好的選擇之一：在北京清華大學就讀的 5 年中，我到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交換一年，在當地完成博士論文裡的重要研究，同時在日本動物權利中心實習。我持續與動保組織合作，並且運用學術專業和研究能力，在畢業前一兩年，我漸漸在動物研究領域裡找到未來的發展方向。
如果以我的經歷作為參考，我認為在校時期就透過實習累積經驗、探索社會缺失，進而找到可以在其中發揮的施力點，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博士論文的選題，或是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其實早在每個歷程中都已埋入線索、留下自己的腳印。
持續地發展一個重要而獨特的題目，才有可能在畢業後循以既有的發展軌跡前進。從《多倫多星報》到英國《衛報》對我和我的研究之報導、引述，以及被選為聯合國永續發展的代表性成果，跨時 10 年，每一步都都歷歷在目。
在不同的階段，設定不同的目標
取得博士學位以前，我的目標是成為能在多國活動、發表學術論文的公眾演講者，也時常在報刊發表文章、接獨立研究案，保持自我的成長、曝光度和收入。2018 年回到臺灣定居前後，我開始與插畫家、表演藝術工作者合作，將專業性的內容化為故事、插畫、繪本，用多元的方式傳播動物議題的重要性。
另外，我也逐步將學術性寫作延伸到評論、藝術現象和紀實文學等領域。2019 年，美國 Culture & Animals Foundation 在全球 100 多件的動物倡議提案中，選擇了我們的計畫，是對我實現學術、藝術、社會倡議結合的最大肯定。
回首這些歷程，我認為除了專業化以外，最重要的是累積作品，甚至兩個領域以上的專長。無論是 NGO 還是動保工作，薪資往往沒有特殊競爭力，但創造出的社會進步成效，和隨之而來的成就感，卻也是其他工作難以帶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不是僅靠既有工作就能得到滿足的人，嘗試寫作、研究，或其他創業、異業結合的發展空間，就相當重要。
事實上，有些看似不直接與動物相關的長才，可能正是可以接觸動物、改變人與動物關係的樞紐。
我詢問以動物主題紀錄片《皮草深處》（Inside Fur，挪威文片名：Pels，2014）、《養豬業的秘密》（The Secret Lives of Pigs，挪威文片名：Griseindustriens hemmeligheter，2019），與夥伴共同得到挪威最重要的言論自由獎項「自由字詞」榮譽（Fritt Ord Honorary Award）的導演 Ola Waagen，讓他數十年如一日地持續做動物倡議的動力為何？
「不斷地學習新的東西」，他答道。
Ola 進一步說，也許有的人可以在街頭散發動保傳單，但是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透過「動物」這項主題，他能不斷地嘗試和學習新的事物，比如拍紀錄片。「當然，如果能持續做街頭推廣也很好。但是，多數人這樣做一年、兩年，就會感到疲倦。」如果沒有了動力，日常的事務只會是不斷地消耗，再有意義的工作都難以保有吸引力；相反的，從一個立足點出發，去迎接各種新挑戰，目標同樣是促進動物正義的實現，自己也能從中得到成長，才是持之以衡的關鍵。
和 Ola 自學成才的例子較為相似的，還有許多動物攝影師、記者、作家和藝術工作者。此外，也有人自己創辦組織或專業機構──例如，挪威的動物學家 Anton Krag 和法律專家 Live Kleveland 一同創辦的「挪威動物保護聯盟」。
知道自己「不做什麼」也很重要
不同於世界各地許多以救援為主的團體，當我於 2017 年在奧斯陸拜訪該聯盟辦公室時，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們的網站強調「我們不做的事」，開宗明義便是「我們不做直接的動物救援」──除了「我們做什麼」以外，更把「我們不做什麼」寫清楚，追求更有效率地運用時間和資源，也讓外界知道哪些問題可以透過聯盟得到協助。
從這樣的細節開始，我注意到該聯盟的目標明確、善於將各界長處集合在一起，許多員工皆有著科學背景，搭配負責傳播、組織營運的工作夥伴，透過不斷與政府、產業合作，每年出版各類研究報告，如各國皮草養殖業的法律研究、畜牧場防火指南等，都是他們與科學家、律師、獨立學者合作的主題。
如果沒有意願創辦組織，也可以選擇加入一個既有的團隊。出生於臺灣，在美國知名科研學府凱斯西儲大學（CWRU）獲得生理學博士學位的鄭懿馨博士，在博士研究期間意識到動物實驗的種種問題，於畢業後加入「美國善待動物組織」（PETA），致力於替被實驗的動物們發聲，目前擔任實驗室稽查部門首席科學家。
鄭懿馨透過自身專業，與全球各大食品廠商溝通、遊說，讓對方放棄動物實驗，改做其他具有科學性的實驗，創造了很大成效。全球已有百餘家食品、飲品業者承諾不做非法律要求的動物實驗，包括在臺灣的統一食品、愛之味、佳格食品等等。
她與另外兩位同樣是動物實驗出身，看到了無效的動物實驗為科學界、工作人員和動物帶來巨大負面影響的工作夥伴之故事，甚至被拍成紀錄片《實驗對象》（原名為 Test Subjects）。
在許多為動物、環境和社會永續努力的夥伴中，我們可以看到漸趨多元的社會，仍有非常多空間等待人才、專業與資金投入。如能找到自己與其他人已經在做的事不一樣的地方，發現更多跨領域結合的突破口，將有很大的空間和多元發展的機會。
正如北京清華大學的蔣勁松老師在數年前所言，在 AI 時代來臨前，許多人以為工作會被取代，感到很恐慌；然而，中國社會並未見失業潮。因此，若將眼光放遠，會發現世界上處處是創業的機會、需要幫助和服務的對象。喜歡動物、想要一起改變動物處境的你，是否也注意到了呢？
執行編輯：林鈺芩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