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教育」不必要，不要爛交男女朋友就好。
「性別意識」很難懂，臺灣社會不需要。
「性騷擾」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我守身如玉。
「開黃腔」無傷大雅，開個玩笑嘛，別認真。
「看別人的裸照」又不會死，我不需要被管。
臺灣人，不要再騙自己了，好不好？性騷擾就是性騷擾，是犯罪。看別人的裸照，真的有人會死。
有說有笑當開玩笑？
面對有人指控王丹性騷擾，王丹的助理說王丹「只是在開玩笑。」但在性騷擾的討論中，說自己是開個玩笑，可不是個能拿來抵罪的藉口。
根據勞動部 2022 年工作場所就業平等調查結果顯示，約有 20 萬名受僱勞工最近 1 年在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推估其中約 14 萬名為女性、6 萬名為男性，但分別僅有 3 萬及 9,500 人提出申訴，比例相當低。未提出申訴的主因皆為「當開玩笑，不予理會」、第二則為「擔心失去工作」。
「擔心失去工作」這點很容易理解，也是職場性騷擾最難處理的部分。然而，不分男性女性，當感覺自己「被性騷擾」時，未提出申訴的主因皆為「當開玩笑，不予理會」？是不是跟所謂「開黃腔」的文化、習慣有關？
從小我就不懂，大人「開黃腔」有什麼好笑，大一點會覺得聽到開黃腔（大多對女性）很不舒服，甚至直到現在，還是會聽到街坊鄰居對女性大開黃腔的情況。又或者是被洗腦「對方只是在跟你開玩笑。」或「不要開不起玩笑。」
無論原因為何，我想說的是，當感覺被性騷擾時，卻有很多人都當開玩笑，不予理會，這絕對不是「感覺不對勁」的人有問題，而是社會與文化長期姑息的結果。我相當好奇，若是將這個「開玩笑」的脈絡放到國際新聞，別的國家會怎麼看臺灣？
除了這次王丹及其他被爆出的性騷擾案外，臺大經濟系學生會選舉事件造成的歧視、騷擾與詆毀，也變成是一種玩笑。到底，玩笑與性騷之間的界線在哪？而這些所謂的玩笑，如果傷害到別人，還當作玩笑，我就想問，我們的社會怎麼了？
傷害他人，又不用負責的一群人
王婉諭立委的臉書，因為提出抵制專門散布大量私密、偷拍外流影片 RISU 社團的貼文後，收到了非常大量的惡意留言。
「底下這些留言很低劣、很可笑，但我真正擔憂的是，這些惡意營造了一種有毒的社會氛圍，好像有一群人可以毫無顧忌地傷害他人，而不用負擔任何責任。」在這陣子「臺版 #MeToo 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情況下，隔沒幾個小時，竟又看到知法犯法的警官，在警局用針孔相機偷拍女同事。這聽起來讓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的一樁樁性騷擾事件，真的都是發生在臺灣這座小島上嗎？
答案是肯定的，而上述的警局針孔偷拍案就是在嘉義。某警局警官長期在警局用針孔相機偷拍女性同事，遭被偷拍的女警官發現後舉報，結果居然被局長用關懷的語氣說：「為避免二度傷害，只有 4 個人知道，要不要這樣就好？」
這名遭偷拍的警官指出，「性騷擾案在局長指示下被隱匿，自己則成為同事茶餘飯後談論對象，機關成為二次、三次傷害來源。」2 年內被害人陸續向警政署、保訓會、立法委員、監察院提出申訴及陳情，也在自己臉書 PO 出自己過往痛苦不堪的經歷，質問臺灣對性騷擾是否真的零容忍。
面對性騷擾，頂撞、對抗、對質、揭露，再加上「顧全大局」、「你確定嗎？」、「是真的嗎？」、「要這樣做嗎？」的種種懷疑與打壓，對性騷受害者來說，選擇「算了吧」其實往往會是最容易的選項，因為低著頭不要看，做好自己的本分，就是我們被期待的樣子。
在這個「忍是讚美，不忍被責難」的狀況下，要能夠大膽地說出這件事，到底有多難？記得《人選之人—造浪者》中女主角翁文芳說出的：「我們不要這樣算了，好不好？」是在什麼情境下被說出來的嗎？沒錯，是在微醺的時候說出來的，或許，清醒的翁文芳，也可能沒有勇氣說出這句話。
性騷擾事件為何普遍且難以處理？
電影《她有話要說》（She said）以揭發「#MeToo」為藍本，提出了「性騷擾事件為何普遍且難以處理」這個簡單又艱難的問題。
關鍵一：性，在社會中普遍難以啟齒
對於性騷擾事件難以處理的原因，相信其中之一，是我們的社會讓「性」這件事本身很隱諱。而一件很隱諱、大家避而不談的事情，一旦發生，要如何好好反應？當事者不知所措、被告知的人想敷衍了事，就成了自然的一條路了。
因為隱諱、不碰觸、不教導、不學習的結果就是，在談論有關性與身體的感受時，我們似乎沒有太多詞彙可以描述，再加上性本身難以被討論的「羞恥性」，發生被不當對待或騷擾時，該如何清楚的描述、對待、反應、處理？理所當然將是一件困難重重的事。像我們在教導小孩表達情緒前，要先教導他們辨識情緒，以及學習關於情緒的詞彙，如快樂、傷心、難過、愉快、挫折等。表達跟性、身體相關的事情，也是一樣的道理。
現今對於性騷擾的認定，不管對方的動機為何，只要是有出現「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情況都可以成立。這幾天臺灣 #MeToo 發聲的新聞、貼文中，又有幾個人在事件發生當下，可以立即感到或提出「你讓我不舒服」的反應？
我當然不是在說不能感到、或提出「不舒服」是我們的錯，我要說的是，我們對性、身體感覺的教育，在這 3 至 5 年間，藉由談論兒童性侵害的繪本《蝴蝶朵朵》才開始，發生性騷擾事件後，被害者不說，以及覺得說不出口，不是太正常了嗎？
還記得我在幼兒園跟小朋友講《蝴蝶朵朵》繪本的時候，一名幼兒園老師激動的過來抓住我的手，說：「我現在想起來，曾經有個男的在找我錢時候，在我手掌心劃圈。現在想起來感覺好噁心」，那是發生在她小學低年級的事，距離現在已經隔了 40 年。
「如果是現在的我一定會跟他說，你讓我很不舒服，很噁心。」那名老師在現場，很努力幫我一起跟小朋友說明、練習，哪些事情會讓孩子的身體「覺得不舒服」。
關鍵二：加害者的性騷動機難以確認
當「有權力的謊言」加上來自法律系統的支持，變成對被害者的「二度傷害」，就是我們在《她有話要說》電影中看到，兩名想要揭發眾多性侵害事件的記者，不斷碰撞的那堵「高牆」。
性騷擾事件之所以難以處理，也難以揭發的原因之二，是因為有人說謊。大部分性騷及性侵事件，都是發生在私密的環境中，如果要申訴或舉報，，都需要當事人對質，且被指控的一方多半會矢口否認，又或是直指這一切都只是開玩笑 、沒有惡意、被誤會了。
近期掀起討論熱潮的 Netflix 電視劇《人選之人—造浪者》編劇簡莉穎也指控，自己曾遭中國流亡作家貝嶺性騷擾、強行猥褻。然而，貝嶺面對這些指控，卻反駁稱是簡莉穎在杜撰事件，憑空捏造。對此簡莉穎則反酸：「他肯定是騷擾太多人，所以不記得了。」
#MeToo 運動在全球掀起對性騷擾議題的重視，但這麼多起性騷擾、性侵犯事件，那麼犯下這些罪行的人，他們的動機是什麼？早年他們或許不知道自己越界了，為什麼他們不道歉？有人說職場性騷擾的加害者比起性慾，更多是在追求權力。我不知道，或許權力加強了他們的性慾？有人說，他們像是雄性動物在捕獵動物一樣，是一種生物本能，這或許在一般動物界說得通，但在人類社會這樣的說法沒辦法成立。
我們或許需要更多聽見「他們」的聲音，而這可能得回到前面討論的一大重點，那就是性的「難以啟齒性」，因為性的隱諱不談，讓這些人不知道如何處理自己的性衝動？不知道什麼是「不合適的性玩笑」？還是連最基本的，對他人身體的尊重都不知道？
我在《We can do hard things》Podcast （第 185 集）聽到《沒有聲音的女人們》（Woman Talking）電影導演談到一幕，一群受性侵害的女人聚在一起討論出走計畫，當大家都在談討論「我們」的去留問題，一個小女孩說：「為什麼不是男人走？」其他成年的受害女人都笑了，覺得小女孩提出世界上最無知的問題。
這些成年受害女子選擇了檢討自己、羞愧離開、噤聲隱世，讓擁有權力的加害者繼續在他們的位子上作威作福，說著「我才沒有做什麼，是她想太多了。」的謊言。
關鍵三：證據難以獲得
「你這些拍的不能當作證據啦，不夠啦。」《人選之人—造浪者》中，點出了性侵害事件難以處理的關鍵之三，讓試圖發聲的受害者不斷在需要重複陳述當時發生什麼事時，覺得「鬼打牆」的原因所在。
我在曾經工作的場合，聽到同事接到一通性騷擾求助電話。偏鄉的機構早年有專人負責這項業務，但因為經費、案量不足等種種因素被裁撤。那次我聽見接電話的同事在龐大的原本的工作之餘，接了這通電話，讓我印象深刻，因為我當時頭腦在想，「如果我是那名求助者，我會堅持繼續走下去揭發對方嗎？」而我很知道我自己的答案是，不會。
那時我聽到我同事的回覆大概是：「我知道，你辛苦了⋯⋯你住在哪裡？因為事情發生在 A 地，到時候開庭會在這裡，你可以嗎？程序走起來時間可能會很久，你要先去報案、他們會問你經過、要盡可能詳細，你有紀錄下來嗎？時間、地點？你可以再想想是不是要報案，如果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打給我們。」
我相信，第一線的工作人員，盡力在做事。不過，對受害者來說，要一次次地講出那段不舒服的經驗，同時可能會須承受遭人質疑的眼光，又得提出證據，讓人真的覺得非常困難。
《人選之人》真的掀起大浪了？
從民進黨內爆的性騷擾事情開始，除了很湊巧的剛透過電視劇被大家討論過，大家有一個「好的經驗」、「好的期待」，覺得我們的社會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結果真實世界陸續爆料，告訴我們事實根本不是如此。
好加在我們有一個「好的劇本」在前面，它或許是一個召喚，或許是一個示範，讓我們知道，面對性騷擾等案件，我們其實也可以好好處理。
「此時此刻可能是我們扭轉臺灣社會『性別平等』的重大轉機。」臺灣的 #MeToo 來了嗎？我們準備好了嗎？我看到很多人在呼喊「我們需要更多翁文方！」但我們每個人也都可以成為翁文芳。我們可以練習聽到有人被性騷擾，先練習接住好好地聽對方說，不要妄下評價。
最重要的，我其實最希望，藉由揭露一個個「性騷擾」事件，讓真的不清楚、或想要假裝不清楚「什麼是性騷擾」的人，好好學習。要讓他們知道，侵犯別人、傷害他人，是嚴重的犯罪行為，而且，會有後果！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梅緣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