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林廷翰
5 月 8 日晚間，基隆市一名 17 歲少年先騷擾正在購買鹹酥雞的女子，立即遭阻止，後又因搭訕另一名 20 多歲女子不成而暴打該名女子，造成受害人左眼窩骨折，且眼球下滑。當月 10 日，警方協同少年之法定代理人到學校將其帶回警局調查，少年坦承犯案並表示後悔，現已依妨害自由與傷害罪嫌將其移送少年法庭審理。
針對本次案件，基隆市議員吳驊珈在議會提出案發地點監視器故障，造成治安死角，市府也承諾會儘速加強監視器妥善率與夜間照明效能。筆者認為修繕硬體設施固然重要，給予被害者身心健康上的支持亦不能少，心理專業人員的協助更是不可或缺，如無適當專業介入者，此創傷事件可能影響被害者餘生，甚至成為精神疾患的壓力源。
看見犯案背後的動機
據媒體報導，高中少年的家人表示，該名少年平時內向、乖巧，當晚可能是被「煞到」才會失控施暴。若家屬說法屬實，筆者推測該名少年在案發前可能正經歷重大事件，如校園霸凌、同儕壓力等，這是因為人們在經歷重大事件時，往往會產生「戰鬥或逃跑反應」，亦極有可能做出異常行為，進而有騷擾、暴打等行徑。針對此部分的防治，與「心理健康」、「壓力處理」較有關。
至於在騷擾被拒後選擇施暴，可能是出於自信心受損、受媒體所傳播的錯誤觀念影響（如：「女生說不要就是要」）、同儕壓力（如：相互比較搭訕多少位女性）等等，又或者是不知道如何適當表達「愛」或「欣賞」。
我國 107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於審議綜合活動領域時，決議把情感教育納入該領域，且應從國小開始教學，並新增「健康情感表達和互動」至課程目標。
雖然自小學便須教授一定時數之情感教育，但在實務執行上，時常遇到以下四類狀況，本文將針對我國「情感教育」的實施現況與困境，進行分析。
作者按：由於本案嫌犯為未成年人，故在此呼籲民眾勿過度獵巫，應本著《兒童權利公約》及我國《少年事件處理法》之精神，保護心智可能尚未健全的未成年少年，讓未成年能有機會改過自新，切勿公開該名少年過多個人資訊，若已有公開之資訊也希望能確保其被遺忘權。筆者並非認同妨害自由、施暴之行為，亦十分認同少年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同時也對受害者們感到十分惋惜，不過，筆者認為比起過度咎責，更重要的是要找出犯案背後的動機，進而試圖降低相似案件再發的可能性。
一、家長對情感教育的迷思
受到中華文化影響，我們時常會將「愛」視為彆扭之物，亦有許多家長認為愛的本能是與生俱來的，太小的小孩不須學習那些情愛之事，上了大學、出了社會自然而然就會了──但，真的是這樣嗎？
人們面對感情的態度，很多時候都建立在原生家庭與個體所建立的依附關係，而原生家庭所給予的照顧、支持，也幾乎都是直接複製上一代的教養模式，極有可能建立相同的依附關係，倘若此依附非安全依附，孩子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如何愛人與被愛。
即使建立了安全依附、打好了面對感情的基礎，人們仍需要接受情感教育，因為「環境」也會對情感產生重大影響，若身邊的師長、同儕都對愛避而不談，有可能我們會將自己愛人的能力封閉，此時校園裡的情感教育便十分重要。
二、授課時數偏低或內容不符需求
教學現場中，教師研習內容通常較著重在法令宣導、性騷擾、性侵害等議題，在性別平等教育所規範短短的授課時數下，教師們當然會希望著重於讓自己的學生「不要觸法」，對於情感的基礎能力因此相對被忽視。然而，這樣子的教學內容時常無法貼近學生生活，多數學生會認為這一切都離自己很遠。
以師資來說，負責授課的講師多為相關專業的權威人士，而過度的專業、學理，更會讓學生難以放下對老師既有的距離感。筆者認為授課模式須同時保持專業、輕鬆幽默，亦須貼近學生實際需求並讓學生「有感」，營造與學生亦師亦友的氛圍，較有助於情感教育的學習成效。
三、知識學而不用
「學而不用」的成因，除了上述內容不符需求、教學方式較具權威感之外，在情感層面，學生主動思考意願通常較低落，不那麼勇於表達自己的情感，故如何將情感教育融入「其他課程」，讓學生更能將知識類化、應用至實際生活情境，尤為重要。
另外，部分正在關係中的學生，對相關課程時常感到敵意，認為課程是在「斬桃花」，進而抗拒學習。此時，講師的帶領技巧必須依據現場學生的反應即時做出相應調整，例如：課程開始前可以先營造安全的表露空間，讓孩子願意表達自己是否正處於交往關係；也可以適當肯定孩子，讓學生們先卸下心防，並重申學習情感教育的目的。
四、校園輔導資源不足
在我國長年以來的升學主義下，教育部雖喊著「適性揚才」的口號，實際上升學卻仍以成績為評斷標準，不論是普通教育或技職教育均是如此，情感教育往往會被忽視，一直到有重大社會案件發生時，方有少數人關注。然而，提升孩子內在處理的軟實力豈是短時間能完成的？這些學習是我們都需要花一輩子來學習的，更遑論是情感經驗稍少的孩子們。
至於青少年犯罪防治方面，即便有社會安全網，仍有許多孩子會被遺漏。《少年偏差行為預防及輔導辦法》中定義的「少年偏差行為」種類多樣，包括施用毒品、攜帶槍械等，甚至是超過合理時間持續使用電子產品。
而現行學校三級輔導機制，分為發展性、介入性以及處遇性輔導，當孩子開始出現偏差行為表徵時，即須進入第二級的介入性輔導，由校園輔導老師進行輔導。不過實務上，校園輔導資源極為有限，據報導，以新北市為例，高中職輔導老師平均約服務 324 人、國中輔導老師平均約服務 405 人、國小輔導老師則平均服務 649 人，可見校園輔導資源並不足以支應有需求的所有孩子。
然而若本案少年性格、日常行為與家屬描述相符，則該少年應屬第一級，平時僅會接受到全校性／班級性的預防活動。若少年正在經歷重大事件、自認需要尋求心理專業人員協助，但學校跟家長均否認其需求，不讓其接受專業協助的話，依照現行社會安全網制度，該少年是無法接受任何專業介入的，如此一來，「如何才能接住所有孩子」是現今社會安全網亟需正視的課題。
身為家長可以怎麼做呢？大家可以敏感覺察孩子細微的改變，不管是穿搭、生活作息或飲食習慣，都可能是孩子面臨危機的警訊。家長可以適時關心，讓孩子知道自己是被支持的，但同時也給孩子適當的自主空間。當孩子的情緒較為高漲時，可先讓其稍作冷靜；待情緒較為緩和時，再與孩子討論最近發生的事，並善用溝通技巧，理解孩子需求，試著提供現有資源以支持。
這樣的支持模式需要靠親子之間長時間的練習與磨合，或許一開始家長不太會掌握與孩子討論的時機點，但透過孩子的反應來當作回饋，相信家長們能愈來愈上手。
最後，性暴力不是只發生在生理男性對女性，所有性別（涵蓋不同性別認同者）均有可能成為加害者或被害者。民國 111 年 6 月《跟蹤騷擾防制法》施行後，明確定義 8 種跟騷的行為樣態，若發現自己遭特定人士反覆跟蹤可報警，警方可給予效期兩年之書面告誡，兩年內若再犯可聲請保護令。相信在《跟騷法》施行後，有助於減少不當跟蹤與騷擾行為。
不過，上述法律所執行的前提為「有跟蹤或騷擾行為」，但若要從更前端的情感教育著手預防，教導孩子如何面對、處理自己的情感，並以適當形式表達自己對他人的愛與欣賞，甚至是掌握人與人互動間的界線，相信對於提升孩子內在處理能力與性暴力防治，會有更顯著的成效！
《關於作者》
林廷翰
現為基隆市青年事務委員、兒少代表顧問，曾任行政院／基隆市兒少代表以及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實習生，現就讀輔仁大學職能治療學系輔修兒童與家庭學系三年級，亦修讀醫事爭議溝通與處理學程，長期關注心理健康、兒少／身障權益、家庭教育與性別平等議題，目前亦持續演講與撰寫觀點投書。曾榮獲新北市大專優秀青年、輔仁大學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宗獎學金等獎項。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