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Yvonne
前幾日，有位從北京來的朋友來香港探望我。帶她參觀完我現在的學校──香港大學，她對我說：「這好像一個戰後重建得很好的城市。」
自從中國從 2023 年初取消疫情管控的相關措施之後，旅遊陸續放開，香港的幾個購物中心區──銅鑼灣、尖沙咀等，也在近幾個月湧現了前來購物的遊客和旅遊團。過去 3 年這個城市所經歷種種動盪都似乎一筆勾銷，香港人們也放棄了去追問，或者是要求，只得選擇離開，或者習慣現在的新繁榮。
大學街現在的樣子，攝於 2023 年。圖／Yvonne 提供
一座充滿創傷的校園，還剩下什麼？
香港的口罩令在今（2023）年 2 月底解除，似乎是突破了和疫情連結的最後一道屏障。在港大校園裡，一切都回到了 3 年前的設定：教室不再有人數限制、學生與教授之間不必再隔著口罩交談、社團們都開始在校內佈置及宣傳。
當一切都回歸常態，人們必然不願再回憶起之前的動盪。比如一年前 Omicron 變異株肆虐，香港一度再次封鎖，而學生們又一次被迫回歸到遠距上課的模式。又比如在將近 4 年前，校園民主牆上貼著滿滿當當的文宣、地板上用油漆所公正噴出的「時代革命」字樣，以及還存在著並且時不時在選舉、演說的港大學生會⋯⋯有太多事情就這麼不明不白地被翻了篇，它們好像不值得被紀念一樣，就這麼自然而然地從港大學生的記憶裡被拿走，而大家似乎也在日復一日中所習慣。
去年 11 月底，中國各大城市掀起規模不小的白紙革命，反抗當局以連月封城所做的防疫要求。香港並沒有出現任何大規模遊行示威，僅有在中環街頭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園出現小範圍的聲援活動。
在香港大學，在 11 月 27 日也有一行學生在校園入口悼念在烏魯木齊火災中喪生的居民。他們手舉白紙、身穿黑衣、頭戴黑帽，一行不到 10 人沉默地在校園門口站了將近半個小時。由於他們的裝束不禁讓人們想起 3 年前的活動，港大的保衛十分警戒，不久便叫來警察。所有人的身分證件和學生編碼都被警察記下，隊列也在警察到來後散去，他們會被追究什麼後果，我們無從得知。
在當時的幾場聲援活動中，在港的中國學生佔了大多數。有許多身邊的同學，包括我自己，在那個當下都感到極深的無力感。
當時參與了聲援活動的研究生 Lorine 告訴我（註），響應的大部分是女生。「我們都很緊張，拿著白紙的手都好像在抖，因為香港不再像以前那麼安全了，其實我們也不清楚我們這麼做的最終後果會怎麼樣，」但是她說，「看著社群媒體上不斷刷新的貼文，看著在大陸的同學都為了爭取基本的人身自由站了出來」，在香港的她更應該要響應。
在香港關注這個事情的人不多，大多數港人也不如以往那麼在意一些社會事件了，Lorine 說道。
在今天的香港，學新聞還有出路嗎？
想記錄下港大的變化，也是出於自己的專業上的本能反應。
港大的新聞專業以實踐為主，老師也大多是在英文媒體工作多年的資深記者，而他們對學生的要求從剛入學開始便就好像「編輯」對「記者」的要求一般。很幸運的是，新聞學院開拓了我眼界的廣度，充足的資源鍛鍊了我作為記者所需具備的採編、拍攝等實用技能，我們也得以在校園的環境中觸及一些現在市面上並不一定可以去做的內容和選題。
但我在升上大三開始，逐漸有這個疑問：現在的香港新聞界還能做這些嗎？我們離開校園後還有這樣的土壤嗎？
答案，好像是沒有。
自從我 2019 年入學港大新聞系以來，香港新聞業的生態已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紅線的拉緊，導致許多本地中文媒體紛紛結業，並且面臨「串謀發布或複製煽動刊物罪」的指控。當中，最出名的要數 2021 年以國安法為由拘捕多名《蘋果日報》高層並凍結《蘋果日報》資金流，導致其資金斷鏈，被迫停刊。
同樣是 2021 年，《立場新聞》總編輯及 4 名高層也以同樣理由被捕，是自 1997 年以來香港首宗傳媒被控煽動的審訊。2023 年 4 月 4 日，距離《立場新聞》停運已屆 462 日，《立場》前總編輯鍾沛權完成 36 天的作供後，案件休庭待續，將於 6 月 19 至 21 日作結案陳詞。
對於新聞學子而言，這無疑是不寒而慄的。在我們必修的 media law 課程中，我們都知道記者或傳媒機構所面臨的指控往往會和誹謗中傷、或保護消息來源一類的「藐視法庭罪」有關。但自從國安法推出以來，記者也要面臨「煽動罪」，這是對於我們學生和教授而言都始料未及的。我是在 2020 年，即是國安法剛好推出的時候上了這個課，教授特意花了好幾節課時間來向我們解釋這個法案——但她發現她也解釋不了，因為當中對於媒體存在太多灰色地帶。
與此同時，英文媒體也在逐漸縮小香港分社的規模。自從國安法推出以來，開始陸續出現部分外國記者不被香港政府批准獲發簽證的情況。誠然，西方媒體也有他們的目標，因此也在這方面下了不少篇幅，描述香港逐漸不友好的言論生態。
我一度很絕望，在入讀這個專業的時候，我們只知道傳統媒體式微，紙媒發揮空間不大。但如今政治紅線逼近，在香港還有做新聞的餘地嗎？
鄰近畢業，我也摸索出了一些答案。
更分散，卻更獨立──重新定義新時代的「記者」
記得在我們港大的課堂中，有一位授課老師是資深香港調查記者，在知名中文媒體工作了十幾年。她曾告訴我們，在調查報導中，香港曾經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香港的公司檔案及房地產買賣紀錄，都較中國或其他一些亞洲國家來得透明。
比如，在 2012-2013 年這段時間，許多記者扎根香港進行調查，因為薄熙來妻子谷開來的姐姐谷望江及薄熙來之兄薄熙永均在香港有龐大的人際網絡和業務。因此，新聞自由也不僅僅是涉及到言論的紅線，還有一些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索取資料的便捷程度以及群眾對於公開資訊的保護意識，也決定了言論生態的質量。
當之前一些較為穩定、具結構性的新聞機構（如《有線新聞》中國組、《立場新聞》等）因為國安法被迫解散後，香港的記者似乎變得更加分散，也更加獨立。這可能不代表這個行業的衰亡，而更多的是需要時間重整、適應新時代記者的定位。
記得教授也在課堂上講過：「記者重要的是產生內容，這個不需要我們隸屬於哪個組織，作為一個個體也可以做到。」我的確覺得現在的香港新聞界便是這樣的，一些組織的解散促使記者們更加自發地去創作，即使官方的途徑不被允許，社群媒體的作用仍然很大。例如在 Instagram 上營運的《法庭線》，就是法庭記者自發組成的新媒體平台，為香港讀者帶來法庭紀錄和報導。
紙媒時代、電視台、雜誌等傳統傳播方式的影響力逐漸削弱，記者現在需要適應的平台，或者說更好能與讀者對話的平台，就是社群媒體等的一系列新媒體。這一方面是因為香港言論環境收緊，而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其實也是整個言論生態、人們接收資訊的習慣還有科技公司的發展和博弈，都在以整個世界的範圍改變著記者的記錄方式。
這可能是前輩留給我們的一個開放式命題：在這類平台之下，我們該怎麼去做新聞，之前的標準該如何解讀和遵循？更重要的是，當團體被瓦解，傳遞訊息的時候更依靠個體的力量時，專業的培訓和前後輩之間的引導該怎麼傳承？這也是我作為一個即將畢業的新聞學生，仍然在疑惑的問題。
只不過，如果萬事都從大環境的角度出發去思考個人的際遇，似乎只會把自己困住。現在我可以做的，就是從記錄身邊的人開始，記錄這個我學習、生活了 4 年的地方。
註：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的 Lorine 為化名。
《關於作者》
Yvonne
香港大學新聞系本科，即將前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進修傳播學。目前最想要做的事好像就是記錄當下的中文世界，或者向世界訴說中文世界的故事。特別關注中國發展與大國敘事之下小人物的生活，也希望能夠為他們記錄。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