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曹宇程 Tsao Yu-Cheng
近年來，「2030 雙語政策」（Bilingual 2030）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成為我國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之一。蔡英文總統明確揭示，將臺灣於 2030 年打造為一雙語國家，於是，政府登高一呼，雙語政策彷彿頓時成了一門顯學，全臺各地的雙語學校如雨後春筍般湧現，而家長對於雙語教學更是趨之若鶩，亟欲跟上此波雙語教學的浪潮，深怕孩子在學習上輸在起跑點，不利於未來的就業競爭力。
然而，令人感到好奇的是，這樣一個足以撼動數個世代的宏大教育目標，牽連著臺灣下一代的教育方針，究竟對於我國的長遠發展是利是弊？而雙語政策是否存在某些問題？在現行運作中又碰上了哪些難題？而我們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推動 2030 雙語政策的現行難題
在國發會與教育部等跨部會共同提出的「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之中，明確揭示了雙語政策的主要兩大願景，分別為：
一、培育臺灣人才接軌國際
透過強化人才的雙語能力，提升我國人才在國際舞臺的競爭力以及國際化思維。
二、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深耕，讓臺灣產業連結全球，打造優質就業機會
藉由雙語政策，呼應國際企業來臺投資設點，讓具備雙語能力的臺灣企業，可連結全球，拓展國際商機，並進而打造國人優質的就業機會。
而在實際執行的層面上，則是依循著「教、考、訓、用」四項原則，落實六項目標，包含：
一、加速推動高等教育雙語化
二、均衡完善高中以下教育階段雙語化條件
三、數位學習
四、英檢量能擴充
五、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
六、成立行政法人專責推動
儘管在政府所推動的政策方案當中，似乎擘劃了一幅相當理想的宏大願景，但在看似縝密的政策規劃裡，一旦進入到實際執行階段，加上強求在 2030 年便要達成如此目標的情況之下，種種問題便開始一一浮現。筆者試整理出以下幾點我國現行雙語政策所遇上的難題。
難題一：雙語教育，教師哪來？
雙語政策，其面臨最迫切的問題，無疑便是雙語師資的缺乏。以臺北市為例，根據《臺北市雙語教育白皮書》，其預計在 2026 年，全北市的國中小、全中學皆要轉型成為雙語課程，採兩種教學模式，以 1/3 課程進行雙語教學，或是每週至少增加一節英語融入領域課程。
目前北市一共有 51 間學校已經開始推動，111 學年度將會增加至 79 所，預計到 2026 年，全臺北市的國中小學還有完全中學，總共會有 210 間學校將轉型成為雙語課程學校。然而，在雙語師資的現況上卻是相當令人憂心，2020 年，針對雙語師資的國中小教師聯合甄選僅有 22 人通過，招聘到的人數遠低於缺額；而 2021 年北市國小教師聯甄開缺 100 個名額，初試則僅有 33 人報名。
這樣的現況，紛紛反映出教育現場上雙語師資供不應求的情形，儘管目前已有包括師大、北教大等 9 所大學開辦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包含 2020 年也首度開設在職雙語增能專班，但雙語師資投入的現況依舊令人擔憂。因此，這樣的情形不禁令人好奇，政府所訂下的 2030 雙語國家目標，時間已是迫在眉睫，如何能夠克服師資的缺口？
在執行層次上，雙語政策的誘因不足、門檻過高，分別成為阻礙教師踏入雙語教學的阻力。一名雙語教師既要擁有合格教師證，英語能力還得通過「歐洲共同語言參考標準」（CEFR）B2 等級門檻。此外，現行的雙育政策框架，缺乏一個統一的雙語課綱，也沒有雙語導向的教材，這些額外的準備，全得憑教師以一己之力加以開創。如此龐大的工作壓力，同時在待遇方面又未見顯著區隔，擁有類似能力的人才何以會想要進入該領域貢獻一己才能？而在職教師對於雙語培訓的興致缺缺，更是不難想見。
根據統計，當雙語政策要完全落實，未來將會需要多達 3,800 名的雙語師資，距離目前不到千人的師資現況，差距甚大。如何在未來不到 10 年的時間補足人力缺口，勢必成為一大難題。
難題二：雙語政策鞏固了優勢、排擠了弱勢？
教育平等的議題，歷來是社會相當重視的一環。而當雙語政策引入到教育現場後，依然不得不面臨同樣的問題。
在都會區，為了因應國家政策潮流，並一心為了所謂「下一代的競爭力」著想時，雙語學校往往使家長排隊搶破頭，想讓自己的孩子進入就讀，尤其許多口碑良好、知名度高的私立名校，更是一位難求，甚至有錢都不一定能念得了，彷彿就讀雙語學校，便成為了一種「身分象徵」。當雙語學校數量有限，但需求量持續增加，不用提弱勢家庭的孩子光是在學費負擔下，根本不可能進入所謂的私立名校就讀，或許連公立的雙語學校名額，也連帶會受到排擠。
另一方面，在都會區與偏鄉地區的比對中，考量到偏鄉辦學難度、教學師資的匱乏等等，偏鄉地區的孩子要能接受雙語教學更屬不易。儘管政府相關部會提出要以數位化的形式彌補偏鄉地區教育資源的不足，但殘酷的現實是，當都市與偏鄉的資源差距一再拉大，都會區的虹吸效應持續擴大。於是，師資不想進入偏鄉任教，偏鄉留不住在地學子，青年出走的現象，也造成了偏鄉競爭力持續弱化的惡性循環。
難題三：當雙語教學成了「只重數字」的指標？
隨著許多學校紛紛掛起雙語學校的招牌，無形中，也成了地方教育局處及其他學校的隱形壓力。儘管目前教育部並沒有強制所有公立中小學都必須執行雙語教學，但為了拿出漂亮的政治成績單，常見地方首長主動要求各地學校，達成短時間內難以執行的目標，形成揠苗助長的效應；另外，學校為了招生，也迫切希望藉由打著雙語教學的大旗，吸引家長的目光，促使學生入學就讀，卻忽略了學校本身是否經過通盤的考量、縝密的規劃，具備雙語教學的能力。貿然轉型為雙語學校的結果，犧牲的往往是學生的學習品質。
不得不直言，統計數字對於政策有一定的意義存在，但並非唯一的依據。學生在第一線的學習環境、教室的課堂氛圍、師生的教學互動，很多都是表面數字所無法呈現的。因此，當雙語政策成為了只看重辦學數字的 KPI，而忽略實質的教學效果與品質時，對於下一代的教育其實幫助極為有限。唯有當教育是為了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生命，而不是大人們的績效時，才是政策理念真正落實的那一天。
接著就來討論，「雙語政策」可能有哪些神話與迷思？
迷思一：雙語政策能兼顧語言發展、專業學科學習？
毫無疑問，雙語政策的一大目標便是要藉由營造雙語的學習環境，使學生具備更豐富的英語學習環境，並提供更多使用英語的機會。然而，在臺灣現行的教育制度底下，升學導向、考試引領教學的現狀並未改變，對於一名教師而言，若要以雙語進行教學，又要兼顧專業學科內容，無疑是備感壓力──從老師的角度出發，平時要以母語向學生傳授課堂知識，使其能夠全盤吸收理解，都已是不容易的挑戰，若同時又要導入英語授課，學生的理解程度能到多少？又怎麼可能在有限的時間內應付課程進度？
而針對語言發展與學習的關聯，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廖箴浩曾直言，雙語國家政策恐怕會扼殺學生的創造力。廖院長強調，語言的結構形成我們的認知或世界觀，也深深影響著人類的思考模式，沒有扎實的語言基礎，無法有高層次的思考。在雙語政策藍圖之下，理想的模式是國人具有同等優秀的雙語能力，但現實往往並非如此，雙語使用者仍會有一主要語言，而我們得以奠基於該主要語言，發展我們本身對於知識的建構，並進而產生高層次的思考。
但是，當雙語政策的口號一呼，家長想著的是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上，而從幼兒園階段便讓小孩進入雙語環境，但人們忽略的是，過早接觸外語環境，使得孩童發展自身細膩語言的機會遭到扼殺，連帶影響到日後成長對於知識的理解，最後，不但落得中英文皆平庸，也削弱了下一代的創造力。
因此，我們是否應該深切反思，當雙語政策的效果導致了專業學科學習的弱化，這豈是雙語教學的原意？在喊出雙語口號的同時，我們是否將因小失大：因為雙語而導致了母語弱化、認同混亂、階級惡化、學習不足、創造力衰退？這真的是國人所樂見的嗎？
迷思二：國人英語力＝國家競爭力？英語力＝國際觀？
回歸雙語政策的初衷，我們不禁想要詢問，究竟該政策制定的原因與所欲達成的目的為何？根據政策主要制定者國發會，於「2030 雙語政策整體推動方案」所揭示的願景之中，可以發現其中最為重要的目的在於「提升我國人才競爭力、增進全球思維、增加國人優質就業機會」等概念。這樣的思考看似直觀，然而是否真正具備邏輯？
根據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的 2021 年全球競爭力排名，在 64 個進入排行評比的國家當中，臺灣於排行榜上排名第八，甚至高於美國、加拿大、英國等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而排名在臺灣之前的 7 個國家中，只有新加坡是以英語作為其官方語言。此外，在全球 50 多個以英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當中，僅有不到 10 國名列該項排行榜之上。
我們必須承認，國人的英語能力，與一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並非毫無關聯，但彼此之間是否呈現絕對的正比關係，實在難以認定。再舉一例，在國人的普遍認知中，日本人的英語能力普遍不高，其整體平均英語能力也確實不如臺灣，但是，我們是否會因而認定日本在國際間的國家競爭力低下？答案應該是否定的。
在下篇文章中，將繼續討論「雙語政策」有哪些迷思，並試著為避免「雙輸」局面、迎向「多贏」結果，提出具體的建議和方向。
下篇：分析 2030 雙語政策（下）避免「雙輸」，迎向「多贏」！我對雙語教育的四大建議
《關於作者》
曹宇程 Tsao Yu-Cheng
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師資生。為一名於彰化出生長大，北上至台北念書的異鄉學子。關心教育相關議題，可能也由於自己是政治學系的背景，對於議題的切入角度容易帶著較強的批判意識。儘管如此，仍希望能在自己尖銳的文筆之下，蘊含著一絲溫暖，替社會帶來些許正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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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