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際間爆發中國的「間諜氣球」事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Jens Stoltenberg）更提醒，必須對中國在世界各國運用網路、衛星等方式的情報活動保持警惕，這也讓間諜活動再次成為大家討論的焦點。
不過，談起諜報相關形象，相信不少讀者腦中首先浮現的，不一定是真實歷史，反倒是膾炙人口的影視作品──如間諜經典《007》系列電影，與主人翁詹姆士龐德（James Bond）；抑或是《金牌特務》系列中的紳士風範間諜。然而，這些好萊塢經常展示出的諜報人物，看似帥氣、英勇，卻可能與真實世界裡的情報人員，有很大不同。
本文將以近期上映的電影《開羅謀殺案》（Boy from Heaven），與已故英國諜報小說大師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著作為例，剖析脫下好萊塢光鮮亮麗外衣後的情報工作，可能有哪些辛酸與血淚。
- 小提醒：本文將提及部分電影劇情
間諜角色的真實困境
電影《開羅謀殺案》在臺灣於 2 月 10 日正式上映，故事聚焦於埃及少年亞當，進入了伊斯蘭世界最負盛名的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就讀。但由於該校是伊斯蘭教遜尼派的權力中心，電影描繪埃及政府如何透過間諜、特務進入校園，試圖左右人事安排，而亞當就在這場諜報戰中，意外被吸收成為間諜。
本片在坎城影展獲得了最佳劇本大獎，就是靠著片中間諜工作之路的曲折安排：亞當身為一位漁家之子，身家清白乾淨，正好成為情報機構眼中的最佳人選。
電影開頭第一幕，導演便用不到 15 分鐘的時間，乾淨俐落地拍出亞當對父親的尊重，再用一場兄弟被連坐處罰的戲，描繪亞當與哥哥、弟弟的緊密情感。然而，單純的他一心只想研讀宗教經典、關心家中的親人，並無意捲入政治權力鬥爭，卻在踏入情報機構後難以全身而退。
隨著故事發展，亞當被埃及國安局的上校以言語威脅，若不完成任務，家人、朋友可能都會不保；電影亦相當巧妙地經營這位上校的故事線，一再以影像暗示上校的家人，他若未完成本次的計畫，同樣也會面臨威脅，與亞當的現況遙相呼應──當擁有家人的情報人員夾在政府、家人、友情、自身性命之間，情報人員或許早已失去自我，只能成為在夾縫中求生存，臣服於官僚制度下的無情機器。
更甚者，若完成任務後，恐怕也是死路一條。電影結尾的高潮之一，便是亞當完成任務後的情況，過去為了國安局鋌而走險，但最後他們卻只想將亞當殺人滅口，只因他不再有利用價值。這或許就是情報人員的悲哀，即便放到現今國際社會亦相同──若對國家仍有用處，即便要勞師動眾、安排換囚行動，國家也要保護情報人員，更會被拿來大作文章宣傳；然而，更多的時候，那些從未在史書中留名的情報人員，或許才是最悲劇的存在，可能為國奉獻，最後卻客死他鄉。
而這樣的角色原型，和約翰勒卡雷筆下的間諜角色，有幾分類似。
勒卡雷小說的人物悲劇
約翰勒卡雷是知名的間諜小說家，在轉往文壇之前，曾經於英國軍情機構服役，後因身份遭雙面間諜洩漏，被迫離職。由於曾經從事情報工作，勒卡雷的小說雖為虛構，但相當貼近冷戰時期的實際間諜日常。
勒卡雷筆下的間諜人物，通常有著難以圓滿的缺憾，甚至會成為大國角力、意識形態掛帥的時代下，被操作的悲劇角色，正好呼應《開羅謀殺案》中亞當的遭遇。
以《摯友》（Absolute Friends）一書為例，主角泰德擁有著完美學歷，在牛津大學求學，卻因為到德國交換期間的一場學運意外，使他日後被吸收成為間諜，從此人生被搞得四分五裂。因為間諜工作，他失去了妻子、無法好好陪著孩子長大；他沒有正常的交友生活，僅有另一位被他稱為「摯友」的雙面間諜沙夏，兩人在動盪的時代下為情報單位奉獻。
泰德在柏林圍牆倒塌後的經歷，彷彿是《開羅謀殺案》亞當的歷程寫照。沒有人記得泰德做過的犧牲，他也不能提起那段往事，得過著已經被打亂的人生。在故事結尾，更被作為大國、軍火商間的魁儡，被誣陷為恐怖份子，含冤而死。
當間諜沒有用處後，最後的用處就是被拿來當作代罪羔羊；正如同《開羅謀殺案》中國安局官員想讓亞當擔下謀殺罪嫌，藉以掩蓋國安局的骯髒手段。
由此來看，比起詹姆士龐德總是享受與「女郎」共處，或是《金牌特務》裡伊格西被「金士曼」拯救的人生，情報人員的一生，恐怕更有可能被各種勢力所操作，並非全然地美好。
然而，《開羅謀殺案》卻運用片中的宗教元素，為間諜故事中的意識形態對立，找到了另一個出口。
被埃及政府封殺
若看過本片的讀者，應該會對片中盲眼長老所言「窺見真實」、「世人處理無法理解的事」的智慧箴言，以及主角亞當最後在偵訊室所說的故事，感到茫然不解；若從伊斯蘭的宗教觀來看，或許就能夠加以解釋。
在《古蘭經》當中，先知穆罕默德在第一次啟示（The First Revelation）所接收到的第一個字，就是「IQRA」（閱讀），揭示了伊斯蘭信仰對於「知識」與「求知」的重視。片中盲眼長老與亞當，各自分別透過馬克思的經濟學名言，以及穆罕默德的故事，延伸解釋了教義中的知識觀──無用的思維是盲目的，若世人能窺見真實，有些事便能不清自明。
回到本篇的間諜主軸，這樣的概念，放在片尾兩人放棄揭露國安局的陰謀之後，實在是導演對埃及政府的一大諷刺，彷彿在告訴埃及政府：你們的舉動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不清自明。若聚焦將此概念放在間諜角色身上，也是對情報人員的一介撫慰──因為諜報工作的犧牲，明者自然看得清晰，不求人知。
盲眼長老雖盲了眼，卻看得比誰都還清晰，好似成為創作者意識的投射。埃及裔瑞典導演塔利克薩利赫（Tarik Saleh），不但針砭埃及政府、拍出諜報工作的曲折，更反身思索自身文化認同。這也難怪，本片雖在法國賣出極佳票房，卻被埃及本土封殺。
之後讀者朋友若再看見間諜相關時事，不妨提起書本、點開電影，從勒卡雷的小說中體會間諜工作之「辛苦」，也從《開羅謀殺案》的諜報事件中，看見更具深意的宗教觀。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