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大戰才剛結束，就已經開始朝向這個過渡期前進。當時擊敗希特勒的蘇聯軍隊士兵，也在這場戰役中認識了歐洲，在他們重回家園時滿懷期望，希望在勝利已得、和平已至的日子裡，所有戰時的艱辛及苦難都能夠獲得補償，並享受甜美的勝利果實。
他們對國外的高生活水準感到訝異，包括戰敗的納粹德國。隨著士兵返鄉，不僅將所見所聞帶回家鄉，也將一批又一批來自解放及佔領區的物品，無論是家具、服飾、鋼琴、電影，甚至連香水都有，一一被帶回工人的祖國。
不過，沒想像中那麼快，他們還得等待。期盼中的美好生活，必須等到獨裁者死掉之後才可能開始。
香水，百花齊放
1957 年，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World Festival of Youth and Students）在莫斯科舉行，成千上萬來自各國的年輕人令莫斯科一變而成國際大都會。人類史上首位進入太空的宇宙人（Cosmonaut）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也讓蘇聯有了一個既年輕又充滿魅力的國家英雄。
這是一個對未來充滿信心且自信滿滿的時代。坊間的諷刺雜誌力抗這些「不夠蘇聯」、「不夠愛國」以及「頹廢喪志」的現象，但終究不敵時代潮流。穿梭在紅場上的人潮打扮得像迪奧的模特兒一樣，有如飛蛾一般，或像從遙遠星球來的奇妙天外客。
在如此的社會氛圍下，「蘇聯香水的黃金時代」於焉興起，而且指的不只是驚人的生產數量及噸位數據而已。「解凍」的年代一樣也有屬於它的氣味：香味的光譜大為擴展，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品味與方向，五湖四海的氣味終於飄進閉鎖已久的帝國，並反映出「解凍」年代，以及宣示「和平共處」政策下的重大意義。
這些香水有的以大自然之美命名，例如「珊瑚」、「水晶」或「琥珀」；有的以文學作品為名，例如普希金的《沙皇薩爾坦的故事》或是《一千零一夜》裡的王后「莎赫薩德」，也有神話中的人物，像是「參孫」、「普羅米修斯」或「出浴的維納斯」。同時，也有愈來愈多較為私密及親昵的名字，像是「薇奧麗塔」、「薇若妮卡」、「奧克薩娜」，或者「獻給你」還是「只有你」等等。
後史達林時代的香水名稱多半相當浪漫或詩意，且與私人生活相關，像是「婚禮香水」、「詩篇」、「生日快樂」等等。除此之外也反映了蘇聯這個多民族國家的多樣性，像是「我的亞塞拜然」、「家鄉哈爾科夫」或是「向晚的利沃夫」。
從香水反映出的社會文化多樣性
帝國的多樣性同樣反映在香水瓶上，塔什干香水廠推出的產品名稱會是「古爾──埃米爾」或「雷吉斯坦」，提比里斯廠的產品就會叫做「伊維莉亞」，而烏克蘭出產的香水，就會搭配充滿烏克蘭民俗風格的香水瓶。
這時期香水的種類之多，以及香水瓶身設計之推陳出新，屢屢令人驚訝，藝術家及設計師發揮不完的想像力，似乎全用在香水瓶及其包裝與禮盒的設計上。
但所有設計師以及蘇聯境內二十餘位調香師，全都沒沒無聞地隱身在「工作小組」的標籤之後，而藝術家協會一萬六千名會員，卻一一列出名字，這種狀況令像多爾戈帕洛娃這樣的行家忿忿不平，認為實在太沒道理了。
在 1970 年代，蘇聯香水工業推出了約 700 種香水，以及 450 種化妝品。這個數字自然無法跟革命前相比：單單萊特公司就有 675 種產品。1960 年代初期在科技崇拜的熱潮下，甚至在街道與廣場上設立自動噴灑機：投下 15 戈比，紳士們就可以享受「超級噴霧機」幫自己噴灑古龍水。
恐怖的年代讓外國品牌大舉進入蘇聯
儘管在自動化生產、化學工業化及設計方面有長足的進步，但計畫經濟的天生缺陷仍然留下問題，像是粗糙的標籤設計、品質低劣，產品甚至出現打磨水晶或上漆等製程的殘留物，這些問題明顯與計劃經濟中常見的分配及生產問題有關，另還有不當儲存，導致精油迅速揮發，再加上缺乏員工訓練等等因素。
知名的蘇聯調香師安東妮娜．維特科夫斯卡亞（Antonina Vitkovskaya）回憶起當時簡稱為 Soyuzparfyumerprom 的「化妝香水精油工業聯盟」層層控管，以及由 12 人組成，決定大小事務的「品味委員會」。
她形容那是個「恐怖的年代」：想想這 12 個「大媽」竟然可以決定整個香水世界該有的樣貌！業內專家對重組香水工業，以及組織合理化的建議完全不被接受，改革停滯不前，就連社會主義式的競爭也無助改善這個狀況，於是顧客掉頭離開，愈來愈多人使用外國品牌，化妝品店前也開始出現長龍。
蘇聯消費者偏愛從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進口的香水，像是保加利亞的「黑貓」（Chat noir），波蘭藍色瓶身的「潘妮瓦勒斯卡」（Pani Walewska），或是東德進口的「芙蘿雷娜」（Florena）。有些甚至來自近東地區，例如埃及進口的「蝴蝶」（Papillon）及「埃及豔后」（Cleopatra）。
隨著對西方遊客的有限度開放，以及開放外匯交易，愈來愈多的西方經典香水進入蘇聯市場。香水就像牛仔褲及西方飾品，在專供外國觀光客住宿旅館附近區域，是非常搶手的交換商品。
或者在專收外幣的特殊商店，那裡遊客、外交官和蘇聯人民可以買到熱門的西方商品。1960 年代初期，莫斯科出現法國香水：在市中心莫斯科旅館（Hotel Moskva）附設的精品屋「金色玫瑰」（Golden Rose），人們可以買到羅莎（Rochas）的「女人」（Femme）或聖羅蘭的「鴉片」（Opium）。
當陳列架上出現「香奈兒 22 號」香水時，搶購人潮大排長龍，儘管這瓶香水要價 50 盧布，非常昂貴。著名電影導演安德烈．S．康查洛夫斯基（Andrei S. Konchalovsky）曾描寫過他的世代是如何迷戀來自遙遠西方世界的香水：「那時我對巴黎充滿夢想，那是一座傳奇的城市，有艾菲爾鐵塔，瀰漫著香奈兒的香氣，還有昂貴的雪茄。」
貼上「時代改變」的標籤
到了 1970 年代，蘇聯開始與西方電影界合作，在那個改革的年代出現了所謂的合資企業，貼上「巴黎──莫斯科」標籤的商品比較容易賣出去。一家原來以蘇聯早期國家領導人米哈伊爾．加里寧（Mikhail Kalinin）命名的水晶加工廠，便改名為「莫斯科──巴黎米哈伊爾．加里寧水晶工廠」。
戰後的幾十年間，「紅色莫斯科」仍是香水界的翹楚。儘管它在 1954 年經過微調，所有熟悉戰前香水的行家全都確信，它與之前的香水只有名字相同而已。這款香水之後還經過多次的調整改變，到了 1970 年代標價 12 盧布，是當時工人平均月薪的 10 分之 1，屬於頂級香水之流。
1958 年布魯塞爾世界博覽會頒給蘇聯香水的獎項，更證明了它在香水界的地位：「紅色莫斯科」以及「莫斯科之光」（Ogni Moskvy / Огни Москвы）獲得金牌，里加生產的香水「琥珀」及列寧格勒的「北方」（Severny）拿到銅牌。
又是在世界博覽會這個各國展示實力的舞臺上，東西兩個香水世界再度得以重聚。在世界分成兩大陣營十數年後，布羅卡公司的後人終於在 1958 年的布魯塞爾，與繼承布羅卡公司的蘇聯新黎明公司相會。政治上的「解凍」與鬆綁，提供了他們重聚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蘇聯外交部一位署名諾門科（G.A. Naumenko）的禮賓官員曾在一份報告中，敘述他在 1968 年拜訪住在麗茲酒店套房裡的可可．香奈兒（Coco Chanel），並致贈這位當時已是 85 歲高齡的老太太兩瓶蘇聯香水：「白色丁香」與「石花」，據稱香奈兒相當高興。
社會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也曾提過，可可．香奈兒曾經計畫去莫斯科，探訪那個需要接受「審美創新」洗禮的社會，不過這個計畫顯然胎死腹中。根據報導，戴高樂總統最喜歡的蘇聯古龍水是「紅罌粟」，這是一款帶有東方調香氣，包裝為紅黃色，暗示中國革命的香水。據說這是法裔調香師奧古斯特．米歇爾在 1927 年，也就是「十月革命」 10 周年時的創作。
「紅色莫斯科」香水的最後一舞？
然而，香奈兒收到香水禮物的喜悅及戴高樂偏好「紅罌粟」，並未改變當時西方及蘇聯兩邊香水世界不對稱的關係，而「紅色莫斯科」稱霸蘇聯香水世界的日子也逼近尾聲。
更受歡迎的香水出現了，西方世界傳來的香氣蔚為風潮，蘇聯美女、時尚界名流與明星紛紛推出自己的香水品牌：歌手阿菈．普加喬娃（Alla Pugacheva）推出「阿菈」品牌香水，服裝設計師維亞切斯拉夫．扎伊采夫（Vyacheslav Zaytsev）則是瓶身復古的「瑪魯西亞」（Maroussia）。
到了 1970 年代晚期，年輕女孩們就不再使用「紅色莫斯科」或「紅罌粟」了，她們喜歡另外一種較為清新的「綠色調」的香水。幾十年來，「紅色莫斯科」的香氣出現在所有正式場合，包含迎賓、音樂會或開幕酒會等等衣香鬢影、杯觥交錯之處。如今卻漸漸變成「老女人」或「奶奶」的香水，散發著蘇聯小資產階級保守陳舊的氣味，年輕一輩並不想沾上這種味道。
然後有一天，人們驚訝地發現，他們突然開始懷念起那些被自己遠遠拋在腦後的東西。這種情況，甚至可能發生在蘇聯解體 30 年後，就在人們已掃淨並徹底遺忘蘇聯的灰色過往時，莫斯科儼然成為展現精品時尚的舞臺。
在古姆百貨商場附近的尼古拉街（Нико́льская улица / Nikolskaya Street），從前叫做「十月二十五日街」（улица 25 Октября），連接紅場與盧比揚卡廣場，這條大街又回復它革命前的景象，成為一條絢爛奪目的購物大街。
一整排，全是國際知名時尚品牌分店。
《關於作者》
卡爾．施洛格（Karl Schlögel）
曾任教奧德河畔法蘭克福歐洲大學東歐歷史教授。專門研究現代俄羅斯，史達林主義史，俄羅斯僑民運動，東歐文化史和歷史敘述的理論問題。其著作《莫斯科 1937》（2008）於 2009 年榮獲萊比錫歐洲理解圖書獎。
備註：本文摘自卡爾．施洛格的《帝國的香水：「香奈兒五號」與「紅色莫斯科」的氣味世界》。由遠足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梅緣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