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唸書時認識了好多流亡中的移民。他們之中,有的人是為了追求更好的經濟機會而出走,有人是因為政治因素而離開,還有不少人是因為自己的性向、性別認同而需要逃家活命。
於是我在今(2022)年年初到了雅典後,決定幫助難民們寫出他們的故事。
我自己作為 LGBTQ+ 社群的一份子(順性別男同志),性少數難民的議題也就自然成為了我當時調查的主要重點之一。
談到歐洲,許多人的印象就是先進、開發,還有注重人權。然而,現實是各國對於進步價值的認知還是參差不齊,尤其在性少數的保障和包容上更有著不小的差異。

科斯托普羅斯遭圍毆致死的珠寶店現已關門,鐵門上有向其致意的塗鴉。 圖/王昱翔 提供
雖國家同在歐洲,希臘多元性別平等卻堪憂
在希臘,無論是不是移民,性少數社群的生存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2019 年,希臘在一份關於歐洲國家LGBTQ+平等程度的報告中,希臘有多項指標都低於平均標準。
在這個虔誠的東正教國家中,只有 27% 的人對於自己的性向及性別認同感到舒適和自在,有高達 74% 的人表示他們會避免在公開場合與同性伴侶牽手。2018 年,一名名叫科斯托普羅斯(Zak Kostopoulos,變裝時使用 Zackie Oh 作為藝名)的 LGBTQ 倡議人士在路上遭人跟蹤後,選擇進入珠寶店尋求掩護。
不料,珠寶店老闆見他性別氣質較陰柔,竟聯合朋友一起將其毆打致死,而隨後到場的警方也未做出任何制止。4 年多過去了,雖沒有人為 Zackie Oh 伸張正義,但他的名字已經成為了希臘同志運動的號召。


正式因為這樣不友善的環境,也讓許多性少數難民儘管幸運且平安抵達歐洲大陸的大門,也很難在這裡找到救贖,或過上自在舒適的生活。
遊走在放棄邊緣——F離家後的重重挑戰
透過一個希臘的 LGBTQ+ 臉書社團,我和 F 搭上了線。當時她正在以收留違法難民、對其進行勞力剝削的希臘小鎮馬諾拉達(Manolada)做採收草莓的粗工。

從小就知道自己的靈魂被裝進一個錯誤的身體,來自孟加拉的 F 告訴我,她常因為用了媽媽的化妝品,引來家人一陣毒打。
「我的一生都活在霸凌和性騷擾之中,」和我同樣年紀、今年 26 歲的她在電話中這樣和我說。深知自己的小孩在伊斯蘭教的環境中,總有一天會面臨嚴重的生命危險,F 的媽媽於是替她籌了一筆錢,讓她在 2017 年時離開孟加拉。
「我在雜誌上看到同性婚姻在美國和歐洲國家都是合法的,相信到了那裡我就可以真正地成為我自己。」當時的她還不知道,離開自己的家鄉,其實也無法讓她因此過上更好的生活。
F 首先到了黎巴嫩,希望透過工作籌到去歐洲的旅費。在那裡,她用每天工作13個小時賺得微薄薪水苟活,同時要忍受來自同事們對自己的性別認同的調侃和攻擊。「我好幾次想要結束自己的生命,但我想到我媽媽,我才決定不去做這件事。」
隨後 F 來到了土耳其,在媽媽的協助下,聯繫上了協助難民違法偷渡到歐洲的團體,讓她成功抵達了希臘。
為拿到難民身份煞費苦心

許多從其他國家遠渡而來的難民聚集在簡陋的環境中,睡的地方也多由帳篷搭建而成。圖為希臘伊多梅尼(Idomeni)地區的一處收容場所。圖/Shutterstock
希臘因為比鄰地中海,又位於歐、亞大陸的交界,也吸引許多來自非洲、中東,以及亞洲的難民,將其作為在歐洲尋求庇護的起始點。像 F 這類因為性向以及性別認同,而必須冒生命危險偷渡到歐洲的故事,其實也不在少數。
難民營是許多人踏上歐洲大陸的第一站。在這裡,他們被集中管理,等到輪到他們進行難民身份的面試,而唯有拿到難民身份,這些人才能正式申請在歐洲的庇護。
經歷了地中海上與死神的拔河,或警察局拘留後心情上的震盪起伏,這群難民們還得在難民營裡倉促地準備面試。在心裡暗暗擔心著,如果拿不到難民證便可能面臨被遣送回家的命運。
「他們必須和時間賽跑,」專門提供難民法律協助的組織「Fenix」顧問 Abby 這樣說。她點出許多性少數難民在離開家鄉後,經歷了一連串的顛沛流離,很多人到了難民營才能好好消化自己的情緒,包括罪惡感和羞恥等,卻同時被迫在這樣的狀態下準備攸關他們性命和未來的行政關卡。
另外,作為組織中的「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專員」(SOGI)Abby 也提到,許多難民在面試後表示整個過程很不友善,就像訊問一樣。
「他們很多人(性少數難民)的人生詞彙裡甚至沒有 LGBT 這種專有名詞。因此在身份面試中,很可能會因為表示自己不是 LGBT ,而被認定是不可靠的候選人被拒絕庇護。」一份 2021 年的報告便指出,在 160 名跨性別難民中,只有七分之三的人在身份面試中覺得安全,且願意表明自己的性別認同。
另外,在組成複雜的難民營裡,性少數更處處是仇恨犯罪的箭靶。在缺乏一個獨立給跨性別難民的空間的條件下,許多人只能試圖隱藏自己的身份,並被迫和和自己有著相同生理性別的人一起住。這也進而導致性暴力發生的機率大增。甚至有人連排隊領食物或使用廁所,都會受到騷擾。

這種生存環境不僅對他們造成生理上的安全威脅,也會對他們的心理狀態產生極大的傷害,同時也增加了當地非政府組織人員服務上的負擔。
難道逃離家鄉,一切就沒事了嗎?
縱使 F 逃離了家園,抵達了地中海的另一端,等待著她的不是美好的生活想像,而是讓 F 陷得更深的泥淖。
一到希臘,協助她偷渡的司機因為 F 拒絕和他發生性行為,而將其丟包在荒郊野外。忍著寒風,F 徒步走了幾天的結果,居然是被帶進警察局拘留了幾天後,再被放出來。警察給了她一些錢,就要她離開,「我想去雅典,但是我沒有錢,只能先去打工。」F 說。
在我聯繫她的那幾天,F 說她已經準備要開始要蓄鬍、留短髪了。因為每天都被其他採草莓的同事們欺負、調侃。最後她告訴自己,真的沒有辦法在希臘待下去。
幾個月後,F 離開了希臘、抵達義大利的一個小山城。2 個月過去了,F 至今仍然在等待政府協助她申請到難民身份。不會說義大利語的她,告訴我她現在還沒交到什麼朋友。
F 很高興自己可以待在義大利,現在的她開始和網路上一個住在米蘭的男生聊天,「在希臘的我沒有未來」她這樣和我說。
執行、核稿編輯:梅緣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