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聿翎
在德國的大學課堂上，雖然舉手發問的同學不少，但也有許多不舉手、不等教授允許就直接發言的同學，然而教授並不會覺得這樣的行為沒有禮貌；甚至有些同學會在課堂上質疑教授的說法，或是在助教課時質疑助教的算法不夠好、程式碼不夠簡潔，而教授和助教都很樂意和同學討論。在教室裡，教授是一個提供方向、資源的角色，他們和學生一樣都在追求知識，並和學生互相尊重，完全沒有亞洲傳統「尊師重道」的氛圍。
根據德國同學的說法，他們讀了 4 年的小學後就會進到中學（Gymnasium），這時候少數老師就會開始以敬語稱呼學生，大概在十一年級時，也就是 16 歲的時候，所有老師都會開始用敬語稱呼學生。
老師對十幾歲的學生使用敬語，代表認可學生已經是個大人，而不再只是個孩子了，也代表老師會像對待大人一樣對待學生；另一方面也是讓學生知道自己已經長大了，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除了校園教育外，在家庭教育方面，歐洲的家長也大多從小將孩子視為獨立的個體，認為孩子一樣需要被尊重，並以對等的方式溝通。
相較於注重倫理的亞洲社會，雖然基於傳統倫理的原則和規範，看似合乎邏輯地以長幼有序的方式維持家庭、校園的運作，但卻隱約說明著孩子、學生沒有話語權和自主權。
在德國受到的衝擊不禁讓我思考：如果台灣社會也能將孩子視為獨立個體、尊重每個孩子的個體差異，有些孩子的人生會不會因此不一樣？
童年曾被教師霸凌，創傷延續至成年
會有這樣的感觸是因為我在國小階段也曾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但當時年紀還小的我沒有立場說些什麼或做些什麼。雖然具體事件多到無法一一列舉，不論是老師不經求證就將別人犯的錯推給我，或是在缺乏專業背景下逕自將我貼上過動症的標籤，但我覺得影響我最深的是老師在長時間惡意針對我的過程中，用「抗壓性差」幾個字概括了我承受的所有委屈。
即便我的心理素質不是特別強壯，但我認為不論是幾歲的人，長時間待在被刻意針對的環境下都肯定會有負面的情緒反應，更別說是才十一、二歲的孩子。可是當我為此感到憤怒或難過時，卻都只會得到「抗壓性差」的評價和責怪。
但這幾個字被成功地用「老師是為你好」的糖衣裹起。國小的孩子本來就容易受外在因素影響，尤其是帶風向的角色變成老師時，同學更分不清楚老師的做法是正當管教或是蓄意霸凌。之後不管發生什麼事情，同學都會站在道德制高點指責我抗壓性太差，甚至在國小畢業紀念冊上還有人寫「要上國中了，要提升『抗壓性』」，我至今仍然記得斗大的 3 個字還被用上下引號括了起來，在小學生的理解中，好像在強調自己是爛草莓中的爛草莓，走到哪兒都低人一等。
長大後的我幾乎不曾和身邊的人提過我小時候的委屈或生活中的不如意，這也是因為某次老師要我幫某個同學背黑鍋時說：「他沒有媽媽所以你要『同情』他。」我不確定這位領著納稅人的錢、在公立小學上班的教職員是否知道同情是什麼意思，或是同情心該用在哪。雖然當時的我就已經知道他的說法和做法都不正確，但這件事讓我從此不太敢和別人抱怨任何事，以免獲得大家的「同情」。
至於當時這件事情最後怎麼處理？家長找校方溝通未果，但當時已經接近畢業了，在那個時機點轉到學區附近的學校也很容易被貼標籤，所以最後我還是在同樣的環境待滿了兩年，只是當時沒人知道那兩年的折磨還會深深影響我往後十幾年的人生。
更無奈的是國小畢業後的我依然在同一個學區讀國中，所以那幾年的負面情緒一直沒有出口，那些創傷也隨著繁忙卻新鮮有趣的人生漸漸沉澱，表面上並不影響我在中學階段的表現。但成年後，我和每個成年人一樣都會遇上不順遂的事情，那些沉澱心底的負面經驗才從心底逐一湧現，我也才明白自己一直沒有和「內在小孩」（inner child）和解。
講求尊師重道的台灣，學生缺乏申訴管道
事實上，由老師領導霸凌行為的原因來自於校園內的權力不對等。台灣的教育往往是要求學生要尊重師長、服從指令，但當老師的觀念、做法不恰當時，卻沒人告訴學生要為了真相和正義挺身而出，因為在亞洲的教育裡，這樣的行為就是忤逆師長、離經叛道。除了學生和老師的關係不夠平等之外，同時伴隨著相關配套措施不完善的問題，例如：不適任教師不易被淘汰、師生關係缺乏良性制衡管道。
尤其台灣大部分的老師一從學校畢業後就進入教育體系，不曾有過校園外的社會歷練，平時的工作就是在一群孩子中扮演孩子王──這些相當程度上「與世隔絕」的老師們，卻要在校園中扮演道德標竿的角色，並接受家長們交付教育子女的重責大任，實在是非常諷刺。
正因為在台灣教育體制下，體驗過對學生的不友善，我在德國的課堂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也開始努力想勇敢面對自己童年時期的校園陰影。
很多大人會將孩子遭受的苦難包裝成提早接受社會磨練或是提早面對環境現實，雖然這種說法的初衷只是單純地希望孩子遇到挫折時能更堅強，並接受這個世界就是充滿壞人的現實；但這種過早出現的苦難不見得會成就一段磨練心智的旅程。心理學家阿德勒說：「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一生可短可長，不應該由無辜的孩子拿往後的人生來承擔別人的不成熟。
當年在極度壓抑的環境下，我常出現暈眩、視力模糊等症狀卻不敢表達，所幸國小畢業後就幾乎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問題。直到我二十幾歲時，某次在高度壓力下突然出現了一樣的症狀，我才想起來當初的問題很有可能是心理壓力造成的血壓問題。可見若孩子的委屈沒有被妥善處理，甚至被粉飾太平，可能造成多大的影響。
即使長大後很多人告訴我那個老師在同事間人緣很差、風評也很不好，我並沒有因此覺得安慰，不只因為覺得那是他咎由自取、理所當然，更為他還在同一個位子上而感到難受。在我看來，目前開除不適任教師的門檻太高，但教育現場需要有合理的機制，讓無心在這個領域奉獻的人被淘汰。可是經過十幾年後，他卻仍然在同一個地方上班、每年仍然會荼毒數十位學生，這讓我覺得國民義務教育十分諷刺：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務，但似乎沒人有「義」務保護這些還沒長大的孩子。
改變，從尊重每個孩子做起
雖然亞洲社會的倫理觀念和社會對待孩子的態度不可能在幾年間說變就變，但至少現在的家長和大人可以從自身做起，拒絕過時的道德綁架，將每個孩子視為獨立個體，以平等的方式和孩子溝通，並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
如果你和我一樣也是童年受過傷的大人，我想一旦我們開始正視我們的童年創傷，某天我們也會找到其他方式治癒自己，像我現在就正在提筆寫下來，期待這個世界會有一點點改變。
我特別喜歡台灣電視劇《俗女養成記》裡使用兩條主線的手法，讓小時候的陳嘉玲療癒長大後的陳嘉玲。雖然我的小時候可能沒辦法安撫現在的我，但我想我會盡力讓自己慢慢好起來。
《關於作者》
聿翎
生於 1990 年代尾巴的台灣，現居於德國。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