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各國普遍的經濟惡況之一，就是貧富差距加大，這不僅僅是發生在臺灣，南韓也是如此。
貧富差距極大，年輕人苦不堪言
經典案例之一，就是 2020 年 10 月時，南韓國會議員梁敬淑曾公開國稅廳資料，指出 2018 年申報所得的 6,372 名歌手之中，收入排名前 1％ 的 63 名演藝人員平均年收入為 34 億 4,698 萬元（當時折合新台幣約 9,700 萬元），占所有申報歌手收入的 53％，是全體歌手人均收入（3,050 萬韓元，當時折合新台幣約 87 萬元）的 113 倍；而其餘 47％ 整體申報所得，則是苦哈哈地由其餘 99％ 的歌手分得，這也讓我們看到光鮮亮麗的南韓演藝圈，低薪藝人的一面。
除此之外，若放眼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有讓我頗感驚訝的報導：據南韓當地金樂年教授研究指出，1996 年金字塔尖端，排名前 0.1％ 人士的平均年薪所得是 2 億 1,346 萬韓元；但到了 2010 年，卻增幅來到 5 億 4,435 萬韓元（增幅金額折合新台幣約 609 萬元至 1,555 萬元），資產翻了將近兩倍。而同年度所得前 1％ 人士的均年薪，也從 1 億 624 萬韓元躍升至 1 億 879 萬韓元（增幅金額折合新台幣約 464 萬元至 537 萬元），上漲了 77％。
如果將範圍再擴大至前 20％ 人士的均年薪，1996 年為 4,849 萬韓元，2010 年則又成長至 6,856 萬韓元（增幅金額折合新台幣約 138 萬元至 195 萬元），也上漲了近 41％ 的幅度，足見貧富差距現況並未縮減。
相反的，屬於金字塔底層倒數 20％ 人士的平均年薪，則從 649 萬韓元減少至 492 萬韓元（減幅金額折合新台幣約 18.5 萬元至 14 萬元），銳減近 24％。
而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標，有所謂「五等分位差距倍數」，即將前 20％ 的收入除以倒數 20％ 的收入，得出的數值越高，表示社會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嚴重。令人擔憂的是，2015 年南韓當地此數值曾下降到 4.19；但 2019 年受新冠肺炎影響，從當年度的 4.17，截至 2022 年 4 月統計的最新數據顯示，2021 年已經來到 5.23，貧富差距歷歷在目，甚則還在加劇（註一）。
然而，生活在臺灣的我們，其實望眼看去，也足以觀察到不少因通膨壓力所造成的貧富差距現況，不論是讓年輕人苦不堪言的電商運價調漲、外食費漲價，甚至讓人遠不可及的房價飆漲，都是隱憂。
美國也是如此，諸如新冠疫情改變全球經濟、財富重新分配之案例，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公司創辦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他於 2020 年身價水漲船高，資產一口氣增加了 756 億美元，一舉突破 2,000 億美元大關，但當年度卻有 100 多名員工聚集至貝佐斯在華盛頓的家門口，要求提高最低薪資，員工們哭訴：「貝佐斯每秒可以賺 4,000 美元，為何只給底下努力替他工作的員工 15 美元時薪？」故要求提高時薪至 30 美金。
諷刺的是，當時員工們還在貝佐斯家門口設置了「類」處死法國路易十六的不義斷頭臺，引來熱議。不僅如此，抗議活動不斷，員工們也曾利用大量的亞馬遜紙盒堆積成巨型聖誕樹，在聖誕節時放置於紐約貝佐斯豪宅前，加以嘲諷，這也引來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微言，甚至主張「應收回因新冠疫情而獲得的財富紅利」。
南韓新興職場流行語
在此貧富差距現況下，人們面對工作的態度與型態也逐漸改變，特別是我們觀察南韓當地上班族的流行語，也可見端倪。
例如數年前流行過的「地獄朝鮮」，抑或我介紹過的「三拋、五拋、七拋、全拋世代」等等；而從 2010 年開始，南韓職場流行起「WLB 時代」（註二），易言之，上班族比起想要熬夜加班、多賺點加班費，抑或在非工作時間應付繁瑣的人際關係和聚會，開始想要更多屬於自己的生活與空間，故興起「準時下班」風潮。
而當時此波職場風潮，帶動了海外旅遊、身心靈成長（例如終身教育、瑜珈或健身等等）相關產業迅速成長，此外，許多韓國公司也順應這樣的社會思潮，不再強迫員工集體「會食」（회식，公司聚餐），甚者到了傍晚 6 點就主動要求員工關電腦下班。這樣的 WLB 風氣，也引來不少上一代的老員工牢騷，認為年輕不耐操、眼高手低等，造成世代落差與衝突。
然而，值得深究的是，WLB 風潮的背後，人們究竟是發自內心、真正地在尋找自我；還是面對無法化解的現實難題，無助與挫折感所致呢？
據當地記者金夏永（김하영）觀察，此風氣也與本文前述的貧富差距有關，他舉例最讓人有感的「房價所得比」（Price to Income Ratio，以下簡稱 PIR），即是興起這波社會意識改變的主因之一。
房價所得比，白話而言，就是假設某位上班族的年薪是 1 億韓元，房價所需 10 億韓元，PIR 即為 10，而這就是我們時常於報章媒體上見到的「想在首爾市買一間房，人們得 10 年不吃不喝」等標題的來源之一。
讓人驚訝的是，若以首爾為例，2000 年 PIR 是 8 左右，不到 20 年，2019 年已上升為 11.7；換言之，房價上漲的速度遠比薪資調漲還要快許多，且即使 PIR 是 10，也不代表人們努力工作 10 年就買得起房子，因為我們還得考慮到日常基本開銷，若是抓得緊一些、每年存一半薪水，也得花上 20 年才買得起房；如果將收入的 3 成拿來儲蓄，則亦需 30 餘年才買得起房，這還沒有深入考慮到現實社會內房價繼續上漲，但人們薪資卻維持平盤的「慘況」。
故在 WLB 風潮之後，南韓當地又出現了許多新的生活概念，例如：「YOLO 族」，強調 You Only Live Once（你只能活一次）的「及時行樂」生活觀；或是「小確幸」（소확행），主張雖然微小、但是確定的幸福感；以及「極簡生活」（심플 라이프），意指微小而單純的生活型態。但在這些流行語的背後，就我看來，無非是人們對於現實無助的反映。
而等到 2019 年以後，當疫情的衝擊影響到生計，取而代之的則是：「Two-job」（투잡），指從事兩份工作；「N-job」（N잡），意即同時做了 N 份工作。而這也是臺灣讀者所熟悉的「斜槓年代」，據當地上班族匿名社群「Blind」的調查結果顯示，迄今有將近 37％ 的上班族下了班還兼有副業，大大興起斜槓風氣。
另一方面，持正面積極態度的 20 多歲年輕人，面對著嚴峻的社會環境、大唱「N-job」概念之際，也提出了「FIRE 族」（FIRE 족）主張（註三），意指人們利用 10-20 年的時光，犧牲享樂、拼命工作賺錢、極度減少支出，先創造出足以提早退休的 10 億元（折合新台幣約 2,850 萬元）以上資產，才能真正享受 WLB、小確幸、極簡的自由生活（註四）。
回頭看看這兩種生活態度，在南韓當地年輕人之中，正反兩面的支持者都有：有人寧可加班、賣出自己新鮮的「肝」，只力求財富自由，早日退休；也有人不願意為了前途未明、不確定的將來，而犧牲當下時光、放棄享樂。
反觀之，現今臺灣也有不少與之類似的上班族流行語，不論是積極正面的「斜槓年代」，抑或出於無奈的「厭世代」、「斑馬（半碼）時代」等等，都讓我們看到貧富差距逐漸擴大之下，人們的生存現況。
註一：金樂年教授數據再引用：金夏永（김하영）著，《什麼都能外送！》，臺北市：三民，2022 年 09 月初版。pp.274-275；最新數據則引用自〈상·하위 부동산 자산 격차 251배로…코로나로 빈부격차 더 커졌다〉。
註二：WLB 時代（워라벨시대），W 是工作（Work），L 是生活（Life），B 是平衡（Balance），意即人們在工作與生活間尋求平衡。
註三：「FIRE 族」是由「經濟自立」（financial independence）、「早期退休」（retire early）兩詞的前二字母，所組成的新造詞；意指實現經濟獨立，且自發性計畫於 40 歲左右早期退休的人士。
註四：以上言及的數個流行語，歡迎參閱：金夏永（김하영）著，《什麼都能外送！》，臺北市：三民，2022 年 09 月初版。pp.245-250。
執行編輯：曾聖軒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