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 2000 年代中期開始這種（編按：數位游牧族）生活，當時仍然相當新穎。今天，有數以千計的文章、部落格和社群媒體貼文證明數位游牧族生活方式的奢侈，並吸引年輕人在春假加入無休止的海灘派對和喝酒狂歡。
在所有這些數位無業游民中很容易看到某種程度的自我滿足，也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會讓人惱火——這讓我們感覺，潛在的訊息透露出：「我太有才華了，任何地方都可以辦公，因此我在很棒的地方閒逛，賺了很多錢，而你卻被綁在辦公室裡。」
然而，當然，數位游牧族的情況與許多其他移民有著根本的不同，那些移民不僅努力工作以實現目標，而且參與新社區並經常回饋舊社區。他們也不同於無法遷移的人。如果你沒有正確的護照，也沒有接受正確的教育，或者有仰賴你的人，那就不能像週末報紙上那些無用的文章所建議的那樣「追隨你的夢想」。如果有人說應該這麼做，真的非常惹人惱怒。
然而，愈來愈多的年輕人受這種生活方式所吸引。貢薩洛肯定是其中一員。
數位游牧生活，已成為一大生意？
貢薩洛．桑切斯．薩米恩托（Gonzalo Sanchez Sarmiento）在阿根廷科爾多瓦出生長大。他在當地大學主修經濟學，但後來輟學加入一家位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科技公司的行銷團隊，他們是利用筆記型電腦來識別、接觸並提供服務。與其說是為了賺錢，不如說是為了獲得教育。
這的確是一種教育。貢薩洛知道，與隨機獲得阿根廷大學學位相比，擁有這種經驗的他在全球就業市場上的就業機會要大得多。他搬回阿根廷，以遠距自由業者的身份，利用在美國的人脈尋找工作。他是真正的數位游牧族。
2018 年夏天，我們在他當時居住的巴黎見面時，貢薩洛已經遠距工作了 5 年，利用彈性的生活方式待過紐約、芝加哥、東京、斯德哥爾摩、馬爾他、新加坡、香港、巴塞隆納、埃斯特角城和智利的聖地亞哥。他不僅能夠在這些地方生活，而且還過得很好。由於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猖獗，10 年來大多數阿根廷人一直在勉力尋找工作，更不用說過著體面的生活。貢薩洛因為工作量太大，不得不開始拒絕工作。他估計，即使能在家鄉找到類似的工作，報酬也只會是遠距工作的 20% 左右。
當我們在巴黎見面時，他在國際招聘平台 Jobbatical 擔任軟體工程師，這家新創公司幫助企業從世界各地招聘員工並加以調動。Jobbatical 由具有超凡魅力的愛沙尼亞人卡蘿莉．辛德里克絲（Karoli Hindriks）領導，她懷抱著熱情所畢業的奇點大學（Singularity University），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科技烏托邦作家雷蒙．庫茲維爾（Ray Kurzweil）的心血結晶。
幾個月前，當我在塔林（編按：Tallinn，愛沙尼亞首都）的公司總部拜訪卡蘿莉．辛德里克絲時，那裡的感覺、氣味和外觀彷彿就是我在山景城、紐約和巴黎參觀過的谷歌辦公室的縮影。這家公司和它提供的服務如出一轍。這種氛圍有種獨特、後民族主義、科技愛好者的感覺。這些員工來自埃及、美國新墨西哥州或新加坡，是典型的 Jobbatical 用戶。
該公司的網站主要鎖定有抱負的數位游牧族（遵循零售電子商務的模式）。從那時起，訊息傳遞變得更加企業化，該公司將品牌重塑為「高效、可靠的移民合作夥伴，適用於超高速成長的新創企業和全球公司」。
數位游牧生活已成為大生意。自 2000 年代初期以來，成千上萬渴望旅行的年輕人放棄朝九晚五的工作——如果曾經有過工作的話——來參與這種有吸引力、冒險且通常有利可圖的生活方式。Jobbatical 的利基市場變大了，如今，整個行業充斥著以「生活方式」為主題的會議、線上課程和出版物。他們的承諾總結為一個簡單而誘人的主張：「獲得報酬以環遊世界。」
令人嚮往的生活方式？用真實經驗破除迷思
然而，當我們在拉丁區一家咖啡館的吧台旁聊到可頌麵包時，我感覺到貢薩洛有些不對勁。喝飲料時（他喝咖啡，我喝巧克力牛奶），他告訴我他對數位游牧生活經驗的真實看法。
這個問題與為 Jobbatical 工作無關，這是「一家優秀的公司，有卓越的人才」，問題出在生活方式本身。貢薩洛先針對一般人對數位游牧生活的想像發表評論。「如果你曾經嘗試在沙灘上工作，你就會知道其實很痛苦，」他說，「陽光照到電腦螢幕上，無線網路連線總是不順暢。人們會在 Instagram 上發布這樣的照片，卻不會在現實中做這樣的事。」
「數位游牧族的生活並不全是廉價啤酒和屋頂派對，還有許多無人談論的平凡事務，只因不符合社群媒體建立的俐落形象。這是艱苦的工作。在旅行中保持高效真的很困難。每次你降落在某個地方，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安頓下來。即便如此，也需要超群的紀律。你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時間和地點工作，但是工作量仍然必須和其他人一樣多，甚至更多。工作是生活裡最重要的事。」
沒有通勤路線，沒有辦公室，也沒有設定工作時間。貢薩洛描述了一個世界，在其中，沒有一個具體障礙能將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活分開，全都混在一起，進入同一個空間，有時甚至是同一個房間。對他來說，狂看 YouTube 或網飛（Netflix）而不工作，不是開玩笑，而是真正的危險。他很快就被捲入另一個現實，使他從為了養家餬口而辛勤工作，變成了精神緊張的殭屍。
當我在 2020 年底撰寫這本書時，這一切聽起來都相當熟悉。新冠肺炎迫使許多上班族的生活開始變得與貢薩洛所描述的非常相似。隨之而來的是，心理健康問題和網飛訂閱量猛增。
相反的隱藏危險是「永遠停不下來」。工作和家庭之間的區別變成關閉筆記型電腦，而在一天結束時，要把電源關閉變得更具挑戰性，「總是會有下一件待辦事項要做。」貢薩洛解釋道。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制訂一種苦行的習慣，無論身在何處，都會執行。他有兩台筆記型電腦：一台供私人使用，另一台已去除任何干擾，用於工作；另有一箱上班用的服裝，儘管他很少離開家，但每天早上都會換上轉為上班模式。他的行李中甚至還有一台咖啡機，這樣就不需要做太多改變。即使只是微小的變化，都可能會讓情況出差錯，並浪費一整個工作天。「遠距工作時，雇主衡量你表現的唯一方法就是生產力。所以我必須對自己非常嚴格。」他解釋道。
這種嚴格最終讓貢薩洛無法招架，他變得憂鬱、沮喪及疲憊。他最初將其歸因於與正在學習成為時裝設計師的阿根廷女友分手（她是他來巴黎的原因），但在他回到阿根廷尋找自己的方向後，意識到自己出現一些更深刻、更嚴重的狀況：「我在時間和空間上感到孤立、脫節和迷失方向，從未真正感到踏實或與周圍環境交流。我逃離激烈的競爭，卻在旅程中再度創造它。我總是同時間感到匆忙或追趕不及，從來沒有好好停在『當下』。」
「我發現我的黃金國（註）讓我很痛苦。我心想：『如果沒有真正看到這個世界，那麼看這個世界有什麼意義呢？』我意識到生活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悖論。我每隔幾週就會到一個新的國家，理論上聽起來很棒，但我不得不強迫自己不要去探索它以完成工作。」
2019 年，貢薩洛決定在巴塞隆納定居，並與來自阿根廷家鄉的兒時好友法蘭柯（Franco）成立一家時事通訊媒體公司。
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現在也是如此，提出游牧生活專屬於、甚至主要是關於長距離移動的說法有多麼矛盾。然而，移動性顯然是數位游牧生活的基本元素。他們不只是在海灘上工作，而是在相當短的時間內，在許多不同的海灘上工作。
2013 年，24 歲的英國人詹姆斯．阿斯奎斯（James Asquith）成為最年輕就前往全球 196 個國家旅遊的人（在短暫的銀行業職涯之後，他相當精明地推出了換屋旅遊 Holiday Swap 應用程式，讓人們可以在假期時交換住房）。23 歲的美國人泰勒．德蒙布朗（Taylor Demonbreun）於 2017 至 2018 年大部分時間裡，都在試圖打破阿斯奎斯的世界紀錄，以及來自康乃迪克州的 27 歲部落客卡西．德．佩科爾（Cassie De Pecol）於 2015 年創下的最快速紀錄。
德．佩科爾花費 18 個多月造訪了同樣數量的國家，並在 TrekWithTaylor 網站中記錄她的經歷。德．佩科爾透過代言和儲蓄作為旅行的資金，「總共花費 16 萬英鎊」，並為地球帶來不確定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我最喜歡的英國環保主義者喬治．蒙貝特（George Monbiot）一定會很高興聽到，德．佩科爾透過「談論永續旅遊」和在她的 Instagram 粉絲專頁上行銷來資助旅行。
流動性，新一代全球菁英的地位象徵
數位游牧族在某種程度上是全球菁英的最新、更廣泛和更具包容性的迭代，這也是為什麼年輕人——包括我年輕時——會覺得這個詞以及這樣的生活方式如此吸引人的重要原因。
在特權階層將「流動性」視為終極地位象徵的時代，已故的哈佛政治學家薩繆爾．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 2004 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建構於阿塔利諷刺游牧生活就代表流動性的基礎上，他用「達沃斯男士」（Davos man）一詞來形容新一代的全球菁英。這些金領階級「幾乎不需要國家忠誠，將國界視為正在消失的障礙，並將國家政府視為過去的殘餘，其唯一有用的功能是促進菁英在全球的運作。」
遷移仍舊是改善社會和經濟條件的重要方式。許多來自貧窮國家的新游牧者仍然主要著眼於讓自己和親人擺脫貧困。即使在較富裕的國家，年輕人尋求利用科技和增加的流動性來追求某種版本的美國夢也毫不奇怪，他們日復一日在社群媒體、YouTube 和網飛上觀看最喜歡的電視劇或電影。
若考慮到 2008 年後在倫敦、紐約和巴黎等許多城市中心形成的房地產泡沫的背景，位置的獨立就更有意義。如果你是 20 多歲的英國大學畢業生，擁有能夠在任何地方工作的驚人優勢，並且想節省房租，那麼你會選擇柏林而不是布拉福——柏林擁有文化機會，並且能提供全球性大城市的服務，但至少在幾年前，生活成本比較接近布拉福，而非像哈克尼這樣的倫敦自治市。經濟活力、商業信貸和購買力都能夠吸引新游牧族。但對於愈來愈多人來說，其他考慮因素正在發揮作用，甚至慢慢成為主要因素。
數位游牧者的「存在危機」
與我談過的許多數位游牧者都經歷過貢薩洛在某個時刻所經歷的某種存在危機。完全不移動會讓思維變得狹窄，無法看到大局，無論是弄清楚想過什麼樣生活的個人層面思考，還是迫切需要採取果斷行動反對氣候變遷的大規模思考；但數位游牧族在過去 20 年中發現的是，不停移動讓思維變得膚淺和寄生，也讓我們迷失方向：生活變得悲傷且難以忍受。
有部分原因是缺乏社群。不斷移動時，很難維持友誼和關係。但即使社群確實存在，也很難投入。我是指在時間和財務上。像清邁這樣的地方，優勢在於有很多年輕、相對富裕的西方人，但他們不一定要納稅或以任何直接方式投資於當地經濟，除了購買咖啡和啤酒。同樣地，幾週的時間不足以與當地人建立有意義的友誼或了解他們的文化。很多時候，數位游牧者可能身在加德滿都，但正在與其他數位游牧族共度時光。所在地點可能會改變，但正在進行的對話以及與之交談的人不會改變。
此外，這種瘋狂而不加思索的旅行也會帶來環境成本。從倫敦飛往羅馬的航班，每名乘客的碳足跡為 234 公斤。每人一次合理的短途飛行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比馬達加斯加公民一年排放的還要多。
如今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馬達加斯加，已經感受到氣候崩潰的效應，而這對於當地人民的生活正產生不利影響，以至於許多人民試圖離開。當我們考量到以上情況，這種不公平的巨大規模變得更加複雜。而我們在北半球的人目前未受影響，移民只是其他奢侈行為的延伸。儘管我已經大幅減少飛行次數，但即使在新冠肺炎大流行之前，我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新冠病毒嚴重打亂數位游牧族的生活，也讓其他人一窺這樣的生活。新冠肺炎讓我們看到，比預期要多得多的人可以在家工作。隨著數百家企業關閉辦公室但繼續營運，情況變成，即使大流行趨緩，許多上班族似乎不想回到長途通勤或狹小辦公區的日常工作。同時，也有許多人遭到解僱，這意味著壯大數位游牧族行列的自由職業者需求旺盛。
註：黃金國（Eldorado），一個古老傳說，最早始於一個南美儀式，部落族長會在自己的全身塗滿金粉，並到山中的聖湖中洗淨，而祭司和貴族會將珍貴的黃金和綠寶石投入湖中獻給神。
《關於作者》
菲利克斯．馬夸特 Felix Marquardt
在巴黎出生長大的奧地利裔美國人，自己的核心家庭中就有 9 個不同的國籍。他曾經無家可歸，也曾主辦晚宴，邀請比爾．蓋茲、馬利歐．巴爾加斯．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和幾位國家元首參加，他也製作法國嘻哈歌曲，並為《國際先驅論壇報》負責通訊工作，長年擔任一些代表性全球知名人士的講稿撰寫人及策略顧問。
2012 年，馬夸特在法國發起了「離開」（Barrez-vous!）運動，鼓勵法國年輕人走出家門，到世界各地旅行。2015 年，他創建了智庫新世代學（Youthonomics），根據對青年的友善程度為各國排名。他最新的計畫是黑象（Black Elephant），這是一個致力於促進全新對話的播客節目和活動平台。他從 2008 年開始擔任專欄作家，在全世界眾多出版刊物刊出文章，包括美國的《紐約時報》及《時報週刊》、西班牙的《國家報》（El Pais）、法國的《世界報》（Le Monde）、德國的《世界報》（Die Welt）、英國的《衛報》（Guardian），以及印度的《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他住在希臘，育有 3 個孩子。
註：本文摘自菲利克斯．馬夸特的《新游牧者之歌：遷移革命如何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由時報出版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