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戰後時代，日本領導人始終離不開吉田主義。大多數主流派出身的首相擁抱吉田茂這套觀點：日本應該藉由與美國的有利、但經過精心設限的安保關係，盡可能減少地緣政治風險，全力投入經濟成長。
有幾位首相，像安倍的外公岸信介或中曾根康弘，也曾公開挑戰吉田茂這項大戰略的前提，但在這麼做的同時，他們也採取一套經過仔細盤算、依賴主流派系政治支持的平衡行動，而且他們的挑戰持續時間都不長。
冷戰結束後，日本的經濟發展老模式逐漸走入歷史，然後中國崛起，支撐吉田主義的樑柱也腐朽崩潰了。我在 2001 年的《日本的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中描述了這項轉型的開端，但那本書的結論是，日本仍在搜尋一項戰略。
在安倍晉三主政下，日本找到了這項戰略。一代日本政治領導人將遵從安倍訂定的這項軌跡──但安倍與吉田茂不一樣，安倍透過明確的國家安全文件、演說、與法律，鉅細靡遺地詳述他的理論。
安倍對繼任首相的影響力，其實比吉田的更大？
毫無疑問，日本在推動安倍戰略的過程中會出現爭議、辯論，例如在與中國的人權或貿易問題上，會碰上難以解決的緊張情勢──當然，日本是民主國──既要與中國保持經濟關係，又要在安全上仰賴美國，這其間抉擇的艱難在今後 10 年看來也難望緩和。
安倍以後的日本領導人在效率上自然很可能參差不齊，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安倍之後會出現一連幾位相對軟弱的領導人，就像強勢的中曾根與小泉政府之後的情形一樣。有些領導人會從右、或從左抗擊安倍這項大戰略，像當年岸信介曾從右翼攻擊吉田茂，三木武夫等人從左翼發動攻擊一樣。
不過，新一代日本政治領導人現在可以根據安倍在首相任內完成的座標，推動他們的外交政策。事實上，安倍對繼任首相的影響力或許比吉田的更大。毫無疑問，與吉田在冷戰期間提出的那套理論相形之下，安倍的戰略更加獲得自民黨內其他派系的認同。日本各大反對黨與政府在外交政策路線上的差距，也比社會黨在冷戰期間與自民黨的差距小了許多。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日本民主黨曾在 2009 到 2012 年間短期執政──日本民主黨沒有因此為日本帶來重大改變，但本身卻因這段經驗而變了不少。
我還記得 2005 年在白宮一次會議中呼籲當時身為反對黨日本民主黨黨領袖的岡田克也，希望他協助日本，也與美國建立像美國與澳洲、與英國建立的那種擁有兩黨支持的同盟關係。岡田表示同意，不過當時他面對小澤一郎與黨內其他要求打垮現狀人士的反對。
後來，岡田在出任日本民主黨政府外相後，協助他的政黨展現與美國同盟的更大誠意。日本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在 2009 年說，要與中國建立東亞共同體以對抗美國。而鳩山過去的同事現在都對鳩山當年這篇「怪談」斥責不已，因為他們知道日本若這麼做不啻自取敗亡。
由前日本民主黨進步派黨員組成的立憲民主黨，在 2021 年的 465 席眾議院中擁有 57 席，對於執政聯盟的安保政策──包括集體自衛權的承認──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就整體而言，立憲民主黨支持美日同盟，贊成與中國競爭。
接下來一個屬於左翼的最大反對黨是日本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在 2021 年的眾議院擁有 12 席，它的黨綱反對美日同盟，但沒有發聲要求廢止這個同盟。日本共產黨在 2020 年第一次修改黨綱、攻擊中國共產黨違反人權時，遭到北京嚴厲反擊。
政壇各方對「安倍大戰略」的立場
如下表所示，出身自民黨與反對黨、有意首相大位的政治領導人，在戰術手段上看法或有不同，但對安倍倡導的大戰略的核心要件並無異議。舉例來說，左派的立憲民主黨黨魁枝野幸男贊成加強多邊主義與相對較少的防衛開支，但不主張改變安倍大戰略中其他有關內在與外在均勢的要點，並且保證要在人權與海上安全問題上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在自民黨內，前防衛大臣石破茂以「最敢言、抨擊安倍傳承最力」的政治人物著稱，但他與安倍的分歧也僅限程序問題而已──例如，石破茂要求美國檢討有關防衛的雙邊協議，讓日本有較大「平等」──除此而外，他的想法與安倍的戰略並無不同。
事實上，石破茂本人在擔任防衛大臣時，也曾參與安倍戰略的打造工作。在本書發表時，無論石破茂或枝野幸男，接替安倍欽定接班人菅義偉接任首相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比較可能的新首相人選──河野太郎、岸田文雄、或小池百合子──都是安倍在打造大戰略過程中的關鍵性夥伴。
菅義偉已於 2021 年 9 月因新冠危機期間政治表現不佳而宣布下野，決定角逐首相寶座的 4 個人，都像安倍一樣，以與中國戰略競爭、但不與中國鬧僵為他們的戰略主軸（譯按：岸田文雄已於 2021 年 11 月當選日本首相。）
如果日本進入又一個首相人事長期不斷更迭的時代，由於內政問題往往能為政策推動帶來重大變數，安倍大戰略的執行會是一個問題。
如果沒有安倍，會怎麼樣？
在為這本書做收尾時，我過去的一位學生、現正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寫論文的敏娜．波曼（Mina Pollmann）問了我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安倍這樣的人沒有出現，會怎麼樣？如果安倍身體或政治狀況沒有康復、沒能在 2012 年重返首相官邸，會怎麼樣？
提出這類「如果領導人……會怎麼樣」的問題的人，一般都是歷史學者，而且這類問題總能讓政治學者難以答覆，不過它們能為我們帶來一個思考領導角色的重要機會。
安倍的新大戰略的故事告訴我們，其實它並不全新，因為亞洲地理特性以及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早在安倍還是自民黨新進議員時已經開始。但安倍的領導具有「催化作用」。我竭盡所能答覆了波曼提出的這個問題，或許至少就目前而言，這也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答覆了。若是沒有安倍，日本很可能以一種有爭議的「元過程」（metaprocess）朝一項新的大戰略整合方向前進，但由於欠缺安倍的全面立法與體制改革，這項過程大概會花更長的時間，而且效率也較差。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國際政治結構若出現更深層、或難以預期的變化，會不會改變安倍留下來的這個戰略結構？答案是，會，當然會。因為安倍的大戰略本身就是權力均勢變化的產物。在安倍訂定這項戰略的過程中，美中戰略競爭不斷加劇大體上已在預期之中，也因此他的新大戰略並不顯得特別突兀。比較可能造成這項戰略戞然而終的，是美國的退出亞洲。
日本戰略家從未完全否定美國撤出亞洲的可能性，在與川普打過交道之後，要他們完全否定這種可能性更難。不過，當我問幾位就我所知最優秀的日本戰略思想家，如果美國撤出亞洲，他們會怎麼做時，他們的答覆是「多拉攏澳洲以及印度」──基本上，他們的對策就是激化安倍的外在均勢戰略。一旦出現這種極端狀況，核子武器或其他內在均勢戰略的重大改變也可能成為日本舉國辯論的議題，不過這種狀況畢竟是極端，美國兩百多年來從沒有撤出亞洲。
另一種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習近平造成的威迫、獨裁、與戰略競爭時代落幕。日本戰略思想家也從未完全否定過這種可能性。事實上，「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戰略遠景，就在於使歷史朝那個更良性的方向發展。一旦出現那種可喜的情景，日本的新大戰略可以寬鬆許多，不過仍可能保有一些強有力的內在與外在均勢要件以防萬一。
我的第一本書《武裝日本》（Arming Japan），檢驗了美日關係在冷戰結束時出現的強烈的科技—民族主義緊張，並以個案研究方式證明，就算沒有一致面對的外在威脅，美日同盟仍然可以強勁有力。
那本書於 1995 年發表──在蘇聯解體之後，但在台海危機震醒東京與華府、起而面對來自中國的下一波地緣政治挑戰之前。只要美國還能在區域與國際秩序中扮演領導角色，日本會非常樂意繼續運用美日同盟，像安倍一樣，盡可能塑造華府的選項。
《關於作者》
麥可‧葛林（Michael J. Green）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政策研究院博士，美國喬治城大學艾德蒙．沃爾什（Edmund A. Walsh）外交學院亞洲研究主任、當代日本政治與外交政策研究計畫主持人；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非常駐研究員；美國戰略暨國際中心（CSIS）亞洲事務資深副會長暨日本講座主任。曾於美國國防部擔任亞太事務顧問（1997-2000）以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擔任亞洲事務主任及高級主任（2001-2005 年）。
其研究涵蓋美國的亞洲太平洋地區外交及戰略政策，以及日本外交及戰略政策。著作包括《超越天意：自一七八三年以來美國亞太地區的大戰略與力量投射》、《日本戰略：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美日同盟》與《武裝日本》。
註：本文摘自麥可‧葛林的《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