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台灣層出不窮的大學生輕生事件，顯現出年輕世代的心理危機。而法國雖然假期比台灣多、有著享樂主義至上的派對文化，以及重視生活多過於工作，卻不代表法國人心理承受的壓力就一定比較小──就我在這裡的長期觀察，反而許多人似乎是以上述這些思維，來逃避生活中面臨的陰暗與痛苦。
我是一位在法國大學教中文的老師，近來發現一個令我震驚的事實：現在法國大學生心理焦慮的比例，高得驚人。
學生拒絕上台發表，老師該允許嗎？
「Madame，」心雅（註）嚥了嚥口水，以細微但清楚的音量對我說：「我能不能⋯⋯私下跟您一對一考試？」看到我有點不明白所以的眼神，她不安地左顧右盼，抿著嘴低下頭說：「因為我真的沒辦法在全班面前發表，這讓我感到非常焦慮。」
那天是他們的期中口考，輪到心雅的時候，她忽然這樣跟我說。當時是我第一年在法國當老師，還真的不知道在這裡，老師們一般會怎麼處理這樣的問題。
心雅是一位非常害羞的女生，也因健康問題時常缺課。我能體諒，用外語在別人面前發表當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論誰都會恐懼在眾人面前出糗，回想起我學法文的時候，上台時何嘗不是邊抖邊發表完法語口說？
但是，他們身為中文系的學生，我仍希望大家從大一開始習慣「上台用中文發表」這件事，且由於學生們是初學者，發表主題僅是自我介紹，過程中並無問答。面對心雅的問題，我猶疑了 5 秒，還是搖搖頭，溫和地鼓勵她：「妳能試試看嗎？我會幫妳的。」
沒想到，她竟然猛力搖頭，說什麼就是不願意上台。全班的氣氛就這麼僵著，我頓時也不知道該怎麼要求她上台來，畢竟大家都是成人了，我也不希望把場面搞得難看。
顧及時間，我最後終究是讓她下課來找我單獨考試。一對一考試的時候，心雅回答地比較慢，也很沒有信心，程度不是非常理想，但看得出來是有努力過的。
回家後我開始思考：是不是我太嚴苛了？學生很可能有一些心理問題，應該讓他們能夠單獨考試才對？但是，一旦這次答應了，未來還有誰願意上台發表呢？如何判斷學生是害怕、想逃避，還是真的有心理上難以克服的障礙？
當恐慌並非特例，而是常見狀況⋯⋯
經過這次事件，我原以為這個故事就這樣落幕了。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這只是「第一個心雅」，在往後於法國教書的日子裡，還有「千千萬萬個心雅」等著我。
同年大三的課堂上，我遇見了「第二個心雅」，她是一位總是穿著一身黑、性格低調的女孩子，敏婭。
第一堂課見到敏婭，她是哭著進來的，「老師，對不起，我今天不太好，不能來上課。」我看著她淚眼汪汪，比她還慌亂，馬上說：「好啊！沒關係，妳下次再來就好。」
後來，敏婭每次上課老是哭泣，或是不願意回答問題，我也就盡量不點她。但既然是「口語課」，總還是得讓每個人都說些話吧？有一次我試著讓她參與看看，點她回答問題，沒想到她突然崩潰大喊：「拜託您能不能別再叫我回答問題了？」接著大哭衝出教室。當下我愣住了，課堂倏地陷入一片寂靜，學生們也面面相覷。
不過，同學們對於這位同學的反應似乎不太見怪，沒有人多說什麼，我便也就強壓住內心的紊亂思緒，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繼續上課。
事實上，我心裡實在很震驚，久久無法平息。下了課回家後，我馬上打電話請教同事，才知道這位女孩長期以來都有恐慌症，也有在服藥，過去於口語課常是這個樣子。
老師內心的天人交戰：怎樣才能真正幫助到學生？
我於是開始請教法國同事們，面對心理狀況有問題的學生，應該如何應對、解法是什麼？同仁們的建議都是：「就讓他們一對一考試吧！」
D 教授嘆嘆氣，對我說：「法國學生一般都比較習慣這樣跟老師單獨考試，畢竟在法國，弱勢學生的比例太高了，要是他們申訴，老師們會有很多麻煩的。」
去（2021）年，我在另一所學校教大一生，期末考要求他們上台發表自己最喜歡的一部電影或影集。這間學校很大，學中文的學生相對也多，一班大概有 50 位。
我在線上群組公告了本次考試的要求後，直到考試當天以前，算來竟然有超過 10 位學生寫信問我「能不能一對一考試？」也就是說，有超過 20% 的學生，表示他們感到焦慮、無法在眾人面前發表，並試著與老師協調不要上台。
對於這樣的現象，我實在太詫異了。10 年前的我，在台灣的大學當學生，老師要求上台發表是家常便飯，班上從來沒有人拒絕過老師的課堂要求；10 年後的現在，我則思考著：在台灣，也有這麼多人敢跟老師協調不要上台考試嗎？這是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還是各國年輕世代共同面對的問題？
兩難的是，如何站在最中立的角度，判斷學生心理問題的嚴重性？倘若要求他們出示醫生證明，對於真正心理健康有問題的學生，何嘗不是一種傷害與不信任；但讓這些人單獨與我考試，對其他同學來說，公平性可能也是個疑慮。
那麼是否乾脆改成全班都一對一跟我考試？但如果真的如此，不就等於讓他們永遠在溫室裡，無法練習以外語和其他人對話？
思考與掙扎良久，我採以柔性勸說的方式，希望他們試試看，並且表示如果當下不行，我一定會提供幫助，不會繼續強迫──但前提是「至少要先嘗試過」。
口試當日，我比學生們更緊張，因為萬一有恐慌發作的狀況發生，我也得負起一些責任。可是，最後單獨與我私下考試的學生，除了一名因為聽力受損、早已得到學校官方聲明能一對一口語考試的山銘，僅剩兩位在我「剛柔並濟」的要求下，仍堅持他們無法上台面對人群的學生，我讓他們在最後與我單獨考試，同時也告訴他們必須諮詢心理醫師，並且在下學期想辦法試著上台。
至於其他的學生，一一成功在台前發表他們的口說；那些曾經和我表示自己做不到的，近乎全部都做到了。我一方面是鬆了口氣，另一方面也替他們感到驕傲，並覺得我當初的決定是對的。
全球憂鬱之冠
每一個人感受壓力的程度一定不同，而我也明白，一定有好多人是壓抑著我無法量測的恐懼，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但他們在這樣的過程中，不僅可以給予自己一些自信，也更能面對下一次類似的考試。
對於身為老師的我而言，這已經不是單單在促進學生「語言程度」上的進步，而是更進一步地為同學們未來邁入社會、職場，事先做些準備。
與在大學工作幾十年的 C 教授聊天談到此事，她也無奈地跟我說，「其實法國這 10 年來，學校身心障礙辦公室諮詢人數總是爆滿；這兩年來，可能也有 COVID-19 的關係，我覺得學生有越來越脆弱的趨勢。封城那段時間，一整年都線上上課，學生們的社交出現問題，而且遇到困難就容易想放棄，焦慮、恐慌問題都很嚴重。」
事實上，法國早在 10 年前就曾被稱為「全球憂鬱之冠」，法國重度抑鬱症病患比例曾為世界最多，高達 21%，而調查中的亞洲國家均低於 10%，直到 2015 年，法國仍然保持這個紀錄。
疫情以前，2016 年的《世界報》就指出法國大學生有接近 6 成感到「壓力很大」，接近 4 成的學生有憂鬱傾向。疫情爆發後，封城帶來影響，更是讓法國年輕人心理健康亮紅燈，達到史無前例的最高點，服用抗憂鬱藥物的人數激增。
此外，2021 年一份調查顯示，法國有超過 6 成大學生表示「悲觀、憂愁」；超過 2 成的學生「有憂鬱現象」；接近 4 成的學生「焦慮」；超過 5 成則感到「孤獨」。
教師的難題：必須理解、包容，卻也害怕過度保護
儘管依照我的經驗來看，法國人似乎心理問題發生的比例比台灣人高，但事實上，除了考量到封城帶來的衝擊，還得考量法國人比台灣人更早視心理健康問題為平常，且對承認心理問題較不感到羞恥，而從小的教育也相當重視心理感受、情緒抒發與表達等。
在重視人權主義的法國，大學裡也設置了較為健全的系統，來保護這樣的學生。而東方壓抑與害怕社會眼光的文化影響下，心理問題較常不被重視而未就醫，加上權威式的教育，選擇勉強自己而不告訴老師、或不被師長理解而繼續忍耐，此類狀況所在多有，如同近期發生的台大生自殺遺書事件，社會上應有更多潛藏的比例。
不可諱言，心理健康問題是不分國界的，應當被當今文明社會極力重視、去污名化。然而，另一層面所延伸出的思考，則是教學現場如何在「過度保護」反造成學生濫用、與出於「理解包容」以設定適合學生的解方之間，找到一個真正能幫助年輕世代的平衡點，這才是身為教師最棘手的難題。
註：本文事件皆為真人實事，為保護當事人，姓名均以「中文化名」呈現。
執行編輯：陳品融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