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請見此：《牛津觀察：歐洲「左膠青年」的國際觀》）
想了解一個人，就要了解他 20 歲時的世界──拿破崙
2020 年 11 月，筆者的專欄刊出了一篇討論歐洲「左膠青年」（Leftard）國際觀的文章，獲得了不少讀者回響。時隔一年半，本文將延續上一篇文章，與讀者們分享過去這段時間筆者對這個命題一些新的觀察與想法。
本文的重點將著重於探討這群歐洲左派知識青年，對中國北京政權的錯誤想像是如何成形的，未來又是否有改變的可能。
全球經濟救世主的角色設定，與「和平崛起」的謊言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必須先意識到一點：筆者在牛津遇到的青年學子，大部分都是筆者的平輩──他們差不多出生於 1985 到 1995 這 10 年間，目前約 30 歲上下。與歐美俗稱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有高度重疊。
這群人正在形成價值觀的青年時期，大約在 2005 至 2015 年之間，而這段時間正好也是歐美霸權褪色，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崛起的時刻：2008 年 9 月 15 日，美國雷曼兄弟宣布破產，引發全球金融風暴，這不只衝擊美國經濟，更震撼了全世界的金融體系；隔年，由所謂「歐豬四國」（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義大利，之後再加上愛爾蘭成為歐豬五國）造成的歐債危機，又再次重創了全球金融秩序。
反觀這個時期的中國，剛剛成功舉辦了北京夏季奧運。從 2005 到 2015 年間，中國的經濟成長率更年年維持在至少 7% 以上，並於 2010 年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北京政府當時在外交策略上，大體上仍遵循著自鄧小平時期起主張的「韜光養晦」政策，並大力宣傳中國將「和平崛起」（目前臭名昭彰的「戰狼外交」，其實只是過去 3 到 5 年間才成為中國外交的主流方針）。
在這樣的脈絡下，中國「全球經濟救世主」與「和平崛起」的形象，因而在當時的歐美國家廣為流傳，從而深深影響這一代歐洲年輕人對於中國的觀感。
不只歐洲，若回顧 2010 年前後的台灣，情況何嘗不是如此呢？自從 2008 年馬英九政府上台後，「中國機會論」的說法可謂風行一時，更有大量台商「西進」中國淘金、許多學子「西進」取經。這樣的狀況，一直到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才開始出現轉變。
試想，若是連長期以來飽受北京政權「文攻武嚇」威脅的台灣，（當時的）主流民意都曾如此地嚮往中國，那麼這一代的歐洲青年，怎麼可能會意識到中國共產黨專政所帶來的威脅？
俄烏戰爭、上海封城，與「大翻譯運動」帶來的契機
所幸，如筆者在前文《牛津觀察：歐洲「左膠青年」的國際觀》所述：「對號稱左派的政權有莫名的美好想像與期待」；「就是因為歐美崇尚自由的個人主義太過氾濫，因此出現種種問題，我們應『學習亞洲國家的集體主義、甚至中國的菁英領導制度』⋯⋯」等歐洲左膠青年的「國際觀」，如今也出現轉變的契機。
要知道，儘管美中貿易戰，乃至川普政權與中共政權的對峙早已持續多年，對這群「反帝國主義、排斥資本主義、對東方有浪漫想像」的自詡進步青年，是完全無感、甚至相對同情中國的，然而，當許多事情由「浪漫想像」變成「親眼所見」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當中我認為最值得一提的，是自俄烏戰爭爆發以後，在歐美青年常用的推特、Reddit 等社群媒體上，出現了所謂的大翻譯運動，這為西方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認識中國「牆內輿論」的管道，也使得筆者身邊許多自詡「進步」的青年讀者，「驚覺」到原來中國內部、甚至官方言論中，其實存在著許多「親俄」甚至「反人道主義」的言論；而非停留在《環球時報》等官媒「大外宣」所營造出來的美好形象。
尤其近日上海封城，更讓這些人清楚地認知到在中國當前政治體制下，是如何粗暴地限制個人自由和基本人權，也看到他們曾經「嚮往」的中國式官僚體制，如今顯得有多麼僵化與過時。
相信這些，都將成為重塑歐洲左膠青年國際觀的契機。
在全球的變局中，個人可以做些什麼？
自 2020 年春天，武漢肺炎疫情全球爆發以來，全球局勢的轉變，讓台灣在國際上被忽視的狀況逐漸開始有所改善。過去一年，在台灣本土疫情爆發時，日本援助台灣數以百萬劑的疫苗，今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更是與蔡英文總統有直接通話，並說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論；美國方面則是陸續有國會議員高規格訪台；歐盟也在 3 月初通過友台決議。我相信如今隨著俄烏戰爭與近日中國本土疫情的爆發，更將為全球局勢迎來一個新的轉捩點。
雖然在上文的討論中，可以清晰地看見全球局勢的轉向和台灣的機會，但同樣明顯的是，這個轉變不會是理所當然──畢竟，想要改變一個人在青年時期所形成的價值觀，甚至一群人在青年時期形成的集體價值觀，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回到個人層面，我想，身為一個海外留學生，我所能夠做的，就是盡己所能地在適切的時機，向身邊的外國友人介紹台灣。當然，除此之外，也還需要相當的時間，才能在歐美知識圈累積、形成共識，進而讓台灣的國際宣傳開花結果。
執行編輯：陳品融
核稿編輯：田孟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