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年多前，筆者在一連串因緣際會的巧合下，開啟了在香港工作生涯的第一頁。由於集團正處於擴大經營的階段，因此特別在香港中環正中心的商業大樓中租下了一整層辦公室，作為高階主管儲備與訓練的場所。在短短 3 個月間，一口氣聘用了 4 位過去在各產業中優秀的高階經理人，分別擔任 4 大事業部總經理。這 4 位總經理將會在同一天到職與公司老闆貼身共事 6 個月，參與各種大小會議與訪客行程，而且每週都要針對新事業提出想法和計畫，直到老闆點頭同意後，才能到老闆位於中國各省市龐大的商業體中落實執行。
筆者雖然不是總經理級，但剛好趕在同一天入職，又是全公司唯一一位台灣籍員工，或許出於對筆者的好奇與期待，因此公司特別破例讓筆者比照同樣的規格，在這個高管如雲的「培訓班」修習 6 個月。即便事隔多年，如今事後回想起來，依然覺得這段經歷相當充實與可貴。撇除一些較為個人的特例，以下筆者就觀察這幾位香港高管具有的共通特質與讀者分享。
謹守份際，清楚定位自己
第一天進入高管培訓班前，筆者意識到接下來 6 個月要在全香港商業氣息最濃的區域中度過，因此前一晚刻意將西裝、襯衫整燙了一番，更將鞋面的塵土擦拭乾淨，身著可謂台灣傳產公司衣著的「高標」走進辦公室。果然，刻意提早 1 小時抵達的筆者，又再次成了看門小弟（過度的早到在許多港人高管眼中是一種浪費時間和不精準的表現）。苦等了將近 50 分鐘後，一句響亮的「早晨，你是台灣來的同事吧，你好，我是 Mandy」將筆者的瞌睡蟲瞬間趕走，印入眼簾的是一位精神飽滿的中年女性，髮妝合宜，身著黑色套裝，3 吋半亮面細跟高跟鞋，挽著米白色方形手拿包，一副俐落、時尚又充滿自信的樣子。
接連的 5 分鐘內，另外 3 位總經理像是事先約好一般，陸續不疾不徐從容的走入辦公室。男性主管一律身著合身的西裝、領帶與又黑又亮的皮鞋，女性主管一律深色套裝，搭配英挺的外套，身上的香水只有在與你保持交談的社交距離時才會隱隱約約的散發出來，拿捏得相當精準合宜。
幾位高管彼此簡單寒暄幾句後，9 點一到，便掏出自備的筆電和辦公室用品進入戰鬥模式，辦公室瞬間一片寂靜，高管們一點都沒有第一天入職的生澀感，只有筆者一人仍一臉怯生生的坐在會議室，期盼會有公司行政人員來進行「新人導入」。等了將近一個小時，總算來了一位行政同事，帶者疑惑的眼神走進會議室看著筆者問道：「你要什麼？」彷彿從沒有人向他提出這類的要求般。
在勉為其難的介紹了一下辦公環境、同事座位與一些簡單的公司規範後，行政同事淡淡的說了一句：「明天記得打 tie（領帶）。」將一臉懵懂的筆者請回座位上。
事後，當筆者跟幾位高管較熟悉，也展現出善意後，一位總經理才跟筆者分享入職第一天的場景。他說，其實他們也不清楚新入職公司的規範，但以一位高階主管來說，他們是制度的制定或修正者，擁有與老闆直接對話的權力，與公司的關係是平行對等的；因此就算是公司缺少什麼或忽略什麼，作為高階經理，也應該是在結構面或制度面上與老闆進行討論，而不是主動伸手去找基層要。他舉例，就連公司的燈、冷氣沒開，他都從不會自己伸手去開，並不是因為高傲，而是他們很清楚知道界線和分工，事情從大到小，都應該謹守分際，這才是專業體面的展現。
另外，香港職場並不流行「節能減碳」這種說法，隨處都是冷到令人發抖的空調，所以，男生請乖乖穿上西裝，打好領帶，不論年紀，第一印象和作為主管的氣勢要從第一分一秒就開始建立。這是筆者初入香港職場所上的第一課。
專業高效，不受人情世故牽絆
幾個禮拜後，筆者陸陸續續與幾位高管有了公事或會議上的接觸，印象最深的是──筆者幾乎沒有參與一場會議是超過 20 分鐘的──似乎不需要人教，眾人便能很有默契地依照某個既定程序進行，不外乎就是快速的確認 5W1H，鮮少離題。
有一次，會議必須與中國城市分公司的主管確認某項重要的工程進度，電話接通後，只聽見另一頭一位操著江浙口音的主管劈頭就是一串場面話，從他喜歡哪位香港藝人，到自己和家人去香港旅遊的經驗等，只見與會的總經理們面無表情，在 5 分鐘內果斷的打斷對方說：「于總，這些我們會後聊，我想確認的是目前工程的進度、延遲的原因、如何解決以及調整後的完工時間。」
對方被無情地打斷後，彷彿失去了交談的興致，隨口說了幾句工程延遲的原因，其他的問題則草草一句「這事我管不著」，便打算交差了事。只見其中一位總經理幹練的接過發言權說道：「我們事前和總部確認過你的職掌，如果你不清楚或負不了責的話，我會呈報老闆，請他指派新的對接窗口，我們的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嚇得對方連忙說道：「別、別，不就這麼一點事嘛，我讓我秘書查清楚，明天給您回個話不就完了，不要扯到老闆。」總經理接道：「明白，下次請你秘書來開會就好了。」結束了通話。
看似冷酷無情的背後，其中一位總經理曾向筆者說過：「你要想，等到去內地執行時，要對接多少單位？將會有多少會議？每一場會議多講幾分鐘廢話，多幾次無效的溝通，事情該如何推進？現在不把標準建立起來，以後內地的同事會如何對待我們？」
筆者則回問道：「曾經開過會的有幾位是跟了老闆好多年的心腹，您不怕得罪對方，怕他向老闆告狀嗎？」總經理回答：「只要是為了做好工作，這些都不是問題，我們只要實事求是，沒有公事以外的人身攻擊，就沒有必要擔心，是非對錯老闆會有評斷。」
其後，我與一位總經理到中國內地城市執行業務時，果然看到有員工仗著自己是公司的老臣連續犯錯，態度散漫不服從指令，結果早上就被通知解職、下午便掃地出門；更有與公司合作 10 幾年的供應商，因屢屢要求回扣，交付品質未達標準而被高管直接換掉。這些事例，在在都顯示出這位總經理專業、高效、不帶私人感情的一面。
永遠清楚誰是你老闆
從上面的敘述中，你可能會好奇的問，既然這些香港高管認為與公司的關係是平等的，那他們對待老闆的時候是否也是一樣的桀驁不遜、經常拍桌嗆聲呢？
正好相反。
那怕是這 4 位中性格最剛烈的總經理，對老闆說話也總是畢恭畢敬，縱使偶爾被誤解，也少有情緒性的言論。一位總經理曾對筆者說：「不管你的職級是什麼，你永遠要清楚 who’s your boss，我是老闆請進來的，就算哪天要走，也要是老闆親自跟我說。」就如同電影《魔球》(Moneyball) 中一位資深球探感慨的說：「總經理不需要聽我們的，他只對老闆和上帝負責。」
面對同職級、其他事業部總經理的相互競爭，則要展現出更能理解並且有效執行老闆意志的能耐，而這點與年資和輩份無關。正是因為心中清楚老闆是誰，不管遇到任何大小決策，都能夠假想在跟老闆直接對話、站在老闆的角度思考問題，決策的品質與格局才能不斷提升，這也是他們當初能爬到這個位置。
有次，筆者半開玩笑的問道：「港劇裡常常看到高階經理人和老闆一言不合拍桌就走人的劇情，在現實生活中常發生嗎？」一位總經理笑答：「不要被誤導了，如果是這樣，那他肯定不是個成熟、負責的經理人，更別提領導一間公司、擔任總經理了，演戲罷了！」
努力工作，用力消費
在高強度的培訓班中，時間往往是以 10 分鐘為單位。過去，筆者在被要求協助查資料、聯繫他人或修改提案內容時，常常反射性的回覆「稍等」、「再一下子」或「下班前」──這些回答在這群總經理的標準中都是無法接受的。與他們共事到最後，雖然沒人要求，但筆者都會默默製作一份以 10 分鐘為單位的日行事曆，也往往在當天 9:30 以前就被排滿。
忙碌的工作環境中，常常一個不小心就錯過了中午用餐時間，不過，筆者發現就算當天再忙碌，總有一個空檔時間是眾人很有默契不會安排任何會議或工作的，便是港人俗稱的「3 點 3（3 點 1 刻）」。有人會浪漫的解讀為「下午茶時間」，但 4 位資深香港高管共同的解讀是：「忙到忘了吃午餐，血糖低到休克前，多少吃點麵包、三明治補充一下能量的時間」。
只見每天約莫在下午 3 點到 3 點半間，有人選擇在茶水間、有人在吸菸區補充各自需要的補給品。一位總經理便與筆者分享過，不要小看這個 3 點 3，除了可以吃點東西或享受片刻寧靜外，更是與同事間建立情誼或分享八卦資訊的重要場合，因為如果非必要，是沒有人願意加班的，更少見有下班後幾位同事一起去逛街的情況。再加上上班極其的專注，有時一整天下來，可能連坐在左右邊的同事都交談不上一句話。許多公司重要的人事、政策風向等，便只能利用每天這短短的 10 幾分鐘獲取，這對融入公司甚至某些決策判斷，都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就算不餓，也要養成去茶水間或吸菸區晃晃的習慣，也算是某種意義上的「資訊充電」。
而筆者幾次與 4 位總經理一起午餐，也發現眾人幾乎每天都去同一家位於地下室的快餐店，狹小擁擠不說，套餐內容也是極其簡單，大概就是豬扒、義大利肉醬麵、火腿配上一顆荷包蛋和凍檸茶，相當簡單，連到了週五也鮮少選擇吃好一點犒賞一週下來的辛勞，實在令人費解：各個年薪超過 7 位數港幣的高管們，生活真的如此壓抑又無趣？
直到某天筆者與 4 位總經理一同出差，有較長的時間交談時才發現，4 位總經理中有 3 位住在港島高級白領區，並擁有雙 B、保時捷等名車、手上帶著勞力士、沛納海等名錶；子女從中學便在英國或加拿大讀書；每年至少出國一次到瑞士、北歐等地旅遊；對香港頂級的日本料理、鐵板燒名店或知名的酒吧、夜店更是如數家珍。甚至某次筆者私下陪一位總經理添購文具時，發現他對細節質感的要求之高，竟然買了一把黃銅製、要價上千元港幣的尺，與他們在工作時的形象迥然不同。
一位總經理對筆者深刻的說：「港人的生活太辛苦了，物價、政治不確定性高、工作壓力大，處於相當緊繃的狀態，收入是我們這些努力付出的唯一回報，因此我們會努力賺錢，更會用力消費享受生活，在 ON 跟 OFF 之間做出明顯的區隔。因此只要能力可及，我們會追求物質生活和娛樂，這是每天我們辛勞的動力，並不會覺得這是什麼可恥的事情。」
至於為何有如此身家，卻還要每天搭地鐵上班、吃快餐、三明治？「返工（上班）是來賺錢的嘛！」總經理笑著回答。確實，在一個要求凍檸茶去冰，會得到只有七分滿的城市，這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答案了。
返台後的「反文化衝擊」
多年後，筆者返回台灣重新投入職場，再次經歷了一段適應的陣痛期，每當效法過去主管的強勢與果決時，卻要向「這個不行、那個不妥」的官僚文化妥協；每當試著站在老闆角度思考問題時，換來的只是一句冷冷的「作臣子的人別操皇上的心」；每當「溫馨的」提醒同事，筆者的工作進度已經超前原目標兩倍，並捍衛自己應有的休假權利時，卻換來同事的嘀咕「各事業部主管週末都有來加班開會，合群一點不行嗎？」
雖然在港工作是極其忙碌的，壓力指數也極高，更有數不盡深夜獨自一人一邊啃著波蘿包，一邊兩眼無神的望著窗外的維多利亞港，準備挑燈夜戰加班趕報告，但心中卻有難以言喻的充實感和不斷成長的喜悅，至今仍是難忘無比。
回到現實，呆坐在 30 個人與會，卻僅有兩人發言、持續 3 個半小時依然聽著老闆細數自己的豐功偉業，邊喝茶、邊嗑花生米閒話家常的「高階主管會議」，也只能在心中默默唸著「入境隨俗吧！」自我安慰了。
執行編輯：林翊婷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