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漫遊比利時，私房關鍵字（上）戰場：滑鐵盧、伊珀爾、巴斯通、布倫東克
除了戰爭，比利時還遍地藝術。在比利時讀書是幸運的，走進比利時皇家美術館，就可以和超現實主義的馬格利特（René François Ghislain Magritte）不期而遇；上安特衛普蹓躂，也能見到魯本斯（Sir Peter Paul Rubens）和布勒哲爾（Pieter Bruegel de Oude）。
往布魯塞爾的市郊走去，在伊克塞爾的墓園裡，我們能在賈克路易大衛（Jacques-Louis David）的墓碑前面，緬懷這位逝去的大師。如果時間充裕，不妨租車前往比利時南方的文化重鎮蒙斯（Mons），在這裡你能夠找到梵谷（Vincent Van Gogh）當年初學繪畫時居住的老房子。
關鍵字：安特衛普
布勒哲爾是調皮的。喜歡布勒哲爾，是因為他的想像力。他的畫有點像文藝復興時期的真蒂萊貝利尼（Gentile Bellini）或者是維托雷卡帕齊奧（Vittore Carpaccio），一幅畫裡有許多的次要訊息，沒個主題。他的畫面裡總是充斥著不同的人物和敘事，喋喋不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統一的主旨。這有點像昆汀塔倫提諾（Quentin Tarantino）的電影，但是他又不像威尼斯畫派那樣，以宗教畫的方式處理人物的表情與線條，反而很有漫畫感。
尤其是他的《Nederlandse Spreekwoorden》和《Dull Gret》，滿滿的超現實主義。
在中世紀一眾畫家虔心誠意地歌頌上帝，而喬爾喬內（Giorgio o Zorzi da Castelfranco）與波蒂切利（Sandro Botticelli）在專心地描摹他們心目中完美的胴體時，布勒哲爾在畫巴別塔、畫地獄、畫墮落醜惡的農村生活，叛逆的不得了。
熊逸在他的書《少有人看見的美》裡這麼評論到：「自 20 世紀以來，目睹了慘痛二戰的政治哲學家們漸漸達成了一項共識：無論通天塔建成之後究竟會給人類帶來什麼，建造通天塔的事業本身就是一場災難，而且必定會因為一場更大的災難而倉皇中輟。」
發動突出部戰役的納粹德國，當初的作戰計畫就是要奪取比利時的港口安特衛普。然而，他們卻在巴斯通被 101 空降師給死死擋住了。只能說，歷史的嘲諷雖然可能會遲到，但是從不缺席。布勒哲爾在 16 世紀就已經畫好了巴別塔，隔著歷史對著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吐舌頭。而他的畫，正好擺在安特衛普的博物館裡。
關鍵字：賈克路易大衛
在布魯塞爾，我們還能去探望賈克路易大衛。我喜歡暮年的賈克路易大衛，他晚年的畫作通篇反省。浪漫是暴徒的聖歌。大衛年輕時是激進的雅各賓派戰將，當時法國大革命風起雲湧，鮮血淋漓的斷頭台起落如風，他和羅伯斯比爾一起簽發了無數人的判決書，造成無數的家破人亡。民哭於野，哀聲漫山，大衛正是沉浸在這種「自由引導人民」的神聖使命感裡無可自拔，卻忘記了生命最初始的關照與溫暖為何物。
一直到他年老，被迫流亡布魯塞爾，才在生命油盡燈枯的最後，創作出了那幅《被維娜斯解除武裝的戰神馬爾斯》。在這幅畫面前，賈克路易大衛終於成熟了。我是深刻地被這幅畫感動的。
畫中的戰神馬爾斯側身懶躺，很放鬆地把盾牌丟在一旁，任憑自己的頭盔由侍女拿去。他衣衫不整，一點也沒有金剛怒目的威風和戒備。馬爾斯的右手用一種非常輕的手勢勾著長矛，似乎下一秒就要放手，維娜斯正要依偎進他懷裡，馬爾斯沒有拒絕，笑盈盈地伸出左手，把寶劍遞了出去。
中國思想隱士熊逸曾經對《被維娜斯解除武裝的戰神馬爾斯》（Mars being disarmed by Venus）如此評論到：「大衛似乎是想告訴觀者，只有在愛神面前主動繳械，而不是因為懈怠與意亂神迷才繳械的戰神才是真正當得起王者稱號的戰神。那個一旦頂盔貫甲便橫掃千軍，六親不認的戰神其實只是屠夫罷了。」我覺得異常中肯。
大衛對自己在法國大革命那個瘋狂年代裡做出的一切獻上最真誠的反省。在這幅畫裡，戰神像是意識到了什麼，主動把自己繳了械。在這一瞬間，戰神的人格完整了。相比他 1771 年的名作《馬爾斯與密涅瓦之戰》（The combat of Mars and Minerva）那種理智戰勝魯葬的精神勝利，大衛終於在時代的動盪裡釋懷。他放過了所有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也原諒了自己。
好的藝術，就是與自己和解的過程。蘇東坡如是，賈克路易大衛亦如是。休對故人思故國，且將新火試新茶。詩酒趁年華。
看看別人，想想自己。旅行社大多只願意帶著旅客吃吃鬆餅、逛逛市中心，打發時間，卻極少有導遊領著團員來到墓園，進入美術館，去領略比利時真正的的文化底蘊。
馬格利特，就一直在皇宮隔壁的皇家美術館等著我們。
關鍵字：皇家美術館、超現實主義
尹朝陽的《讀畫記》裡這麼描述馬格利特：「那種尺度帶有精準的均衡感，好像他從來沒想過用規模和尺度來震驚騷擾你，僅僅靠想像力的一種思辨和陳述，就足以把你帶進他設置的視覺情緒裡。」
美術史評論家貢布里希（Sir 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說：「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說得極其妥貼。
「在雪白手術臺上放著縫紉機，接著忽然撐開一把大黑傘。」這是法國詩人洛特雷阿蒙（Comte de Lautréamont）對於「超現實主義」的描述。和劍走偏鋒的達利（Salvador Dalí）與張牙舞爪的佛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比起來，馬格利特多了一種讓人尊故的哲學智慧。花非花，霧非霧，我們浸泡在現代性疏離的海洋裡，從容溺斃。瑪格麗特很少哀嚎，他有著和杜尚（Henri-Robert-Marcel Duchamp）相似的貴族氣質，優雅而怪異。他們聽著其他藝術家的哀嚎，禮貌地慧黠一笑。
他們的畫並不扭曲，在藝術哲學的永恆追求中，杜尚和馬格利特身上流著相同的通透與幽默。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他的《邏輯哲學論》裡說：「不管圖像具有何種形式，也不管描繪得是對還是錯，只要它終究能夠描繪實在，圖像都必須與實在共有一種東西，即邏輯形式，或者說實在的形式。」很顯然他錯了。溝通並不一定要以語言為形式，並不一定要讓句式組合成一幅圖像才具有意義，語言更不一定需要有邏輯。若是如此，馬致遠的「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就沒有意義。然而實際上，它的意義可豐富了。
馬格利特的畫是一樣的意思。他的超現實，其實就是超語言。這很像是佛教說的「不可思議」。《金剛經》：「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馬格利特畫人在天上飛，他們真的在天上飛嗎？還是他代表了一種現代性的渴望？一種被工業文明束縛後，想要掙脫的浪漫幻想？或者是，一種人心普遍的不踏實感？一種叔本華《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的虛無？
維根斯坦撓撓頭，回去重新寫了《哲學研究》，提出了「語言遊戲說」，認為只要雙方都能夠掌握溝通背後的每個暗示與規則，彼此了解互動的規則，那麼再奇怪、再沒有邏輯的語言也是成立的。說到底，還是回到了《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比利時還有魯本斯，和他的法蘭德斯畫派。搭車去安特衛普，總該到魯本斯故居走一走。
魯本斯的巴洛克風格，喜好因人而異。我個人是不喜歡的。比肅穆，魯本斯比不過晚年淒涼的倫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比創意，魯本斯也比不贏風格詭異的布勒哲爾。魯本斯的繪畫，用英國作家阿道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的話說就是：「一頭扎進女性肉體的海洋，肆無忌憚地游動。」
但無論如何，魯本斯是成功的畫家。不過個人認為魯本斯沒有特別能讓人產生思辨的地方。用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裡的吐槽，他認為：「靜態照片的一個結果，是掩蓋富人的擺闊氣消費；靜態照片加速為動態攝影以後，它給全球的窮人提供的是虛幻的富有。」魯本斯那種巴洛克式的動感，同樣也很虛幻。
來到比利時，不去看看戰場和藝術品，多可惜啊。
所以為什麼要出去玩呢？
《南史．蕭統傳》裡面寫：「（蕭統）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云：『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
大意是說，蕭統特別喜歡遊山玩水，有一次番禺侯蕭淵軌玩得開心了，就建議這個時候應該來放音樂，咚滋咚滋一下。蕭統這時不置可否，只是吟詩：「幹嘛要放音樂？山水裡自然有天籟呀！」弄得蕭淵軌很不好意思。
陶石梁在《山君檄》裡的原文更不客氣：「爾以絲竹，污我山靈。」
出來玩，不但是去欣賞大自然天籟，同樣的，我們也是去聆聽歷史的回聲。藝術的過去，戰場的過去，總結起來，都是人的過去，文明的過去。
只有回望過去，才能展望未來。
希望來到比利時旅行的人們，別再只記得布魯塞爾哪一家的薯條特別好吃，或者布魯日的鐘樓爬得很累，還是根特的大教堂裡竟然放了一隻鯨魚的骨頭。而是能夠去滑鐵盧走走，去巴斯通走走。去看看馬格利特，去瞧瞧魯本斯的畫。
這就像，當外國人來到台灣的時候，我們也不希望他們只待在台北，池上的稻田裡有林懷民的《雲門舞集》，安平的古堡裡深埋著鄭成功當年的崢嶸歲月。
文化與反文化都是值得一再被叨念的。藝術是文化，戰爭是反文化。他們互相編織，織成了人類今天的文明。
去到這些地方，也能夠更好了解當今的歐洲是怎麼來的。他們為什麼擁抱民主，為什麼警惕獨裁。以及為什麼歐盟是一個偉大的發明。
因為他們曾經失去過。他們曾經敵對過。
但願歐盟永遠好好的。也祝福比利時這個小不點國家年年有薯條吃，年年有啤酒喝。我們為 1918 乾杯，也為 1945 乾杯。敬人類的歷史。
敬我們的過去。
執行編輯：林翊婷
核稿編輯：孫雅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