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一般所說，全名「小約瑟夫．羅賓尼特．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的喬．拜登是屬於「沉默的世代」（the Silent Generation）。 他們這一代美國人出生於「大蕭條」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間，戰時他們年紀還太小，不足以出外打戰；戰後他們年紀又變得太大，不足以領導當時的反文化運動，總之一輩子活得小心翼翼。
「沉默的世代」這個別稱在 1959 年因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而開始流行，他形容那一代人很「畏畏縮縮」、「沒有想像力」。然而這樣的說法並不準確，畢竟那一代人中誕生了拳王阿里、貓王艾維斯．普里斯萊、大法官金斯伯格這樣的佼佼者。
幸運的少數
不過，比較重要的其實是這一點：你要是 1942 年在美國出生，又是異性戀白人，一般來說，你就等於是中了樂透。那個時代，因為戰爭及經濟蕭條，所以出生率低，整個世代的人口特別少，是美國史上第一個比前一個世代「小」的世代。這一個世代的人，來自父母的關心和資源比較多，上學是小班制，大學入學率比較高。羅斯福的「新政」和「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 I. Bill）給了他們低利貸款、聯邦工作計畫，使得幾百萬美國人躋身為中產階級。
社會學家艾爾伍德．卡爾森（Elwood Carlson）在他的《幸運少數》（The Lucky Few）這本書中評估他們的財富，描繪他們這個時代，說這個時代是美國的公司勞動力擴增、儲備養老金、發送股票給員工的時代；這種種措施總合起來創造了「20 世紀經濟方面最幸運的世代」。
他擁有的種種優勢塑造了他們對政府、金錢、種族、機會等事物的觀念。拜登出生後一年，E．B．懷特（Elwyn Brooks White）在《哈潑》（Harper’s）雜誌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他所發現的戰後美國人的一種新觀念：「美國是一個相信只要你肯行動、苦幹實幹就會有收穫的社會，但這種想法其實很傲慢，因為他的成員假設一個人的功績與成就完全來自於自己。」這一群人同質性很高，10 個有 9 個是美國出生的白人。如同卡爾森說的，他們往往「認為他們的成功是他們自己的成就，從不思考是不是整體社會讓他們具備了成功的條件」。在政治上，他們的右翼包括「20 世紀每一代最保守的共和黨員」。
忠誠而敏感的父母
拜登有幾個方面符合這個模型，有幾方面卻不相同。他是他們家 4 個兄弟姊妹的老大。10 歲時， 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 他們家從賓州的斯克蘭頓（Scranton）搬到了德拉瓦州。他父親外號叫「大喬」（Big Joe），以清洗熱水爐、賣汽車謀生。大喬年輕的時候很有錢，但後來事業失敗了。他留在櫥子裡的一支馬球槌，還有他平日對任何他人的冒犯非常敏感，這些都顯示他曾經和富裕擦身而過。
有一次他們的老闆在公司舉辦聖誕節派對，派對進行到一半時，他們老闆提了一桶銀幣過來，往地板上一倒，讓大家爭先恐後趴下去搶。「爹地坐在那裡愣了一秒鐘，」他的兒子 2007 年在《遵守承諾》（Promises to Keep）這本回憶錄中寫說，「然後站起來，牽著我媽媽的手，離開了會場。」接著他就失業了。
拜登的母親對於「地位」 問題更敏感。他的妹妹瓦樂麗（Valerie Biden Owens）說：「她從小就告訴我們說：沒有人比你強，但也沒有人比你差。」拜登家族對街坊鄰居很堅持一種老派的「忠誠」觀念。他告訴我說：「那是維繫社會的黏著劑。不忠誠的話，你就不是個值得敬重的人。」他很喜歡說一個故事，他父親有一次被生意上的伙伴詐騙：檢察官要求大喬作證，可是大喬卻說：「那不行。我是他女兒的教父。」
困擾童年的口吃問題
拜登回憶童年時，講得最多的就是他口吃的問題。他寫說：「我講話像在打摩斯電碼，嘀嘀噠噠，嘀噠嘀噠。那種感覺很像戴著滑稽的悔過帽在牆角罰站一樣，旁邊還有幾個小朋友看我那一副蠢樣，邊看邊笑。我一直到今天還記得自己當時那種害怕、羞辱、惱怒，一切至今都還歷歷在目。」要他讀拉丁文形同把他打入地獄。他告訴我說：「我才入學 3 個禮拜，他們就開始叫我『智障喬』，因為我有語言障礙，不會講話。」
依照他自己的說法，他克服這個障礙主要是靠意志和毅力。從技術層面來講，要克服口吃必須靠取巧找到文字的捷徑。他舉例說：「你先學會預先知道自己會碰到什麼問題。譬如如果我預先就知道他要問費城人隊（Phillies）或是洋基隊（Yankees） 的球賽，那我為什麼不倒過來自己直接問他『洋基隊打得怎麼樣？』這個我上樓來時邊爬樓梯邊就可以練習了，」說到這裡，他降低聲量，裝成在練習的模樣。「『洋基隊打得怎麼樣？』『洋基隊打得怎麼樣？』」另外他也開始練習朗誦整段文章─葉慈、愛默生、《獨立宣言》等等─到了中學二年級的時候，他的口吃已經好了。
長年的不安全感
沒有安全感這一項他卻沒有完全克服。這麼多年來，我屢次聽到他提起尊嚴及脆弱問題：他到現在都還記得曾經嘲笑過他的小學同學的名字；他的助手在辦公室很快就發現他很怕遇到尷尬場面。他以前的一個顧問回憶說，有一次他要拜登向歐洲的一名領導人要求協助，後來電話中那個領導人表示拒絕，這時只見拜登頓時呆在那裡：「他掛上電話，然後說：『不要再那樣設計我。達不成目的沒有關係；電話我會打，但是你要先跟我講清楚。』」
不過，純粹靠著意志力，他還是練就了發表激昂演講的能力。重要的是，他終於弄懂了要維持現場聽眾的注意力，有時候就必須脫稿演出。他寫說：「我要是發覺他們開始不專心，我就會臨場發揮，講個笑話，或是找個不專心的聽眾，對著他喊話。我可以影響陪審團，還能夠當場目睹那種效果；我後來愛上這種能耐。」這其實有點不妙。
美國政壇上一些比較厲害的演說家，如約翰．甘迺迪、紐約參議員莫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比爾．柯林頓、歐巴馬等人，不是跟他關係匪淺，就是曾經給他啟發。但相較於這些人，拜登的演說才能不是天賦，而是苦練的結果。已故紐約州前眾議員索拉茲（Steve Solarz）曾經告訴他的幕僚說，有一次晚上他跑去參議院，發覺偌大的議場空蕩蕩的，但是「卻有一個人把它當作羅馬競技場一樣，站在那裡演講。這個人就是喬．拜登。這個傢伙像個球員一樣，在那裡苦練。」
《關於作者》
歐逸文（Evan Osnos）
出生於倫敦，1998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後加入《芝加哥論壇報》，並在2002年派駐開羅，負責伊拉克戰爭、埃及、敘利亞等中東事務的報導。2008年，榮獲普立茲調查報導獎。現為《紐約客》駐華盛頓分社記者，負責政治和外交事務的報導。
歐逸文長於宏觀掌控力，透過將中國人和中國的公眾事務放置在廣闊背景和歷史脈絡中，勾勒出複雜的中國全景圖。他對拜登的採訪始於2014年，前後專訪共四次。為了撰寫《喬．拜登》，他還訪問美國政界超過百位以上的人士，包括歐巴馬、拜登的家人、長期的助理、華府及德拉瓦州等地的反對派及相關人士。
註：本文摘自歐逸文（Evan Osnos）的《喬．拜登： 他的中間路線能重振美國嗎？》，由八旗文化授權換日線原文轉載並增訂小標。惟圖、文經編輯，均與原作有部分出入，欲閱讀作者完整作品，歡迎參考原書。
執行編輯：蕭又寧
核稿編輯：林欣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