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各種極端氣候發生得越來越頻繁，其造成的經濟衝擊與生命損失，也迫使越來越多大眾，開始思考這些「不願面對的真相」。
從印尼遷都，看「全球加熱」（global heating）
根據科學家運用氣候與經濟動態整合模型（DICE）分析的結果，因為人為活動導致二氧化碳濃度增加，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已是無須爭辯的事實，而聯合國每年不厭其煩公布的報告也指出，氣候變遷造成的負面影響，涵蓋包含淡水資源、生態系統、食物供應、纖維與農林產品、海鹽系統、低窪地區、產業、居住安全、社會與人類健康等諸多領域（Nordhaus, 2014）。而這些衝擊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傷害程度又往往更加嚴峻。
以印尼為例，2014 年當選總統的佐科威，就在上台執政後宣布，印尼政府將斥資 300 多億美元，將首都從現在的雅加達，遷往 2000 公里外的婆羅洲東加里曼丹省（East Kalimantan）。原因除了雅加達人口密度已嚴重超出基礎建設負荷，更關鍵的原因是：該城市正以平均每年 2 公分的速度「下沉」當中。若加上海平面上升與極端氣候的連年衝擊，專家預估，到了 2050 年，雅加達將會有三分之一處於常年洪患的狀態。
這只是全球各國遭到氣候暖化影響的其中一個例子，也說明了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或依據英國《衛報》自 2018 年底起，依據專家意見改稱的「全球加熱」（global heating，用以昭示全球暖化的真實嚴重性），對我們生活造成的直接影響。
根據氣候專家們的共識，「全球加熱」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儘管看似來得緩慢，實則與經濟蕭條、疫情肆虐或戰爭等量齊觀，更勢必成為左右一整個世代，乃至連續好幾個世代的力量。
同時，全球暖化也是極為複雜的議題，需要納入各種領域的經驗與知識，例如大氣科學、生態環境學、人類學、工程學、經濟學，乃至政治學和國際關係等——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更多的專家學者，政府與企業投入來搶救暖化。更重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能具有危機意識，並發揮「個人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的精神，做出具體行動。
而碳交易，或稱碳權交易，便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碳權交易應運而生
若從最簡單的概念來看，地球「暖化」/「加熱」，很大程度源自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增加。而二氧化碳濃度自 18 世紀以來暴增，不外乎來自人類大量燃燒石化燃料。因此，解決暖化的第一步，就是科學家們自 1970 年代就開始呼籲的做法：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聯合國也於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便陸續提出了要控制全球每年增溫在攝氏 2 度、乃至 1.5 度以內的目標。
儘管這相當困難，且成本也極高，但至少訂出了量化數字，讓各國可以協調一致的行動，來避免世界走向氣候危機的臨界點。
然而，單靠「官方呼籲」或「道德勸說」，絕對不足以撼動既有的商業行為（business-as-uaual）。因為碳排造成的外部性代價相當高昂，而減碳或發展替代方案，亦須付出額外的成本——這時候，唯有加諸適當的經濟誘因與市場干預，才有可能達成前述的減碳、降溫目標。
例如，為每單位的碳排放「定價」，並允許其自由交易，或許就是一個不錯的方法——這也就我們如今所說，所謂「碳權交易」的由來。
俗稱「碳交易」更精確的全名，叫做「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即高碳排的企業（或是所有的企業），根據其歷史排放紀錄或相同產業的平均排放量，由政府授予一定量的「碳排放權」，並且按照政策規劃來逐年遞減，最終達成淨零排放的目標。
而該「碳權」，就是一種可自由交易的單位——若企業超過政府規定的排放量，就需要購入碳權，以抵消其對環境的影響；反之，若力行節能而有剩餘的碳權，則可以透過公開市場，賣給需要的廠商。
這種將外部性「訂價」的做法，源自經濟學原理中的寇斯定理，也是當前備受關注的市場導向環境政策工具。根據寇斯定理的想法，原本財產權定義不明確的公眾資產 / 資源，例如空氣、水、氣候、環境等，藉由產權界定並允許其自由交易，便可相對有效達到使用者（消耗者）付費、最佳分配有限資源等作用，並針對外部性（Externality）進行導正。
當前許多主流分析者的看法亦指出，建置碳排放的 cap and trade 機制，並在各國的積極參與下，全球相對有機會達成自京都議定書簽署以來，不斷「呼籲」的種種控制暖化目標。
借鏡歐洲碳交易制度
而目前來看，歐盟是全球實施碳權排放交易最為成熟的地區：所謂「歐盟排放交易體系」（EU Emission Trade Scheme ，簡稱 EU ETS）自 2005 年實施以來，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區域碳排放交易市場——它為歐盟地區 31 個國家、1 萬 4 千多個發電廠、工廠和企業，分配可交易的排放許可證。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2020 年全球碳交易活動超過 2 千億美元，較 2019 年同期成長 34%——當中歐盟單一地區，就佔了整體碳交易的八成左右。
歐盟如何推行碳交易制度？法源依據方面，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以及 2003 年通過的歐盟碳排放交易命令（Directive 2003/87/EC），為 EU ETS 的兩大法源基礎。規模方面，其規範涵蓋歐盟 27 個成員國，加上英國、冰島、挪威和列支敦士登，總計有超過 11 萬家耗能超過 20 MW 的企業、工廠、電廠，每年需透過歐盟核發的許可權，以「EUA」為單位交易碳權，以符合碳排放總量的限制——1 個 EUA ，等於 1 公噸的二氧化碳當量（CO2e）。
至於價格方面，參照 201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在《氣候賭局》一書中的說法，按照目前的碳定價模型，經過實質通貨膨脹率的調整後，每年會有約 5% 以上的漲幅。言下之意，他預估到了 2030 年，每噸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的價格會在 53 美元左右；到了2040 年，則會上升到每噸 93 美元。
這將勢必影響到全球供應鏈的重新調整——例如，舉凡想進入歐盟市場的商品甚至服務，都會被要求揭露碳排放數據，廠商也需負擔相應日趨嚴格的 EUA 成本。同時，歐盟政府為了避免碳價的大幅波動，也建立起市場穩定儲備（Market Stability Reserve, MSR），以靈活地因應供需狀況，調節 cap 的總量，避免發生與 2008 年金融危機類似的狀況，即碳價慘跌、乏人問津的窘境。
落實碳交易，罰則與配套極為必要
在不同的施行階段中，ETS 規範從高耗能的能源、鋼鐵、水泥、礦業、玻璃業等，到化學製造、航空、大型食品加工、運輸、工程營造等，並計畫進一步落實到更廣的層面，以及將EUA 除目前的「二氧化碳」之外，加入京都議定書規定的 6 種溫室氣體。
根據現行規定，對於那些未能遵守總量限制或減排目標的企業，每單位的 EUA 則會面臨至少 100 歐元的罰鍰。「單價」看似雖低，對碳排總量高的企業來說，卻可謂不小的成本——要嘛額外購入 EUA，用以抵銷自身的碳排放；要嘛就得在生產製造的過程中，使用更好的節能方案（當然，這會產生成本）；或者透過創新的商業模式，例如循環經濟思維，來改變既往的生產—消費框架。
從歐盟開始，碳定價已成國際趨勢，而 2050 達到碳中和，亦是各國政府，乃至企業的剛性目標。歐盟在 2019 年訂出標準更為嚴格的「綠色政綱」（Green Deal），同時設定在 2030 年就要先減碳 50%（以 1990 年為基準線），並進一步針對不易設定總量管制的產業，另以提高石化燃料稅的手段，迫使企業改採更環保節能的方式來運作。
這也是部分學者支持的「混合形方案」：亦即除了總量管制與碳權交易，搭配「碳稅」、「碳費」等方式，增加企業製造外部性時所需擔負的額外成本，進一步促使生產者在自主減排、創新節能與投資減碳技術之間找到平衡點。
碳交易會「傷害經濟」嗎？——答案可能恰恰相反
不少企業擔憂，碳權的「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將會產生額外成本，傷害企業獲利，甚至影響經濟。然而真實狀況卻非如此：
根據 2019 年 OECD 《歐盟碳交易體系（ETS）對碳排和經濟績效的共同影響》報告指出，被要求參與 ETS 的企業，在營收、利潤、固定資產及雇用狀況等方面，表現都比以往更佳。
以企業年度營收為例，加入 ETS 的企業，更比未加入者高出 7% - 18%。儘管碳交易未必是這些企業表現更佳的因素，但報告結果清楚顯示，無論是基於買賣 EUA 創造的收益、或是因低碳技術造成生產力提高，對多數企業非但沒有負面衝擊，反而具有正面影響。
碳交易也確實能達成「減排」的效應：前述 OECD 的研究指出，因為 ETS 的制度，在法國、荷蘭、挪威和英國 4 個國家，第一階段受管制的業者於 2005 年至 2012 年間，排放量共減少了 10% 至 14%。
更進一步佈局未來：「淨零」目標
面對在 2030 年以前減排 55% 的「超高標準」，歐盟即將實施的新措施，如今尤其值得我們關注：針對 EU ETS 來說，於第 4 階段（2021-2030）將設立現代化及創新基金，將排放交易系統的拍賣收入，投資於新興低碳技術與再生能源等。目的就是要促使各國政府能更積極地進行能源轉型，同時，也將進一步擴大排放交易體系，納入更多在前三期未列入管制的單位，加強再生能源效率規範，並制定車輛、建築「淨零」（net-zero）碳排的標準。
這些規劃如今都已箭在弦上，馬上會成為歐盟各國具體的政策。
至於，在碳交易所面臨的挑戰方面，原本預計於 2020 年召開的 COP26 大會，重點討論全球碳排放市場機制與放諸四海皆通用的碳計價單位（註一），特別是讓「跨區碳交易」得以實現——意即歐盟的碳權（EUA）可以在北美、日本、中國、澳洲等地的交易所進行交易。然而，礙於疫情，該會議未能順利召開，為全球加速減排的目標增添變數。
簡單來說，碳交易「光靠歐盟不夠」，需要真正全球化，方能達成其目標（減緩全球暖化）──然而這是個更巨大的工程，需要各國政府的高度共識，方能增加碳權資產在自由市場的流通性，並吸引更多廠商、金融機構、利害關係人參與其中。
比爾蓋茲新書《如何避免氣候災難》中，開宗明義強調兩個數字：「510」與「0」。它們分別是我們當前全球每年的碳排當量（CO2e）約為 510 億噸，而要避免極端的氣候災難，這個數字需要被降到 0，人類的文明才有可能永續發展下去。
碳交易便是想透過市場機制，以更「務實」的手段促使企業加速節能減碳——但這仍可能遠遠不夠；至於另一種常被提及的方式「碳稅」，在各國將面臨更大的政治挑戰，也可能緩不濟急。
因此，除了了解全球最新趨勢、並積極呼籲政府接軌相關制度外，我們也可以從自己做起，更積極地親身參與，不時想想自己可以為我們共同的家園做些什麼。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曾表示：“we are the first generation that can end poverty, but the last can end climate change.” （我們可能是第一個可以終結貧窮的世代；卻是最後一個可以終結氣候變遷的世代）
因為如果再不做點什麼，很可能在我們有生之年，人類將不會再有「下一個世代」了。
註一：也就是所謂的第六條款(Article 6)，一直以來，各國之間尚無法取得共識，全球標準的太交易框架，不斷被延宕。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張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