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奕寧
背景：
2020 年 5 月 25 日，一位非裔美國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蘇達州（Minnesota）因為警察不當執法死亡。幾天內，以「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為訴求的示威抗議浪潮席捲全美，成為美國自 1960 年代民權運動以來，最大規模的種族抗爭運動。
有鑑於台灣主流媒體對於這個事件報導過於單向表面，未能涵蓋到事件中部份重要議題，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於 2020 年 6 月 8 日，邀請兩位長居在明尼蘇達州的臺灣學者陳柏甫與張儀君進行線上座談，以在地視角的社會科學觀察，嘗試提供這個事件更完整的圖像。
本文由筆者陳奕寧根據座談內容進行文字整理、資料更新、議題深化而成；陳宇翔、陳柏甫、張儀君協助修訂，攝影圖像由陳柏甫、張儀君提供。
陳柏甫為美國康乃狄克大學社會學博士，現於明尼蘇達州 North Hennepin Community College 任教。張儀君為明尼蘇達大學地理學博士，現於明尼蘇達州 Macalester College 任教。兩人長居於明尼蘇達。
「暴力」只是一小部分，卻成報導最大焦點
台灣各大主流電視媒體，對於此次事件的報導，均大幅度地呈現抗爭中出現的暴動、放火、劫掠等失序行為畫面──可以想見，該類外電新聞重視的，是以激烈的衝突場面，刺激觀眾情緒與注意力，從而增加收視率。
然而，對於居住在當地的陳柏甫與張儀君而言，這些報導明顯過度聚焦於抗爭中極少數的地區與時刻：其實過去這段期間，明尼蘇達市區大體上都是處於平穩的狀態，甚至多數在地居民都對抗爭運動中出現的暴力行為（尤其是 28 日晚間抗議群眾放火燒掉當時無人的警察第三分局），表現相當高程度的體諒與理解。「為什麼不和平抗爭？這都是被逼出來的，」陳柏甫指出，當地許多人之所以可以「體諒」抗議者的暴力行為，原因之一是因當地的警察執法過當爭議時有所聞，佛洛伊德並非特例。
此外，抗爭中發生暴力事件的脈絡如下：群眾最早是在 George Floyd 死亡後兩天，開始在該事件涉案警察所任職的第三分局前和平舉牌抗議──但當時警察部門不只未給予群眾回應，甚至以催淚瓦斯強硬驅離民眾。
衝突升級之下，深夜少數抗議者在遲遲等不到任何有關單位的正面回應，加上不滿警察強勢驅趕後，遂憤而於警察局縱火（當時無人在建築物中），導致該分局付之一炬。而到了全美抗爭越演越烈後，州檢察官才正式起訴並羈押犯案警察。（5 月 29 日以三級謀殺罪起訴，6 月 3 日改以二級謀殺罪起訴主嫌）
由於警察等同於檢察官的「工作夥伴」，美國州檢通常極不願意得罪警察，更不用提其背後連地方政府都顧忌三分的強大警察工會。因此上述相關事件，在許多當地民眾眼裡看到的「真相」是：和平抗爭訴求完全未受到相關政府部門理睬，直到群眾由不滿轉為憤怒，進而採取激烈手段時，相關單位才願意正視、並且做出亡羊補牢的行動。
另一方面，規模遠比少數激烈暴力事件更大、參與人數也更多的和平抗爭，在整個運動中未曾停止過，但台灣媒體均在「火燒警局」的風頭事件過後，極少或完全未報導。事實上，各式各樣具有創意的抗議活動在全美各地不斷出現──例如張儀君本人也有參與的「女性溫柔力量抗爭」，或是由藝術家發起的，「為每一位死於警察不當暴力的非裔美國人」製作悼念碑等。
這些和平抗爭活動，才是這次 BLM 運動絕大多數參與者採取的模式，而非媒體聚焦的暴力抗議。
美國政黨立場傾向不同，詮釋角度大相徑庭
在政治層面上，張儀君觀察到分屬不同黨派的州政府，在這次大規模的運動中，採取了十分不同的態度和措施：由民主黨主政的州，多對此次的示威抱持相對包容的態度；共和黨主政的州政府，則往往態度相反，普遍採用強硬的鎮壓措施。
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川普種種毫不遮掩的種族歧視態度爭議（如「你敢搶劫，我就開槍」發言引自當年種族歧視的州警言論等），某種程度上更強化了種族間的衝突。原本隱藏和壓抑在「政治正確」下的族群歧視，在近年變得更為明目張膽。
這起事件也使得川普的聲勢下滑。許多政治光譜上較偏中間的美國民眾，如今亦對川普的處理方式，和一直以來對種族問題的漠視大表不滿。然而，對看重穩定、秩序和權威的郊區中產階級、以及極端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來說，川普對暴動的強勢態度，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的政治期望──這也是為何從政治立場不同的個人、組織、媒體甚至州政府上，對此事件的詮釋角度，經常出現「各說各話」的現象。
「這一次」真的不一樣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簡稱 BLM ）的運動從 2013 年以來，陸續已有好幾波全國性抗議行動，但卻始終無法推動實質改變。在此期間，也有不少名人在公開場合表態支持 BLM 運動，例如非裔美式足球員 Colin Kaepernick 在賽前播放國歌時下跪以示抗議──但他卻遭到聯盟冷凍，被迫暫停職業球員生涯。
那麼這一次的抗議行動，是否真的不同以往，能夠促成現況的改變？或者仍將只是再一次地「船過水無痕」呢？
「這一次真的不一樣」陳柏甫與張儀君都表示，這次他們感受到「氣氛和以往幾次的抗爭不同」，可以實質變革的曙光：例如連過去從未被認真討論過的「解散地方警察隊」，都已進入明尼蘇達州議會的辯論中。無論最後通過的是激進的「重組警隊」，或是較為溫和的「警隊改革方案」，都顯示大家「已經受夠了警察對於少數族裔的不當暴力行為」。
而根據座談會之後的 6 月 18 日 CNN 報導，近期美國幾個不同機構所做民調顯示：大多數美國民眾都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運動，無論是共和黨或民主黨擁護者，多數都是站在支持運動這一邊。
社群媒體串連下，去中心化的抗議行動
另一個與以往訴求相近抗爭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本次運動的組織和串連方式。陳柏甫指出了幾個特色：首先，這次是一個沒有大台（核心領導者）發起的抗爭。這些抗議不是組織式的抗爭，而是一個個公民以自發的形式加入示威行列，參與由社區自主發起的抗爭活動，或是從社群媒體發起、串連和聯繫。
本次全國性的抗議行動中，沒有一個領導者或領導組織，能代表整個運動發聲；抗議參與者們也並非受了誰的號召而參加，而是以作為公民的身分，主動爭取這個社會該有的公平。由於響應的群眾多元而發散，這場運動也呈現了多樣且動態的樣貌。抗爭形式相當多元，例如有地方社區發起的宣講演說、也有各式各樣以藝術創作表達的不滿。當然，「和平」及「非和平」的抗爭手段亦同時並存。
這場最終發展成為全國性、甚至跨國性的社會運動，也沒有完全一致的抗爭口號：儘管 BLM 是這場運動的主軸，但訴求整體而言卻日漸擴大為「明確反對各種歧視」；同時間這場運動也沒有清楚的目標方案和條件，對政府部門來說反而有點不知所措──由於種族歧視是結構性的社會問題，政府部門因此很難立即找到確切的具體措施，平息這起風波。
此外，網路和社群媒體，也（再次）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資訊提供者角色：許多民眾倚賴網友在現場拍攝的影片或直播來取得資訊，例如人們在 Facebook 或 Reddit（類似於台灣PTT 的社群網站）上傳的，各地警察在這次全國抗爭中各種不當執法（如暴力驅離、任意搜捕）、外地暴力份子故意假冒抗議者破壞在地店家⋯⋯等。這些資訊如今都被認為更貼近「真實」，而非受限於立場鮮明的主流媒體新聞「選擇性呈現」。
事實上，這次抗爭的各項特點，在近年來發生於各地的諸多社會運動中，均越來越常見：從佔領華爾街運動開始，網路和社群媒體已逐漸取代中心化的組織，成為撐起當今社會運動不可或缺的角色。
例如台灣 2014 年的太陽花學運雖有所謂的「學運領袖」，但主要也是憑藉網路訊息的快速、直接、大量的特性，才能號召到廣大的參與者，並讓年輕世代能即時了解議場內發生的現況；去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中，政府與警察的粗暴行為、放任黑社會份子毆打抗議者等畫面，也是經由網路流傳，使得反送中運動即便沒有明確運動領導人，仍能廣泛地號召群眾、串聯網友響應，各階層的民眾一起走上街頭。
從「模範亞裔」到「聲援平等」
美國警察與司法的結構性歧視問題，可具體展現在官方數據中：根據美國司法部資料所整理的統計，在美國各族裔男性中，非裔一生中「遭到判刑入監」的比率，是整體男性人口平均值的 3 倍──更驚人的是，按照比率估算，在美國社會 2001 年出生的非裔，每 3 人之中，就有 1 人可能遭到判刑入監。
同樣的統計標準下，拉丁裔是全美平均值的 2 倍，（入監機率）達到 6 分之 1 。白人男性的數字則僅有 17 分之 1 。
當然，警察與司法體系的「種族歧視」問題，並非僅限於非裔與拉丁裔。關於這點，張儀君有過親身體會：她表示自己曾經只因出聲質疑警察對一非裔嫌犯的過當壓制，自己立時也被警察強力壓制在牆壁上一段時間，警察執法很可能違反比例原則。這樣的經歷，也顯露了行使國家公權力的警察，其不當暴力並不只侷限於特定少數族裔。
然而，過去長年以來，台裔 （常稱之為「台美人」，即在美國出生的台灣人），甚至整個華裔人口、亞裔人口，常常在美國反對少數族裔歧視的抗爭運動中缺席；或是與美國社會中的主流白人族群站在同一個陣線，擔任白人主導社會所賦予「模範少數族裔」角色。
陳柏甫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幾個可能原因：首先是「內化歧視」，也就是當優勢族群或主流社會以某個特定的負面視角看待少數族群時，少數族群因無力翻轉這樣的形象，反而接受原先由他人定義的視角，認為自己的確低人一等、理所應當被如此對待。少數族裔內化歧視後，不僅會使得社會歧視的結構更穩固，還會使少數族裔自身也失去了反抗的動力，無法覺察到歧視或不平等的真實，也不會有反抗意識的存在。
再者，美國第一代亞裔移民多數是高技術或高資產移民──雖然他們也屬於「少數族群」，但其所處的社經地位多在較佳的位置，並有較大的機會靠著自身優勢向上流動，住在理想的「美國夢」中。例如擁有具備庭院的郊區房子，領著不錯的薪水，享受主流社會對「模範少數族裔」尊重的眼光等。
此外，亞洲傳統教育通常並不鼓勵「參與公眾事務」；對於一代移民來說，「不要管別人家（美國）的事（政治），免得自找麻煩」更是十分普遍的價值觀。亞裔關起家門，希望能夠獨善其身、不問世事的漠然，使得他們雖然身為少數群體的一份子，視角反而更偏向美國白人──他們觀看世界的角度不是從「少數族群」，而是從「中產階級」出發。
然而，在美國出生長大的第二代、第三代台美人，卻不見得與第一代台美人抱有相同的態度：陳柏甫與張儀君觀察到，這些從小在美國社會成長的台美人士，常常有著與父母世代不同的立場，抱持「拒絕做模範少數，支持我的非裔兄弟」態度。原因可能和這些台美人二、三代從小受美國教育，成長過程裡自身也曾遭遇歧視，因此對種族歧視有較深刻的理解，進而有較高的人權意識和質疑權威的精神。這樣生命歷程與經驗，也讓他們而能以更包容與關懷的角度看待種族問題。
這次事件，不同世代間對於種族抗爭的態度差異，也確實發生在整體美國華裔、亞裔的群體中。
張儀君認為，若能將族群主流化的概念納入，當少數族群和優勢族群競爭相同位置且兩方能力相當時，在決定人選時優先考慮任用少數族群，不僅能使少數群體的觀點在體制內發揮影響力，多元族群的能見度，更有助扭轉當前人們對種族和權力階級的僵化認知。
台灣的「在地視角」
最後，我們把視野拉回台灣：台灣的各族群間，雖然沒有如美國般的激烈衝突，但種族歧視問題與爭議，卻依然存在。
舉例來說， 2017 年的外籍移工阮國非遭警察近距離連續槍擊 9 發後身亡的案件，和此次美國佛洛伊德案的「執法嚴重過當爭議」，即有部分相似之處。去年被告警察遭判有罪，可緩刑──這個案子或許同樣值得台灣社會反思和警惕。在重大案件之外，許多台灣人對東南亞移工在文化信仰的刻板印象、生活空間上的隔離，是更密集、更日常、而更難以避免的結構性問題。
若更多台灣人在觀看美國的種族問題時，能全面觀察不同角度、深入事實真相，並據此作出獨立理性的判斷。同時當面對台灣本土的問題時，也以同樣的標準和同理心看待，或許台灣社會更能持續進步，朝向更加兼容並蓄的方向發展──擁抱多元，讓在這個社會中生活的每個人，都不必再為自己的膚色承擔生命的痛。
執行編輯：吳玲臻
核稿編輯：張翔一
